“1985 年11 月9 日，王学理同志开会宣布，撤消大厅后面长期一直坚持值班的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再无人值班。
“1986 年12 月5 日，王学理同志把大厅前五方的文物保卫工作正式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值班人员也全部撤回。王学理对我讲：今后大厅后面他准备在外地找一个老汉来值班，在未找来前，叫我先从发掘人员中抽上两个人临时值几天班，于是，我从发掘人员中抽调3 人值班，直到1986 年12 月27日王学理从咸阳叫了一个叫冯孝民的老汉，接替了发掘人员抽调的3 名值班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就由冯孝民老汉一个人值班。直到将军俑头案发后的3 月5 日，我提出大厅后面要再增加人员值班，只一个老汉昼夜值班恐怕要出事。会上，王学理才同意增加一人，后来我又坚持增加了一人，这时大厅后面包括老汉在内共有3 人值班。当时值班人员问我，已交给秦俑馆的文物咱管不管，我说都是国家文物，也应该给看管。
“在这期间，王学理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戴上徒有虚名的保卫干部的挂冠，但均遭到了我的拒绝。我知道自己担不起这个担子，也无能力无条件负这么大的责任。因我不接受，还和他吵过几次，我曾经对他说：你不要一口一个保卫、保卫的，具体他说我只是负责兼管大厅的几个值班人员，要搞队上的整个保卫，咱们工地大，文物重要，我是个业务干部，既看两个探方，又分工管理考古发掘现场，抽时间还要搞业务矾究，是根本兼管不了整个保卫工作的，你从上面要个专职保卫干部不是更好吗？王学理对我说：我养活不起一个专职保卫干部。他这个话我曾向工地的王玉清、张占民等人讲过，就在将军俑头被盗的前一两个月，王学理个人和我谈不通，又从考古所叫来两位领导跟我谈，当时我仍未接受，并且态度坚决地重申了我的以上理由。
那次的谈话考古所领导都有记录，可以证明我没有接受这个要求。既然队上找不到保卫干部，作为常务队长的王学理，就应及时向上级申请要专职保卫干部，落实安全措施，但可惜的是王学理同志没有做这个工作，致使将军俑头被盗。”刘占成说到这里停住，眼睛显着激动的光望着我，似在听我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我没有吭声，只是将烟蒂轻轻地捏压在烟盘，继续听他按原有的思路讲下去。“处分决定称：今年二月，在副队长王学理不在时，虽未明确让我代职，但让我招呼队里的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事实是，今年二月，正值工地春节放假，王学理和我是节日值班带班干部，但他却不来工地，后来不知谁批准，有何事，他又突然决定去北京。在王学理去北京前，不是明确让我代职，而是根本就没有让我代职，只是分头安排了一下工作而已。当时他说去四、五天，但却迟迟十几天才归。
“我清楚地记得，王学理走前，交待给我的工作有二：一是招呼好节日值班人员，二是管好开工后的发掘现场工作。对于修复上的工作和放将军俑头的仓库的钥匙，他是通过屈鸿钧另外安排的，与我毫无关系。二月十二日，我结束了院子管理节日值班人员的任务，十三日正式转向大厅发掘现场的管理，十八日修复上的将军俑头被盗，这能说是我的责任吗？”刘占成说着，站起身，显然是有些过分激动以致使他焦燥不安，在屋里来回踱步。坐在我们身旁始终未作声的刘占成的妻子望着丈夫越发黑红的脸，小声说道：“算了吧，说这些有啥用？还是喝点水，说些令人痛快的事吧。”“那武士俑头的丢失是怎么回事？听说公安机关破获此案后，秦俑馆和考古队都不承认自己丢的，那到底是谁丢的？”我想起新华社曾向世界播发的那条令人困惑的电讯问道。
刘占成再次点上一支烟猛吸着，点点头，沉思片刻：“这个问题是较复杂。”他似乎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这样说吧，在武士俑头丢失时，秦俑坑一号大厅已被分割成前半部、中半部，后半部三个部分，你知道在盖大厅时这些兵马俑已全部用土回填，也就是又全部用土埋了起来。到1980 年时，前半部的兵马俑已重新发掘出来，并经过修复，大部分又在原地站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分。
“前半部修复好后，考古队又将后半部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并修复了一部分，这时，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进行了移交，事情也跟着来了。按规定秦陵考古队要将前半部和后半部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属于考古队管理和发掘的只有中间那一块。可王学理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全部移交了这两部分文物后，又在自己起草的关于文物保卫中的协议中糊里糊涂地写道：‘前五方坑中存放的文物由秦俑博物馆承担文物安全及卫生工作’。至于后半部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归谁管协议中却没有提出。如果不出事双方都你好我好相亲相敬，可偏偏事情就出了。1987 年3 月27日，肖建国混进了展厅后部，趁值班人员不注意，脱下褂子将一个武士俑头包起来悄悄地顺着地道口也就是一号展厅的后门溜了出去，这时博物馆和考古队谁也不知道。
“案子破获后，公安机关来问，说是肖建国盗走的俑头是大厅后部的，而这一部分的文物就是属于秦俑博物馆的，如果没有协议书，责任肯定要秦俑馆承担，可这时秦俑馆将协议书拿出来，祸就落到了考古队的头上。刚才我已经说过，王学理跟人家签的协议书是前五方的文物安全由秦俑馆负责承担，那么中间和后部由谁承担？尽管协议书上没有写明，但当公安机关来人询问时，考古队一方咬定文物是秦俑馆的，应由秦俑馆承担责任，与考古队无关。但秦俑馆一方却在协议书的文字中作文章，尽管文物属于秦俑馆，但安全保卫却归考古队，武士俑头的被盗责任应由考古队来承担。所以就有了新华社发出的令人困惑的消息。可事情推来推去，还是人家秦俑馆占了上峰，这个糊涂协议给考古队带来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大祸，我自己也在这场大祸中倒了霉。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王学理同志起草的这个协议书以及和秦俑馆的签字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说文物局把武士俑头丢失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给我的处分是不实事求是和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决定是对一个公民人格的公然践踏。”“那么您认为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是10 点多钟，决定在临走前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件，主要原因固然在主持队务工作的常务副队长王学理身上，但是作为主管部门的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前几年大兴安岭的火灾事故，林业部长被撤消了职务，那是因为林业部长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无数事实证明，一些因官僚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及影响远远超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等问题的本身。许多重大事故，大多与官僚主义者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切事情都不会是孤立的。作为文物局、考古所一个下属单位的秦陵考古队，能连续发生秦俑头被盗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奇怪的是，关于将军俑头案重大责任事故的处理，对本来没有责任的普通考古队员强加处分，作了错误处理。而对主管的领导者，却避重就轻、应付过关，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事故不作任何处理。难道说他们真的没有责任和不该受到处分吗？我认为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事实足以使他们受到处理。“第一，作为主管部门的文物局、考古所，对秦俑这样大、这样重要的考古发掘工地，一不配备保卫专干，二不拨保卫专款，并对长期文物管理混乱的现状不认真检查，同时不切实落实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以至导致了俑头连续被盗，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第二，秦陵考古队修复上的值班撤消长达一年之久，将军俑头这样贵重的一级甲等文物长期放置在杂品库中，局、所领导竟全然不知，这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
“第三，作为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工地检查，当要看杂品库时，王学理同志说里边没有啥，他竟轻信了王的话而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对杂品库未作任何检查，以致酿成了库内将军俑头被盗的重大事故。“第四，1986 年11月25 日，我当面对来工地的局领导人×××和队长王学理等明确指出：秦俑工地大，文物贵重，需派一名专职保卫干部，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既不认真落实，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其最后的恶果是将军俑头案发。“记得在影片《汀泗桥之战》中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叶挺曾当面严厉批评他的老同学黄琪翔，对汀泗桥战斗失败的责任难道要推到一个下级军官的身上吗？这话寓意深刻，值得每个主管秦陵考古队的领导者深思和反省。将军俑头案处分了考古队的三个人，事情似乎结束了。但事实上是对没有责任的普通业务干部不公正的处分，又制造了一桩新的冤案，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发出呼吁，让上级领导人和纪检机关对将军俑头案的处理作进一步彻底的复查，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应严肃处理，对官僚主义应予以追究，对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应尽快平反昭雪……”墙上的时钟敲响了十二声，打断了刘占成满含怨屈悲愤的叙说，也向我提出了应迅速离开的警告。我草草地收起采访本，告别了刘占成和他的妻子，在漆黑的夜色中向我栖身的秦俑馆家属院最后一排单身职工楼摸去。
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依然显现着刘占成那慷慨激昂的音容声貌。四周极静，只有风声不断传来，我越来越感到刘占成的叙说已远远超出了案情本身而具有了更加深层的意义和内涵。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更加扑朔迷离，像一团迷雾难以令我看到真实面貌和窥视那曾发生和存在过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既然我已踏进了这个神秘的区域，就索性辨清整个事情的真伪，透过弥漫的雾，去寻求一种更合乎情理的真实。
我决定去一趟西安，找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也许在他的心中会装着对事情的另一种全新的见地，我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寻求一种更清新的东西。
王学理说：我无罪
三天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家属院的一幢半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
和刘占成相比，他显得过于消瘦和老气了些，但这位60 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虽近“知天命”之年，但那双明亮的眸子和看似颇有些潇洒的举止，又让人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说明了来意。
他望了望我，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这种微笑的背后带着一种优郁和苦涩。他说：“现在报刊对这个案子及失盗原因的宣传已经不少了，也有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出现。但这些文章又大多把我王学理漏掉了。我没有功劳，连苦劳也没有，现在是孤单无援。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贪财忘义，崇权谄媚，凭借手中的笔杆子树起了一些高大的偶像，并在这些偶像身上附会上一些近似传奇的故事，以歌功颂德，使偶像更加高大壮观。而把我的形象从反面来描绘，甚至写成小丑。让一个小丑来主持考古队的工作，那么丢东西就成了必然结果，文章也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轰动效应。”“请您不要误会，我只想了解一点将军俑头案的真实情况，并不想把谁树成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谁写成小丑。何况从美学角度上看，旦角生角与丑角一样地令人可爱。或许丑到极至便是美到极至呢！”我说出了我的本意，同时在走向他的心灵深处。
“你的话到是满有些戏剧意味。”王学理依旧微笑着，但看得出他的精神渐已爽朗起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么！”我答。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间屋里，抱出一捆打印的材料，顺手取了一份递过来。我一看，吃了一惊，足有三万字的材料清楚地印制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冤案为何平反不了
——我的第30 次申诉
王学理
“你也在喊冤叫屈？”我问。
“有冤必喊，有屈必叫，这是我们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答。
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 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