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他饭菜票输得也还大方的面子上，我就去找了毛老师。开玩笑地说：他懂苗语，是否可以等同掌握了一门外语？毛老师放肆笑，然后很慈善地同意了。
好多年后，突然听武汉的同学说毛峰老师猝然去世了。这一噩耗确实让我们扼腕痛惜了好长一段时间。
武汉大学的校区相当大。我们住在东湖旁边，当时叫“湖滨八舍”。那地方依山傍水环境很好，却隔所有的教学楼都有比较远的距离。我选修的课很杂，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管理、图书馆系等多门课程。考虑到每天都要走很多路，我就把自行车托运到学校，这样就快捷多了。厚春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就动了心。但是他比我大方，索性在武汉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他其实很会划算，“毕业后再托回北京去，老二正好缺一辆车。”
校区内的道路却极不平坦。从湖滨八舍出门，无论往哪个教学楼走，都得爬一道大坡。那坡很陡，骑车很难蹬得上去，只好推着往上走。好在有上坡就有下坡，时间方面到底也能省一些。我们班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很聪明，老是坐在我车后架上搭便车。上坡的时候他们也舍得出力，在后面使劲推。上到坡顶就享福了，屁股一撅蹭上去，一路春风。自行车流星般地超越一拨拨步行的同学，那会儿就显得格外神气。
有一天我们全班都去听哲学系肖萐父教授的课，这是一堂期盼已久的大课。肖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主持了《熊十力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那部著作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碑”。他还与李锦全先生共同编撰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文科大学一直采用的教科书。肖先生当时除了带研究生就只是潜心著书，已经很少授课了，因此他的讲座非常难得一听。全班同学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想去抢占个好一点的座位。仰仗着有自行车，我走得比他们稍晚了些。关好宿舍门，却看见走廊内还有个瘦小的身影在那里徘徊。那是我们班上的女才子王英琦，一个看上去十分让人怜惜的弱小皖女。她见我要走了，获救一般朝我呼叫，“哎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我赶紧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房间的开水瓶里面还烧着水，电热水器没有拔。更要命的是那房门，想进去拔插头却打不开，她的钥匙被反锁在里面了。这事当然非同小可，我得替她想办法紧急处置。那事得耗费时间，又要赶去听课，汗都急出来了。最后好像是用一张硬卡片之类的东西给弄开的，进门一看，水瓶在一边，热水器在另一边，根本就没有烧开水那回事。王英琦自己先笑了，说，我忘记了，以为还烧着呢。当时我心里那火都快点着了，扭头就往外走。我甚至认为她的门钥匙也没有忘在房间里。王英琦紧跟在我身后也出了门，说，呀，听课来不及了，你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吧，帮忙帮到底嘛。有什么办法呢？上坡的时候还不好让她在后面推，真的有一肚子的别扭。
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严婷婷。云南女子，婷婷玉立一副好身材。她的作品写得很好，为人也十分文静。我记得刚入校那天，她跟主管我们班的萧老师请求，想把她爱人晓剑也弄到班上来读书，不料还真的获准了。主要是原先定了要来的作家，因为种种原因又不来了。就跟我们省的谭谈、古华一样。还有上海的王安忆，河南的张一弓，好多人都不来，就腾出了不少空额。于是我受了启发，也去找萧老师，说我们湖南还有一个叫龚国才的青年作家，也很想来读作家班。其实我并没有征求小龚本人的意见，事先连电话都没给他一个，可见也是没抱多大指望，却同样获得了批准。龚国才当然觉得喜从天降，他爱学习，也发表过非常不俗的作品。他的笔名叫晓宫，一个很有日本味的名字，毕业后果然就去了日本。龚国才到学校来的时候已经开课一段时间了，这是件好事，免除了入学时候对我们的那几场严格的考试，为此他由衷地对我感谢不尽。但是我这个人绝对饮水思源，很认真地告诉晓宫，你能上作家班，首先得感谢严婷婷。若不是受到她的启发，我绝对不会想到把你龚某人弄到珞珈山来。晓宫听得好笑，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让我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其实晓宫是个非常好的小兄弟，同我和厚春形影不离。我们学什么他就学什么，我们有什么他也得有什么，半步都不拉下。厚春跟我学着打领带结，他也对着镜子发奋地练习。看见我们有自行车，他也弄了一辆旧车过来，咔嚓咔嚓地满校园跑。一到星期天，经常是三辆单车并驾齐驱，或经水果湖迂回到中南商厦，或干脆直奔汉口商业街。晓宫外表上穿戴得有条有理，却有些丢三拉四的习惯，每次车出校门，他都惊呼：呀，我身上可没带一个子儿啊。我们当然不会让他再回去取钱，就替他付账。时间长了，这位老弟总是忘记带“子儿”出门，倒是让人产生了怀疑。
他特别认真，人又很聪明，这两者集中在他的身上，倒是产生了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有一天下了课往宿舍走，正值春花怒放的时节，武汉市至少有两万来人到我们学校来观赏樱花。樱园那一带游人密集，道路堵塞，挤出了我们一身的汗水。振国兄怒目直视观花者，愤慨地说，还有一点爱国心没有啊？这些树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当时这里是他们的战地医院，为了安慰伤兵的怀乡之情。岂不知那时候鬼子们正在南京屠杀我们的同胞呢。说完，他昂首阔步地朝前挤，带头撞出一条血路，气呼呼地走向湖滨八舍。晓宫望着他的背影，站在原地半天没动。然后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班上得轮流值班才行。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晓宫似乎有点急了，“真的。你信不信，振国老兄说不定会半夜三更爬起来，拖一把斧子劈了这些樱花树。”当时还有几个同学在边上，听得哈哈地笑。我以为这是晓宫的一种幽默，听听就算了，不料他还真当一回事，下午又正经八百地告诉了班长。吃晚饭的时候他还特意端着饭碗到了我们房间，问值班的事情落实了没有。我朝他打量了好长时间，真的弄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常言道“事不过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值班的事，显然就不能认为仅仅是一种搞笑了。那又会是什么呢？难道真的以为瘦弱的振国老兄会朝那些美丽的樱花树磨刀霍霍？这种想法才是真正地搞笑呢。
晓宫看上去显得很稚嫩，因此无论在谁眼里，我们班上最像大学生的人就是他。一付深色宽边眼镜，一头浓密硬扎的黑发，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强劲头。其实龚国才也是个历尽了苍桑的苦孩子。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还结得比较晚。夫人是当地出了名的小美女，据晓宫说，那女子是他从有暴力倾向的人的手心里夺过来的。龙争虎斗了好长时间，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让那个人朝着他的肚子上狂打三拳，从此名花有主。晓宫形容说，那人攒足了全身力气，“咚！咚！咚！”于是他感觉到全世界都被震动了三次。
毕业那年，他的爱妻正好要去日本留学，晓宫就办了陪读手续东渡日本，从此一去不回头。起先他在东京做点小生意，日子应该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他爱面子，不肯多说那段生活。十多年后，晓宫忽然回来了，质地很好的白衬衣外面，罩了一件闪闪发亮的缎子马甲，还真是有点日本银行家的派头。他们小伉俪居然还带回来三个孩子，阶梯似的，让我百思不解。身处异域，无亲无故，生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水哥，你这就不知道了。”他很国际地告诉我，“在日本，孩子生得多，做生意是可以免税的。”我便不敢再往下问，怕更加露拙。如此天壤之别的国情，当然只能令我瞠目结舌。
那次回来，我觉得是晓宫的日本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他一定让我马上给厚春打电话，然后接过电话，不容厚春说任何话，开口就让他当天从北京飞来长沙。“小事一件。所有费用我都包了！”他很豪气地挥着手。我在边上听得想笑，真正的今非昔比啊，到底不是一个子儿都不带的年月了。
谁知那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与晓宫的永别。第二年一个深夜，晓宫的太太打了个越洋电话给我，没有说话先就大哭，痛不欲生。后来我给晓宫打电话过去，很沉重又非常直接地说，晓宫，回来吧。一个大男人，何必将一把骨头抛在异国他乡啊？晓宫知道这事肯定是他太太告诉我的，就笑着说，水哥，别听她的。实在不行了我会自己告诉你的。可现在，嘿，我还没有呢。早着呢。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不行了。只几个月的时间，他夫人就捧着骨灰盒回来了。入土的时候正值非典流行，同学们都赶不过来，我自己驾车一路上闯过了若干个消毒站，赶往醴陵，亲手把持着晓宫的骨灰盒，送他魂归故里。
后来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感慨不已。武大首届作家班已经走了两名同学，一位是年纪最大的刘亚舟，另一位竟然是年龄最小的龚国才。世事难料，尤其这阴阳两隔的事情，谁也算不准啊。
两年的时间，大发其迹的事情也是有的。学校大门对面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餐馆，那是我们班同学经常光顾的地方。谁有客人来了都往那儿带。外面几乎每天都有各个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来约稿，然后就请吃饭，脚一抬，必定得去那个地方。说实话，那里的菜毫无特别之处，服务、卫生之类的条件根本就谈不上。没办法，周边地区独此一家，没有其他选择。经常是一走进去，满堂子都是作家班的人。大家彼此一笑，心照不宣。又来了？哈。
回想起来那餐馆确实很破烂。发黑的木板钉成墙壁，顶棚上尽是些窟窿眼，天晴露光下雨漏水，还生怕掉毛毛虫下来。就是这么一个不雅观的去处，赚足了我们作家班的钱。那些和我们有稿约关系的出版社，杂志社，都在那里大把大把地抛洒银子。老板的样子我都记得很清楚，态度挺好却极会掐算，连个像样的服务员都不请。到我们毕业的时候，那餐馆忽然就面貌大变，红墙红瓦白瓷砖，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后来我们回学校聚会那房子还在，生意仍然红火。我们进到里面故地重游，看着那四面光洁的屋子，几乎都能指出来哪块砖哪片瓦是我们班上哪位同学捐献的。真的有那种感触。
不过后来那餐馆就看不到了。学校周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很多物件便成为消失了的历史，再也无法复制。
像我们当时的插班生制度，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了。作家班后来又办了两届，我们省有王平、彭东明两位作家成为了我的学弟。再往后就没有办了。时局和环境都在不停地发生变化，作家班显然也归入了历史。有些东西还真是说不清楚，往往要等到他成为历史之后，人们才愿意回望那曾经的存在。
后来有若干次机会回到珞珈山，心中总会涌起一种历史的珍贵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感觉也是绝对无法复制的。
翰墨缘
蒋子龙
中国有个习俗，称书法家写的字为“墨宝”。无论是向书法家买字或要字，都叫“求字”。一“宝”一“求”，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书法的崇敬。因此书法家架子大一点，墨宝难求，也是理所当然。如果哪位书法家毫无架子，字也好求，就会让人感到格外新奇，无比欣慰，然后蜂拥而至……天津书法界就真有这么一位公认“人缘儿好、好说话”的“好好先生”——宁书纶。
宁先生在书坛上也算“有一号”——天津话里的“有一号”就是“数得着”、在前面占一席地位，相当于官场中的一二把手以下，常委以内。他八岁学书，“以唐楷入门，精习柳、欧、赵，研临隶书及魏碑诸体，博采厚积，然后确立自家面目。其行其楷秀而不媚，畅而不浮。”宁书纶至今已写了70年，从未辍笔，用秃 3000多管毛笔……
老先生一管在握，汪洋恣肆，含情万里，笔墨如风行雨散，润色花开。放下笔为人，却极其谦恭仁厚，随和通达，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应诺不是一时的盛情难却或兴之所至，而是半个多世纪来一贯如此。人们都说字如人，人如字，但初识宁书纶的人，却似乎难以把一个言行规范、举止一板一眼的人同他那隽秀清丽、超逸悠然的墨字协调统一起来，反差越大，相互映衬越有趣味。只有交往深了，才能发现他的人和字在骨子里的和谐与一致。所以他的笔墨春秋就有点意味，在不计其数的书法家中，他是少数能用笔墨在宣纸上广结“天下之缘”的……
与农人
几年前，宁书纶接到甘肃一位农民的来信：“由于国家政策好，我发家致富了，盖了新房子，屋里想挂幅字，字比年画好，永不过时，永远好看，偏巧我的先人传下来一幅于右任的中堂，想配副对联。想来想去求您最合适，因为您人好字好……”宁先生着着实实地惊奇了一番，感动了一番，如今的农民可真了不得，居然收藏着于右任的字，更怪的是还知道有他这个宁书纶，知道他在天津。虽然地址写的驴唇不对马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许多年来他可没少收到这样的怪信，只要前面写上了天津市，后面不管胡乱写个什么地方，邮递员总能把信送到他的手上。
宁书纶当晚就写了副对子：“丽日风和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
第二天亲自到邮局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农民又来信，说没有收到，求老先生再写一副寄去。这回收到了，还寄来二斤炒蚕豆表示感谢。蚕豆炒熟后叫“蹦豆儿”像玻璃球一样又硬又脆，当然也很香。宁先生开心大笑，即便自己有副钢嘴铁牙，用了快八十年也已松动破损，对付不了这硬蚕豆。
他把炒蚕豆送了人，却紧跟着又接到七、八个甘肃农民的来信，也都说自己有幅于右任的中堂，要配副对子……又逗得老先生好不开心地笑了一阵，以后很长时间只要一提起这件事还会笑。这就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