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
是“犯了错误”，但也不够十分深刻。会议中，洛甫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
都对博古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意”，洛甫还说，“三人团”指挥红军反对
五次“围剿”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堡垒对堡垒，兵
力分散，不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打击蒋介石，红军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犯了
“逃跑主义错误”，等等，但是他的发言，也没有全部击中要害。只有毛泽
东根据所掌握的具体材料，结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又参照了洛甫等人的发
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
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
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
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
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
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这个发言，既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博古讲的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
他的报告不实事求是，而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又指出“三人团”所犯的
错误属于“军事路线的错误”，给他们的错误上了纲。尤其是从“三人团”
指挥五次反“围剿”错误的三个阶段中概括出来的实质性原因，更是“鞭辟
入里”，使参加会议的人们都“感到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五次应
‘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参见1991
年7 月29 日、30 日《光明日报》），也像列宁那样，“把最纷乱的事情描
写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斯大林语，见《论列宁》）。
并且，问题越是复杂，越能看出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1939 年的
时候，谁能准确地回答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和“实
质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得了的。而毛泽东仅仅
通过对党成立后18 年的革命实践过程的简单回顾，极为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
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
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
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
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
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
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
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
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共产党人〉发
刊词》）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基本规律”。这个概括准确而简洁。
另外，他在揭示这个规律的同时，又鲜明地指出了党在革命中战胜任何强大
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同上），这
就是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概括得也十分恰
当。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类似于上述的情况很多，例如，游击战争的基本原
则是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仅用“十六字诀”就把这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阐述
得既全面，又科学。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和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这也是很
难确定的两个问题。毛泽东说，“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是“不但要看干
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领导者的责任”，
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出主意”，一件是“用干部”（《中国共产党在民
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这些复杂的事物，他也都能举重若轻，从中抽取
出极其贴切的本质和规律。其他诸如“了解情况”，他说是属于“认识世界”
的问题，“掌握政策”，他说是属于“改造世界”的问题（《改造我们的学
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关于重庆谈判》）。。。。
他把“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用”、“工作”这类个别事物，都
能提到更高一个层次，甚至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因而都显得格外深刻
精辟。
此外，毛泽东对反动事物或错误言行本质方面的揭露也是相当深刻的。
比如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发表的“白皮书”的揭露，对国民党反
共顽固派反动言行的揭露，对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揭露，以及对党内自由
主义、不良作风和“党八股”的批评，等等，都能从本质上着眼，因此都显
得十分准确、尖锐，使得反动和错误的东西几乎没有藏身之地。这是毛泽东
语言准确反映本质和规律的又一个方面。
2。恰当地作出英明的预见
“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
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毛泽东语，见《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毛泽东与这样的“普通人”不同，他善于拨去眼前的迷雾，
洞察将来。这是他的语言具有精辟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毛泽东都恰当地作过
一些预见，尤其以关于战争问题的预见最为突出，也最准确。在抗日战争全
面展开的第二年，即1938 年5 月，他就在《论持久战》中预言，中国抗日战
争全过程将是一场“持久战”，并预言这个“持久战”的全过程将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
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
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他估计，日本的整个当权阶级必然是“日益法西斯化，
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这些都属于宏观预见。在《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不但在山区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在乎原地
区也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之
后，毛泽东就认为这个战役将是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37 年7 月日寇全面进攻并占领中国大片领土
之后，毛泽东就反复告诫人们，日本侵略者进攻到一定时候，为了巩固已经
占领的土地、分裂中国的抗战力量，必然要“施放和平烟幕，出以诱降手段”，
因而随之要出现一些降敌的汉奸（参见《论持久战》、《和英国记者贝特兰
的谈话》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便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作出
判断，认为蒋介石一定要发动大规模内战，解放战争不可避免（《抗日战争
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些都属于微观预见。这些关于战争问题
的预见，无一不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抗日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并且基本
上经历了毛泽东所讲的三个阶段；日本侵略者确实“把战争支持到崩溃的一
天”才停止战争；抗战中不但建立了许多山区的根据地，而且平原地区的游
击战争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确成了希特勒灭亡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明显的转折标志；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立定脚根之后，便大放“和
平烟幕”，积极诱降汉奸——汪精卫等降日，成立汪伪政权，并签定日汪卖
国条约；日本投降不久，果然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内战，我党不得不投入为
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预见，真像“计
算尺般的那样精确”（美国作家R·特里尔语，见《毛泽东传》修订本）。
毛泽东对其他问题的预见也同样精确。其中他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对全
国解放后，党内将出现骄傲情绪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影响更大。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便是明证。
这些预见对指导其后我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
史作用。
当然，毛泽东所作的预见，有时也出现一些误差。比如1945 年2 月15
日在延安党校作的一次讲演中，他推断日本帝国主义何时彻底失败时讲：“看
样子几个月还不会倒，今年也还不会倒，明年还要再看。”（《时局及其他
问题》）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比他的预见提前了，它在当年的八
月份便宣布投降。这原因，与前苏联出兵东北偶然事件有关。不过，这样的
失误，影响不大，因为把事情看得复杂一些，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或大一些，
总是利多害少。
总之，由于毛泽东具有善于预见的能力，所以才使他不但成为伟大的语
言大师，而且成为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同时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
二语言的严密性技巧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严密的逻辑性上，即体现
在概念准确、判断准确和推理准确。在这里，仅从他精确的词语、严密的句
法和周圆的章法，具体而系统地评述他的语言的严密性。
1。词语的精确性技巧
毛泽东的用语精当贴切，主要因为他一能精当地选用词语，二能对有关
词语作严格的限制。
①精当地选用词语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当作者讲思想的反作用时
这样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
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在讲认识世界的目的时，作者又这样说，“无产
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前者用的是“先进阶级”，而
后者用的却是“无产阶级”，既没有都用“先进阶级”，也没有都用“无产
阶级”。这里涉及到准确地选用词语的问题。平时，人们对“先进阶级”和
“无产阶级”这两个词语往往不加区别，实际上，这两个词语并不总是同一
概念。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先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这特定的
历史阶段，“先进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概念；而在此之前，从奴隶
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前后，其先进阶级是地主阶级；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
主义社会前后，其先进阶级是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
其先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了。毛泽东讲思想的反作用，是属于社会总体范围
的事，他就用了“先进阶级”一语：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讲改造社会和世
界，自然就用了“无产阶级”一语。
毛泽东很善于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准确地反映思想内容的实质。让我们
看下面一则实例：
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
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
产》）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美国大使赫尔利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与蒋介石一唱
一和，但又不能不顾及中国人民的反对。这段话中许多词语用得都很好，其
中“暂时”和“藏”两个词用得更好。“藏”是回避或躲避的意思，但不宜
用“回避”或“躲避”来替换，因为无论是“回避”还是”躲避”，都还容
易找得到，而一“藏”，找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而且这个“藏”字，又可以
让我们体会到，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合作”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很不正
经。用“暂时”这个词，说明赫尔利“藏”的时间不会太长，他认为必要之
时，还会露面的，也告诉人们，他的扶蒋反共政策不会改变。一个“藏”，
一个“暂时”，既刻画出了赫尔利的胆怯心理，又对赫蒋合作作了辛辣的讽
刺。“不三不四”是说蒋介石讲的话前后矛盾，不伦不类，很通俗生动。那
个“累”字用得尤其好。蒋介石真的累了？显然不是，或一半不是，或者大
半不是；是摹状？是夸张？抑或是讽刺？恐怕都有一点。一个“不三不四”，
一个“累”把蒋介石那副捉襟见肘的狼狈相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毛泽东运用词语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一般都能做到定量准确和定性
准确。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说，“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
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是说其数量不算多，仅仅是“一部分”，但性
质严重，是“非常”；“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呢？是“减少了许多”，但“这
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从“根苗上还没有肃清”，并且还“深
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现象的数量是不多了，性质上还是严重的，因
为造成现象的根本未除，同时根本未除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他说在党内存
在个人攻击式的批评现象，只是“有些”，数量不多，并不普遍；说批评者
不顾党内党外界限的现象，则是在“许多党员”和“一般党员”中都存在，
说明数量颇大，范围较宽；说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现象是“有一个时期
发展得很厉害”、“很严重”，说明性质虽然相当严重，却并不是长期存在，
至少当时存在已不太严重了；说“主观主义”现象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
可见数量不很多，只是少数党员，但性质严重，是“浓厚”；说“小团体主
义”现象经过批评，仅仅是“残余”了，可见数量不多，性质也不严重；说
“享乐主义”现象“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说明数量不少也不多；说“离
队思想”的人是“与日俱增”，说明数量在逐渐加多，情况严重；说“盲动
主义”现象也是“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