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发现的危险开枪射击，除非那个地方很安全，又没有什么人。”
“也许他使用了消音器。”
“子弹上没有与橡胶或棉花摩擦的痕迹。”莱姆反驳道。
“但是那个人怎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挨枪的呢？”班克斯分辩说：“我的意思是，现场没有任何血迹。”
“我敢说被害人是脸部中弹。”莱姆说。
“是的，没错。”班克斯回答，脸上带着自嘲的傻笑。“你怎么知道？”
“被0。32口径的子弹射中面部会很痛，会完全丧失抵抗力，但流血不多。只要不射中脑子，一般不会致命。被害人处于这种状态下，那个不明嫌疑犯可以随意把他带到任何地方。我说‘那个不明嫌疑犯’，因为嫌疑犯只有一个人。”
一阵冷场。“但是……现场有两组脚印。”班克斯声音很小地说，好像正在拆除地雷的引信。
莱姆叹了口气。“脚印只有一种，是同一个人走了两次留下来的，目的是愚弄我们。还有，往北和往南的脚印深度完全一样，所以他并没有抬着两百磅重的人走来走去。被害人是赤脚吗？”
班克斯翻了一下记录本。“只穿着袜子。”
“好，这表明嫌疑犯穿上被害人的鞋子，自作聪明地走到梯子那里，又折了回来。”
“如果他不是从梯子上下来的，他又是怎么走到埋尸地点的呢？”
“他带着那个人从铁轨上自己走过来，大概是从北边方向。”
“不论哪个方向都没有别的通往街区的阶梯呀。”
“但是有和铁轨并行的隧道。”莱姆继续说。“它们与十一大街边一些旧仓库的地下室相连。禁酒时期有个名叫欧内·马丁的歹徒挖通了地下室和隧道，通过这条渠道把私酒偷偷搬上纽约中央列车，运往奥尔巴尼和布里奇波特。”
“但为什么不把被害人就近埋在隧道旁，为什么要冒着被人看见的危险把那家伙拖到高架桥下？”
莱姆现在有点不耐烦了。“你还不明白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吗？”
班克斯张嘴想要说什么，但还是摇了摇头。
“他就是要把尸体放在能看得见的地方，”莱姆说：“他希望有人发现它，所以才把那只手露在外面。他在向我们挥手，吸引我们的注意。很抱歉，你只有一名不明嫌疑犯，但他的聪明程度足以抵过两个人。在现场附近一定有一道暗门通往隧道，快去那里采集指纹。这可能没什么用，但你们还是得赶快这样做。你们知道这个案子的分量，尤其是当报纸开始大肆报导时……好了，两位先生，祝你们好运。现在，就对不起了。莱昂？”
“是？”
“别忘了第一犯罪现场。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得找到它，而且要快。”
“谢谢，林肯。别忘了看那份报告。”
莱姆说他当然会读，但他们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在撒谎。完全是谎言。
第一部 一日之君一日之君（6）
4
在莱姆遇到过的医生中，这位医生对病人的态度最好。而如果要论起对这一点的体验，林肯·莱姆无疑最有发言权。他曾经统计过，在过去的三年半里，他看过七十八位拥有学位、正式执业的医生。
“视野不错。”伯格望着窗外说。
“很美，是吧？”
由于病床高度的局限，除了笼罩在中央公园上方乌蒙蒙的天空外，实际上莱姆什么也看不到。自从两年半以前他从康复医院搬到这里来之后，那片天空——还有那两只鸟——就构成了他视野的基本元素。大多数时间，他都是把百叶窗阖上的。
汤玛士正忙着为他的老板做按摩。这种运动有助于莱姆保持肺部的清洁。然后还要为膀胱导尿，这工作每隔五六小时就要做一次。在脊髓受伤后，膀胱的括约肌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或者完全打开，或者完全关闭。莱姆还算幸运，他的情况是完全关闭，这意味着一天只需要四次由别人帮忙，用导尿器和润滑液打开那不肯合作的输尿管就可以了。
伯格医生在一旁看着这些程序的进行，莱姆也习以为常，对失去隐私权并不介意。对残疾人士而言，体面是最早失去的东西之一。有时在清洗、排泄和检查过程中，一不留意，就会让身体的隐秘部位走光，而病情严重的残疾者、真正的残疾者，以及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残疾者，都不会因此而介意。在莱姆待过的第一家康复中心，每当有病人外出参加聚会或准备赴约，所有的病友都会驾着轮椅聚到他床边，检查这位病人的排尿量，这是外出约会成功与否的晴雨表。莱姆有一次就赢得他的残疾朋友们的高度赞扬，因为他憋储的尿量达到了惊人的1430毫升。
他对伯格说：“你看看窗台，医生。我有我的守护天使。”
“哦，是老鹰吗？”
“是游隼。通常它们会栖息在更高一点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选择与我为邻。”
伯格瞄了那两只鸟几眼，转身离开窗边，让窗帘垂掩着。那个鸟窝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身材并不高大，但看上去很匀称，莱姆猜测，他一定是个长跑爱好者。他大约快五十岁了，但满头的黑发，看不到一丝灰白的痕迹。而他的长相也帅得像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
“这张床挺棒。”
“你喜欢吗？”
这是一张克林斯顿牌气垫治疗床，一个长方形的大家伙。它有气流支撑的床垫，里面有将近一吨表面涂硅的玻璃珠。加过压的气体充斥在玻璃珠之间，支撑起莱姆的身体。如果他的身体还有知觉的话，他会感到自己好像漂浮在空中。
伯格轻啜了一口咖啡。那是莱姆吩咐汤玛士准备的。在端来咖啡的时候，汤玛士转动着眼珠，低声对莱姆说了一句：“我们怎么突然变得有礼貌了？”才转身离开。
医生问莱姆：“你对我说过，你是个警察。”
“是的，我在纽约市警察局负责刑事鉴证工作。”
“你是被枪击受的伤？”
“不是，是在搜查一个犯罪现场的时候。有几名工人在地铁车站的工地上发现一具尸体。那是一个年轻的巡警，已经失踪了六个月——有一个连环杀手专门射杀警察。我奉命一个人到案发现场工作，在搜查过程中一根柱子塌了下来。我被埋了四个小时。”
“真的有人到处谋杀警察吗？”
“杀死三人，杀伤一人。凶手也曾经是一个警察，当过巡警队副探长。”
伯格看到莱姆的脖子上有块粉红色的伤疤。这是识别瘫痪者的标志——呼吸机导管插进喉咙里长达数月后留下的伤口。有人会依赖呼吸机好几年，有人甚至一辈子再也离不开它，但是莱姆——感谢他骡子般强壮的体格和医生的大力治疗——在发生意外后没有多久，就和呼吸机彻底摆脱了关系。他现在用自己的肺呼吸，就算在水里憋上五分钟气也没有问题。
“这么说，你是颈部受伤。”
“第四颈椎。”
“哦，难怪。”
第四颈椎是脊椎伤害的不设防区。脊椎伤害如果发生在第四颈椎以上，十有八九会造成伤者死亡；若发生在第四颈椎以下，伤者的四肢可能还能保留一些活动能力；但如果恰巧伤在臭名昭著的第四颈椎，即使伤者能够侥幸存活，也几乎已全身瘫痪。莱姆的四肢就已经丧失了运动功能，腹部和肋间的肌肉也大多消失，只能依靠横隔膜维持呼吸。他只剩头部和脖颈可以活动，还有肩膀能动一点点。惟一值得庆幸的是，那根倒下的橡木梁柱放过了一小股运动神经，使他左手的无名指还能活动。
意外发生后那一年像肥皂剧般的情节，莱姆对医生省略不提。整整一个月的颅骨牵引：用钳子夹住钻孔机在头上打眼，将脊椎拉直；十二个星期的颈椎固定架——用塑料护托和铁架环绕住头部，保持颈部不动。为了维持肺部运作，先插了一整年的大型呼吸机，然后又换成横膈膜神经刺激器。无数次导尿。无数次手术。麻痹性肠梗阻，压迫性溃疡，低血压，心脏缓搏。褥疮引发溃烂，肌肉退化导致挛缩，差点夺去他宝贵的手指活动。还有折磨人的幻痛——他竟然在毫无知觉的部位感到难以忍受的灼热与疼痛。
然而，他只告诉伯格最近困扰他的麻烦：自主神经异常反射。
这个问题近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头痛加剧。一些简单的原因，比如便秘，都会引发自主神经异常。他说这根本无法预防，除非避免任何压力和身体上的压迫。
莱姆的神经康复指导专家彼特·泰勒医生已经开始关注到这种异常反射发作的频率。上一次，大约一个月前，这一症状发作得非常严重，因此泰勒医生教给汤玛士一些应急的方法，可以不必等医生到来及时采取措施。并坚持要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设定在电话的快拨键中。泰勒警告说一次严重的发作足以导致心脏病突发或中风。
伯格对他的状况深表同情。他说：“在我进入现在这行之前，我主攻的是老年整形外科，遇到的大多是骨盆或关节复位之类的问题。我对神经学了解得不多。你复原的机会有多大？”
“零。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莱姆说。可能是觉得自己说得太快，他又补充说：“你明白我的问题，是吧，医生？”
“我想是的。但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莱姆摇摇头，甩开几丝下垂的头发，说：“每个人都有自杀的权利。”
伯格说：“我恐怕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在大多数社会里，你或许有自杀的能力，但没有权利。两者是不同的。”
莱姆发出一声苦笑。“我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我甚至连这种能力都没有。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
林肯·莱姆先后要求过四位医生为他实施安乐死，他们全都拒绝了。于是他说，好吧，我自己来。便开始最简单的绝食自杀法。但是这种慢慢饿死自己的过程，竟然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折磨。绝食导致他剧烈胃痛，还伴随着难以忍受的头痛，让他睡不着觉。最后他只好放弃。在这段过程中，他和汤玛士有过一次极其痛苦的对话，他请求汤玛士杀了他。这位年轻的看护眼含着热泪——只有此时他才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情感——对他说，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做得到。他可以坐在一边看着莱姆死去，可以强忍着不在紧要关头救活他，但他实在没办法下手杀了他。
后来，出现了一个奇迹。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在《犯罪现场》一书出版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他。其中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引用了作者莱姆亲口所说的一段话：
“不，我没有写下一部书的打算。事实上，我的下一个大计划是杀死自己。这是很大的挑战。在过去的六个月中，我一直在找人来帮我这个忙。”
这番刺耳的话引起了纽约市警察局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和他几个老朋友的注意。尤其是布莱妮（她说他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到死，他必须停止这种只考虑自己的念头——就像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还有，既然她已经来了，她想就应该告诉他她正准备再婚）。
第一部 一日之君一日之君（7）
那段话也引起了威廉·伯格的注意。一天晚上，他主动从西雅图打电话给莱姆。经过一阵愉快的交谈后，伯格提起他读过那篇关于莱姆的文章。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问：“你听说过‘忘川协会’吗？”
莱姆听说过。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追踪的“前安乐死”团体，一个比“安全通道”或“毒芹协会”更积极的组织。“我们的志愿者是从全国数十个希望接受自杀帮助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伯格解释说：“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伯格说他会持续跟踪莱姆的情况。在此后的七八个月里他们通过电话交谈过好几次，但伯格一直拒绝马上行动。今天是他们首次见面。
“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去吗？只凭自己的力量？
过去……
“像基恩·哈罗斯那种方法？没有。而且我觉得那种做法也不大牢靠。”
哈罗斯是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年轻人，因为全身瘫痪而决定自杀。在找不到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最终用自己惟一能够采取的方式结果了性命。凭借他仅存的一点活动能力，他在公寓里放了把火。火烧起来之后，驾驶着轮椅冲进火海。他死于三度烧伤。
这件案子经常被支持安乐死的人提起，做为反安乐死法造成的悲剧案例。
伯格很熟悉这个案例。他充满同情地摇摇头。“不，任何人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死去。”他评估莱姆的身体状况，看着那些电线和控制板。“你的这些机器都有什么功能？”
莱姆向他一一解释这些电子控制设备——用无名指操纵的“埃弗斯和詹宁斯”控制器，用嘴控制的吹吸式控制管，用下巴控制的摇杆，还有可以把他对着机器说的话转成文字显示在屏幕上的计算机读写机。
“但是这些东西都得需要由别人设定？”伯格问：“比如说，必须得有人去枪械店买来一把枪，把它装好，打开扳机，然后连接到你的控制器上？”
“是的。”
这会让协助自杀的人产生同谋犯罪的罪恶感，就像自己亲手杀人一样。
“你的装备呢？”莱姆问：“它们管用吗？”
“装备？”
“你用什么东西？对他们，恩，做那件事？”
“哦，它非常管用。我从没有听到一个病人抱怨过。”
莱姆眨眨眼睛。伯格笑了，莱姆也跟着笑了起来。如果你不能嘲笑死亡，那你还能嘲笑什么？
“给你看看。”
“你随身带着？”希望顿时在莱姆心中绽放。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温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