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和2001两年，彼得逊家的三个女孩子相继上大学，昂贵的学费使得彼得逊夫妇入不敷出，但他们还必须继续接济两个成年的儿子克雷顿和泰德。到本案发生之时，彼得逊家已经抵押上了大部分的房产，甚至开始变卖卡瑟琳的首饰等物，仍负债10余万美元。
卡瑟琳曾忧心忡忡地告诉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她很喜欢他们家在赛德街的大宅子，但她不知道他们还能在那里住多久。房子大，花费也大，光是夏天的空调，每月电费就得好几百，更不用说房子的年头儿搁在那里，需要大修之处比比皆是。比如阁楼上的蝙蝠窝已经糟蹋了屋顶，一到下雨就漏；比如白蚁已经蛀到了起居室，卡瑟琳请房建公司估过价，1万美元也不一定打得住；比如楼上几乎所有卫生间的管道都出了毛病，几个月来，全家人只能共用楼下唯一的淋浴……而所有这些，外人都是看不到的。每次家里开派对，摆在客人们面前的只是客厅里和游泳池边的冠冕堂皇。
卡瑟琳说她很累，忙完公司忙家里，伺候完老爷还要伺候少爷小姐。以前家里还请了一名钟点工，但现在已经请不起了。卡瑟琳说她甚至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
更糟糕的是，自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个月，也就是本案发生前的两个月左右，北方电讯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卡瑟琳自己就曾奉董事会之命，解雇了手下的数百名员工。后来，公司内部调整，对各部门实行关停并转，与卡瑟琳平级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陆续接到了红纸条（pinkslid，即解聘通知书）。就在11月底，卡瑟琳的直属上司也被炒掉了。上司临走前跟卡瑟琳透了一句话，说公司并非不需要人，而是想借此机会辞掉一批年龄大、工龄长、工资高的主儿，换进可以胜任同样工作而又报酬偏低的年轻人，这至少可以赖掉一大笔老职工们的退休金。
卡瑟琳虽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厄运，但也意识到，自己也迟早会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不仅将损失掉全部的退休金，以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几乎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卡瑟琳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
“但是，我们极富创造力的作家、具有杜撰和虚构天才的迈克·彼得逊先生，却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十全十美的方法。”简蒙·哈丁检察长说，“这个方法就是，制造一起人命事故，使卡瑟琳看上去像是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接着，奇迹般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彼得逊家不会再负债，不会再没钱住大宅子，也不会再请不起用人……如果有人以为，彼得逊先生此举只是保全了卡瑟琳的退休金，那他便是太小瞧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卡瑟琳之死还将给她的丈夫带来18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此计何其妙哉！”
在卡瑟琳过世后，北方电讯公司已先后开给迈克·彼得逊三张共计384166万美元的支票。
“更妙的是，”检察长继续说，“彼得逊先生对时间的把握。卡瑟琳一直是彼得逊家的摇钱树、下蛋鸡。彼得逊先生并没有愚蠢到杀鸡取卵。他是等到卡瑟琳可能被解雇，而且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毫不留情地、毫不迟疑地将对他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用处的卡瑟琳置于死地。”
“最后，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迈克·彼得逊从现场拨打的两个911电话。”
第一通电话，迈克·彼得逊告诉接线员他的妻子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然后，据哈丁检察长的意思，迈克只是“有选择地”回答了接线员的一些问题，说卡瑟琳还在呼吸，就挂断了。
第二通电话，只过了一小会儿，卡瑟琳便突然“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样，迈克没有回答接线员的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迈克·彼得逊打这两个911电话的目的，只是要告诉接线员他想说的话。当接线员向他提问时，迈克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尽可能不予回答，因为“他知道911电话都会被录音”。
“你们都看过《紧急911》的纪实电视专题节目，几乎所有拨打911的人都是想得到接线员的专业帮助，得到如何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处理紧急状况的指示。他们会认真回答接线员的问题，会问：‘我的妻子还在呼吸，但没有知觉，我该怎么办？’会和接线员一直保持联系，直至急救人员到达……但是，迈克·彼得逊没有这样做。”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简蒙·哈丁检察长面向陪审席，再次重复道，“而你们，将作出决定。”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戴维·鲁道夫几乎是紧接着公诉人的发言，他就手摁响了哈丁检察长留下的911电话录音。
“一个因痛苦和悲哀而激动得发狂的男人的声音。”戴维趁着迈克·彼得逊和玛丽·爱伦对话的间隙，及时插入一些评论，“……他是故意对接线员的问题避不作答，还是因突发的悲剧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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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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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电话结束了。“这，女士们先生们，就是迈克·彼得逊在刚刚发现卡瑟琳躺在楼梯底下时的声音。现在，我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回到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前，回到那个可怕的电话之前。”
戴维·鲁道夫说，1988年，卡瑟琳刚与她的前夫正式分居，迈克·彼得逊便不顾一切地堕入了情网。那时的卡瑟琳并不是北方电讯公司有6位数字年薪的高级主管，而只是一个进去不到一年，每月只挣3000美元的见习工程师。
所以很明显，将迈克吸引到卡瑟琳身边的并不是她的钱，全然不是。将迈克和卡瑟琳连在一起的，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儿才可能体会到的、令人倾慕的真挚的爱情。他们是灵魂伴侣，他们是恩爱夫妻，他们的感情和幸福与世俗之物毫无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座不大的房子里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好几年，直到迈克·彼得逊收到《战争时刻》的稿费，才搬进了赛德街1810号的大宅子。
为了佐证他的论点，戴维念了一篇凯特琳·艾瓦特1999年写的作文：
我记得，在我父亲离开后的一年里，我经常独自在楼梯的顶端凭栏而坐，听着我妈妈一宿一宿地啜泣。是迈克擦干了她的眼泪，替她找回了失去的勇气和信心，使她又重获真爱。在我的心底深处，我甚至觉得，我从一开头就欠了迈克。是他替妈妈找回了幸福。
戴维·鲁道夫说，在卡瑟琳出事的前一天，这对夫妻一起去买了圣诞树和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一起去参加了节日派对。在卡瑟琳出事的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庆祝了迈克可能会签订的好莱坞合同。9点半，迈克的儿子泰德和女友亲眼看见迈克和卡瑟琳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喝酒、看电影，这对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不正常。同样，11点零8分，卡瑟琳的加拿大同事海伦·普斯林打来电话时，她能听到背景中迈克的说话声，她也没有察觉出彼得逊夫妇之间有什么不正常，诸如拌嘴、打架、或卡瑟琳讲话的声音很紧张、或告诉海伦她必须得挂断电话等等等等。
然后，半夜时分，夫妻俩一起在游泳池边坐了一会儿。这是他们就寝前的习惯，迈克要抽烟斗，卡瑟琳要抽几支烟。1点45分到2点之间，卡瑟琳进屋前，她告诉迈克她这就上楼睡觉，她说她不希望在上午的电话会议时迷迷怔怔的。
那是迈克·彼得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妻子活着。
戴维说，不错，卡瑟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有007，比法定的酒精中毒标准低3个点。但是，卡瑟琳的体内还发现了维鲁穆，一种治疗头痛和晕眩的药物。卡瑟琳的朋友们将向法庭证明，好几个星期来，卡瑟琳一直说她头痛头晕。被告方聘请的医学专家将向法庭证明，让酒精和维鲁穆“混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可能的效果是，其中的一样会使另一样更加醉人”。
而且那天晚上，卡瑟琳“脚上穿的是夹趾拖鞋，她走上一架窄窄的、陡陡的、照明极差的楼梯，楼梯的地面只有光秃秃的、硬硬的橡木板，上面什么也没铺”。
“杜尔罕的警察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迈克·彼得逊往最坏处想。”戴维说，“究其原因，明白地说，就是由于数年来，彼得逊先生曾多次指责警方的工作。”
迈克·彼得逊——好也罢，坏也罢——是一个心直口快，有话就说的人，他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中曾先后发表过20到30篇批评警方的文章。
戴维·鲁道夫有选择地向陪审员们念了其中的几篇，然后说，带着这样的偏见，又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于是，办案人员们在本案的侦破过程中，时时处处只刻意寻找能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而故意忽略其他方面的事实。或者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于他们的观点有利的解释。比如，警察们最初怀疑迈克·彼得逊谋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身上有血。“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他曾经搂抱过他的亡妻，他的身上怎么可能没有血？”
引起警方怀疑的另一点是，当急救人员赶到时，卡瑟琳身边的血已经开始干结，所以他们认定，迈克·彼得逊在911电话上说他的妻子“还在呼吸”是谎言。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卡瑟琳并不一定是跌下楼梯后马上就咽了气。她完全可能躺在那里，不断地流血，但心脏仍在跳动。或者说，最早流出的血已经开始干结了，但卡瑟琳还没停止呼吸”。
事实上，警方自己的专家在卡瑟琳的脑组织中发现的红色神经细胞原正好就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卡瑟琳曾经历过缓慢的、痛苦的死亡过程。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发现也成了警方逮捕迈克·彼得逊的依据——因为卡瑟琳没有立即死亡，所以迈克·彼得逊“见死不救”。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据迈克·彼得逊自己说，他在卡瑟琳进屋之后，还在外面呆了将近一小时？”
至于警方关于谋杀的最关键的证据——死者头上的数道伤口，戴维·鲁道夫认为，卡瑟琳摔下楼梯时，头部不止一次地磕在梯沿上，“就像南瓜滚下来似的裂开了”。这同时也解释了楼梯间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
这位被告律师说，卡瑟琳的脑组织没有撞伤或挫伤等内伤，没有肿胀，没有淤血，颅骨无骨裂，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人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想将那个人活活打死，但被害人的颅骨却完好无损，脑组织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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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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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楼梯间里的血迹图案，被告方也有不同的解释。“你们看见过落水狗是如何抖落身上的水珠的吗？水珠溅得上下左右到处都是。喷射而出的血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产生你们在现场照片上看到的那种血痕图案。比如，卡瑟琳摔破了头以后，又挣扎着站起来，步履不稳，晃晃悠悠，将血喷洒得遍墙遍地。而且，血还可以通过手或衣服蹭到墙上，比如当卡瑟琳用手扶着墙，或身子靠着墙的时候……还可以是咳嗽时呛出来的血，或打喷嚏时喷出来的血。所有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形成你们在楼梯间的照片上看见的血迹。”
发言结束时，戴维·鲁道夫在那块大型显示屏上打出一张迈克·彼得逊和卡瑟琳微笑着的亲密合影。
在开庭的头两周里，公诉方连续传唤了最早到达现场的急救人员，传唤了北方电讯公司的财会人员和州调查局的财务专家，以及十几名警方办案人员。
被告方利用交叉取证的机会，反复追究警察们在现场的“违章操作”，诸如未能及时阻止浑身鲜血的迈克·彼得逊与儿子拥抱，允许无关者进入现场，甚至任由迈克扑倒在亡妻的身上痛哭，等等。“当一个现场遭到如此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后，从这个现场提取的证据还可能具有法医学的意义吗？”
丹·乔治便是被戴维·鲁道夫攻击最多的办案人员之一，以至于简蒙·哈丁检察长不得不对他进行重新取证：“你是否曾到过一个现场，一个嫌疑人还没有离开的现场，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被变动或污染，就好像凝滞了似的。”
“不曾。”
警方对迈克·彼得逊专栏文章的态度是被告方纠缠不休的另一个问题。弗兰克·波顿上士告诉法庭，他曾于1998至1999年任杜尔罕警署发言人。“事实上，我们中的不少人赞同彼得逊先生在其专栏文章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十三个小矮人’，关于市政府给自己的工作人员提薪时，也应该给警察、教师等公务人员涨工资。”
“当然，”戴维·鲁道夫说，“你们不同意的是他批评警方的文章。比如这一篇，说……警方打着保护受害者名誉的旗号，对一些强奸案知情不报，是为了隐瞒犯罪率。你也同意吗？”
“你说得不错，先生。”波顿上士直视着被告律师，“我后来被撤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和媒体保持良好关系。为什么？当我们与各报之间能够正常地交流和沟通时，我们的破案率就会上升。”
法庭里的人们也从证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不曾被记者披露报端的消息。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埃里克·康鹏是在丹·乔治喷洒鲁米诺溶液时，跟在旁边做记号的两个人之一。他告诉陪审员们，在那串蓝莹莹的光脚印的终止处，那个沾有血迹的碗橱是盛放酒杯的。里面的酒杯和警察们在厨房水槽边看见的两只酒杯一模一样。经查验，其中一只上有迈克·彼得逊的指纹，另一只则只有几枚无法鉴别其来源的部分指纹。结合后来又找到的一些酒杯碎片和两只空酒瓶，以及彼得逊夫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警方推论，血脚印的主人曾在卡瑟琳死后又从碗橱里拿出一只或两只酒杯，并将一瓶酒倒进了水槽里。其用意，显然是希望人们认为彼得逊夫妇曾喝了不少酒，也是为了掩盖那只或许是因为两个人打架而摔碎的酒杯。
真正令陪审员们大开眼界的，是几位警方电脑专家的出庭。
卡瑟琳·彼得逊命案之后，警方曾因没能在现场及时制止迈克·彼得逊使用电脑，和没能在当天搜走电脑而受到舆论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