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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见字后务必火速回信。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所以不要让任何别的人靠近你。你应该遵循我的规章，就像我遵循你的一样。我的规章如下，也请把你的发过来：
不得让任何男生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去别的地方。
除非事关公务，不得与任何异性交谈。
如果任何人——无论男女试图拥抱你、亲吻你或触摸你，揍他！
每周至少给我写信30页。
爱你，你的骑士，戴文勋爵
但罗勃博士也承认，黛安娜“行为异常，患有妄想症或偏执狂。其对社会的看法等与正常人不尽相同。……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且好斗”。
2月10日，黛安娜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我辩护。她在证词中一改当年写下的自白，指戴文·格兰蒙为本案的主谋。黛安娜告诉陪审团，1995年12月3日夜晚，她完全不知道戴文准备杀害亚蒂安，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亚蒂安，她当时只是打算和被害人“谈谈”。至于那篇亲笔交代，是因为警方事先向她宣读了戴文的供词，她便依葫芦画瓢，照着戴文的意思写下来的。
黛安娜还在证词中列举了戴文对她的种种“虐待”，除了那些拳打脚踢，动刀子动皮带外，戴文还在某次做爱时，将手枪插入了她的阴道。
在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麦克·帕里奇向陪审员们指出：“生命是重要的，事实是重要的，亚蒂安·琼斯是重要的。所以你们能送回的唯一裁决应该是：有罪。”
被告方的约翰·林伯格则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再次将矛头指向法庭外的另一名罪犯。他说，戴文·格兰蒙为了将黛安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操纵之下，不惜“牺牲”亚蒂安·琼斯。“他于是精心炮制了一个阴谋，并将黛安娜拉入他的这个阴谋之中，一方面作为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钳制她。戴文的这个阴谋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
2月17日，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一如公诉方所期待的，送回了“有罪”的裁决。黛安娜·丽·扎摩拉被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按照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她将被允许在40年后的2036年申请假释。
“但是，公诉方的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位扣动扳机者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麦克·帕里奇在答记者问时说，随即又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孪生子。所以我相信，黛安娜的今天就是戴文的明天。”
公诉方的自信不无道理。戴文·格兰蒙的辩护律师丹·柯各达尔一直密切关注着对黛安娜的审判。他向媒体坦承道，黛安娜的裁决结果增加了替戴文辩护的难度。而且戴文不但和黛安娜一样，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交代，更有在他家里搜出的作案工具。
所以，在同年7月15日开庭的戴文·格兰蒙审判中，丹·柯各达尔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在法庭上对公诉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而公诉方的证人们——加利·福斯特、琳达·琼斯、地区法医实验室的葛萝莉·凡可和马科·克劳司博士、两地警署的若干办案人员，还有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们等——以及他们的证词，都几乎与五个月前的黛安娜审判完全相同，令媒界兴趣大减。
于是，记者们将报道的重点转向法庭内的“人物素描”。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注意到戴文新剪的军人式短发，以及保守而考究的深色西服，再加上人们从未见过的金边眼镜，使他不但英俊潇洒，更一改以往诸多报刊图片上的孔武形象，显出一种翩翩学者风度。戴文的举止也和他的衣着一样，得体中透着轻松和自如，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用耳语交谈几句。
记者们还注意到，戴文分居多年的父母同时出现在旁听席上。每天的庭审结束时，戴文都要和他的母亲长时间拥抱，再与父亲紧紧握手，然后在两位老人之间坐下，悠闲地跷起二郎腿。说话时，三个人手拉着手，直到法警过来将戴文带走。
记者们期待的高潮是7月22日，黛安娜·扎摩拉出庭作证。这一次，她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麦克·帕里奇希望她向陪审团重复在2月份的庭审中那些指责戴文的证词。而媒体和民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一对旧日情人相见时各自的表演。戴文和黛安娜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期间不但黛安娜已被判了刑，而且不知从黛安娜审判后的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不再有书信往来，偶尔跟记者提及对方时，也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前面冠以“前”字。
那天，黛安娜穿一身蓝地洒白色粉末状花纹的西服套裙，昔日齐耳的短发已经长过了肩，将她圆圆的脸蛋衬托出了几分以往少有的妩媚和娇柔，但却又显出了些许憔悴。黛安娜坐在证人席上，法庭内“至少有十家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她”，但这段戏剧性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黛安娜用颤抖的嗓音说，她已决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拒绝为公诉方作证。
在第二天的《奥斯汀特快新闻》报上，记者妮可·佛伊这样描写她在法庭上的印象：“她自始至终将目光锁定在她的前未婚夫身上……脸上隐隐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虽然他也偶尔回赠扎摩拉小姐的凝视，但其轻松潇洒仍一如往日——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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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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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的律师丹·柯各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错，他也看着她。但如果你把他连接上一台测定情感波动的仪器，那显示出来的一定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两天后，1998年7月24日，正如公诉人麦克·帕里奇所预言的，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无期徒刑。与他的前未婚妻一样，戴文也将在狱中度过他的青年和中年，等到2036年，他年满58岁时，方才有权申请假释。
目前，戴文和黛安娜被分别监禁于泰兰特地区监狱和盖茨维尔附近的墨勒（女子）监狱。戴文当上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监狱报纸的编辑，黛安娜是监狱仓库的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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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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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丹·伽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话筒，照着《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号码摁了七个键。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听见一个柔和的女声：“少年儿童保护处。请问您是——”
太快了，凌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她慌慌张张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又慌慌张张地说道：“我想报告一件……”
凌丹想，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该把这称作是一件“事”，或一件“案子”。
对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仍是柔和地：“没关系，您请讲。”
这似乎给了凌丹一点点勇气，那些早已积攒在舌尖上的话便趁势溜了出来：“有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子，才12岁，被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总之，那个老师怀孕了，是他的孩子。那个老师的名字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对方很有兴趣地听完凌丹的故事，又仿佛和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才说：“对不起，您应该向有关的学区报告，因为她是一位教师。”
什么？凌丹想，我告诉你一个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你让我找学区？
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之后，电话挂断了。凌丹手里还握着话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凌丹是在一个月前，跟着丈夫卡尔·伽顿参加一位亲戚的订婚仪式时才听人说起这件事的。论起来，凌丹和玛莉·莱图纽算是两表妯娌，因为卡尔和玛莉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姑表兄弟。凌丹那天在聚会上没有看见莱图纽夫妇，她先只是随口一问，一位表妹刚说了一句便被站在旁边的舅妈拉走了。又问了几个人，尽皆闪烁其词。回到家里再问卡尔，才发现，丈夫那边的上上下下早在去年秋天就都知道了，只瞒着几位外姓的媳妇和女婿。
卡尔说：“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先向我起誓。”
凌丹很认真地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
“玛莉·凯有了外遇。”在亲戚们中，大家都管玛莉叫玛莉·凯，以与她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相区别。
这不奇怪，凌丹心想，思蒂文自己早就有了外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卡尔又说：“她怀孕了。”
“哦，是吗？”
卡尔接下来的话对凌丹无异于晴天霹雳：“和一个12岁的男孩。”
凌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只嗡嗡着一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啊！”
卡尔说，众人守口如瓶只是为了顾全思蒂文的面子，也为了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小思蒂文，11岁；玛莉·科蕾儿，9岁；尼克，5岁和嘉娣，3岁。思蒂文业已收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玛莉·凯的日记以及她与“那个男孩”之间的往来书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其实也在希望玛莉·凯能去做人工流产，但现在看来这个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玛莉·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凌丹担心的更多。35岁的玛莉·凯是小学六年级老师，她的班上应该有至少十几个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她会不会对别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性侵犯行为？还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
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噪音源——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简称西塔国际机场。每当有飞机起飞或降落，在其阴影扫过的地面，引擎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以至于居民们不得不调大电视机的音量，老师们不得不暂停讲课。但是近年来，“白色中心”的人口成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来自俄罗斯等国的东欧移民的介入，这里的白人数量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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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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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