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直指前方。多二十分钟就像二十分钟吧，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日本人是最讲究仪式的。一盘河豚上桌，都装点成艺术品，何况美味的处女。
二十分钟后，厨房的门开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她们微垂脸，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每人的胳膊肘下，夹着一本《圣经》歌本。
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
再说，南京这座自古就诱陷了无数江南美女、把她们变成青楼绝代的古城，很少生产丑陋的窑姐，丑女子首先通不过入门考核，其次是日后会降低妓院名望，甚至得罪客人。所以在电影尚在萌芽时期的江南，盛产的穷苦美女只有两个去处，一是戏园，一是妓馆。
我姨妈书娟没有亲眼看见赵玉墨一行的离去。后来是听法比说的，她们个个夺目。
赵玉墨个子最高，因此走在队伍最后。
英格曼神父走上前，给每个女人画十字祈求幸运。轮到赵玉墨了，她娇羞地一笑，屈了一下膝盖，惟妙惟肖的一个女学生。
英格曼神父轻声说：“你们来这里，原来是避难的。”
“多谢神父当时收留我们，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现在不知道给祸害成什么样了。”法比这时凑过来，不眨眼地看着玉墨。玉墨又说：“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她俏皮地飞了两个神父一眼。
法比为女人们拉开沉重的门。外面手电筒光亮照着一片刺刀的森林。少佐僵直地立正，脸孔在阴影中，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却从昏暗中跃出来。法比从来没想到他会拉开这扇门，把人直接送上末路，把一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送上末路。
法比想，这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错过的所有幸运本来还有希望拾回，哪怕只拾回一二，哪怕拾回的希望渺小，但此一去，什么也拾不回了。这样想着，他心里酸起来。他染上中国人的多愁善感，是小时阿婆带他看中国戏曲所致。阿婆在他心灵中种下了多愁善感的种，是啊，种是可以被种植的，种也会变异。
一辆卡车停靠在烧死的树边，卡车尾部站着两个日本兵。等到第一个“女学生”走近卡车，他们一人伸一只手，架住她的胳膊，帮她登上梯子。不要他们帮忙是不行的，他们立刻把枪刺横过来，挡住退路，限止动作。
少佐跟在玉墨旁边。
法比在三步之外跟着他俩。
英格曼神父站在教堂大门口，许多天不刮的胡须使他的容貌接近古代人，或说更脱离人而接近神。
我想象英格曼神父在那一刻脑子空空，只盼着这场戏顺利进行，直到结束，千万不要节外生枝，他经不住任何意外枝节了。
他目送一个个“女学生”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从她们的身材、动作他基本能辨认出谁是谁，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有点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是父母给的真名字，不是青楼上的花名。他只记得一个名字，就是赵玉墨。这大概也不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赵玉墨宁可忘掉亲生父母给她起的名字。
当天晚上的晚餐是烧煳了的土豆汤。陈乔治死去之后，大家就开始吃法比的糊粥糊汤。不同的是，这顿晚餐分量极足，每个女学生都吃双份。下午法比在准备晚餐时，并没有料到那十三份汤将多余出来。女学生们终于实现了她们这些天藏在心底的祈祷：让我饱饱地吃一顿吧，别让那些窑姐分走我的粮食了。她们没想到，她们的祈祷被回复了，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回复的。她们一勺一勺地吃着土豆汤，书娟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苏菲。苏菲脸上一道血痕，是混战时被指甲抠的，那道血痕是苏菲麻木的脸上唯一的生动之处。谁也没有发感慨：啊，那些女人救了我们。也没人说：不晓得她们活得下来不？但书娟知道同学们跟她一样，都在有一搭无一搭地忏悔：我当时只是想吃饱，没想到我的祷告对她们却成了恶毒咒语。
还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大截成长，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这群被她们看成下九流的女人。
晚餐前，法比·阿多那多带领她们祈祷，然后他匆匆离去了。
夜里十二点，法比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学生们认识她，此刻轻声称呼她“惠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手势眼神也像中国人。她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两个小时之后，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惠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凌晨离去时，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的少年病号，“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眼睛呆滞无光，条纹病号服飘飘荡荡，看起来里面没有一具实质的身体。
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法比·阿多那多一路护送，身份从神父变成了监护“医生”。谁也没想到，那次临时的职业伪装永久地改变了法比的身份。半年后他回到南京，辞去了教堂的职务，在威尔逊教会学校教“世界历史”和“宗教史”，在其他大学零散兼课，那十三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他通信，因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侥幸，万一能找到十三个女人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即便都找不到，得到个下落也好，别让他们的牵挂成永远的悬疑。
十七
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阿多那多写了封信，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赵玉墨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墨，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他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随着日军在南京屠城，强奸的事件渐渐被揭示，渐渐显出它的规模，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更是锲而不舍。她认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她告诉我，离开教堂之后，她和同学们发现常常冒出窑姐们的口头婵，或冒出她们唱的小调，那些肮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全是下意识的。偶然争吵起来，她们也不再是曾经的女孩，变得粗野，个个不饶人，你嘴脏我比你还脏，一旦破了忌讳，她们觉得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桩事？谁还不拉不撤？到了想解恨的时候，没有语言比窑姐们的语言解恨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法比·阿多那多费了天大的劲，也没能彻底把她们还原成原先的唱诗班女孩。
我姨妈跟我说到此，笑了笑：“法比哪里会晓得，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学到了解放自己。”
在我二十九岁那年，我姨妈孟书娟完成了她对十三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女学生”。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但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有的是染病而死，个别的自杀了。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慰安妇之后逃出来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找不到答案。
责任编辑徐子茼
创作谈：悲惨而绚烂的牺牲
严歌苓
我一向不认为《金陵十三钗》属于我最好的小说之一，但是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族群的“自我意识”使我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这并不是单单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周围很多朋友很早就在美国开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搜集和展览，同时发起抵制日货活动，甚至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时，十多个人居然募集到一大笔资金，买了一架小飞机，准备代表民间的中国人收复钓鱼岛。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把一个不爱国的人放到国外，数年后他可能变成一个民族主义分子。
所以我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时在芝加哥，华人社区展示了第一批大屠杀的图片。之后的每年，我都参加大屠杀纪念活动，后来也参加了1997年在南京举行的由中、日双方举办的“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大会。我就是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
国际上把“南京大屠杀”叫成“TheRape Of Nanking”，用Rape（即强奸）取代屠杀。对于这个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国外东西方学者们宁可称它为“大强奸”，然而强奸只是整个屠城罪恶的一个支端。却恰似这个貌似片面的称谓，引起了我的全面思考。那个迄今已发生了七十四年的悲剧的一部分——强奸，是最为刺痛全世界学者的社会良知的，是更值得他们强调而进入永恒记载的。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八万左右的中国女性被强暴，与三十万遇难者的总数相比，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但“Rape”却包含更深、更广意味上的残杀。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国耻，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来实施残杀的。并且，在大悲剧发生后的七十多年中，事实仍然在被否认，被篡改，于是它是一段继续被凌辱、被强暴的历史。那八万名“Rape”牺牲者，也就一直不能得到雪耻。由此看来，历史柔弱可欺，至今是可被任意辱没强暴的俘获品。“Rape”在此便显出了比屠杀更为痛苦的含义。
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并且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这就是男性游戏——战争致于女性的悲剧。
这个故事是献给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中的女性牺牲者的，当故事中的牺牲铺展开来时，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地发现，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而且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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