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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不但系于他一人独揽礼祭与作战时的领导大权，甲骨卜辞与史料的书写也是由他主导。商代文字系统已经有「主词——动词——受词」的语法，中国造字依据的象形、指事、形声等基本法则也已出现。中国字最初为象形文，如「木」指一棵树，「林」指丛树，而「森」指森林。中文的「一、二、三」也比英文字的one，two，three要简单易识。又如「囗」（ㄨㄟˊ）是包围、环绕之意，写小了就是「口」，可以指嘴，也可用于「洞口」、「入口」、「港口」等词。
只凭象形原则（如木、林、森）可造的字有限，必须进而从字音上设法。因此，大多数中国字是有偏旁的组合体。通常单字的某一部分指义，另一部分表声。
兹举例说明。由于中国字都是单音字，总共不过四百多个字音，常会遇到音同字不同的问题。像英文字的soul（灵魂）与sole（鞋底）以及all（全部）与awl（尖椎），也是同音不同字。以「东」为例，与「冻」和「栋」是同音的。造字者便是取「东」的声，加上「冫」的偏旁就成为表冰冷的「冻」；加上「木」字旁即是造屋的「栋」梁。
这个例子很简单。其实中国语文都不难，难的是要记的字太多，字的用法涵义也太多。后代文字学者要编纂字典的时候，不能用拉丁字母这套简便的排列法，必须研究出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将所有的字依部首归类。不过部首查法用起来不如二十六个字母的查法明白快速。商代文字已经有木、口、心、手等部首归类。从一开始，政府掌理造字书写的大权就握于帝王之手。而文字主要似乎是为因应宗法秩序与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生，为商贸服务的动机较小。
我们若将司祭巫者、战士、刻写卜辞者、氏族宗主、监督技艺工匠者汇集，就可看出后代统治阶级士人菁英最初的发展雏型。政治的治理方法利用了礼仪、艺术、作战、写作、亲族关系，这些都是组成文化理念的要素。下面一步即是，将未认可中央政府至上权位的部族指为蛮夷，以断定中土文化之优越。因此，中原四周的异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至十九世纪晚期，官方仍以「夷」指从海上来的西方人）。自从有了以「中国」称呼统治「中原」者的定名法，也就有了这种「中」、「外」分明的观念。周代纂辑的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如此的定位，以致中西历史学者常把「三代」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文化的孤岛」，四周是欠缺中国文化所含文明特质的一片「蛮夷」汪洋。
新的考古数据却显示，情形并不这么单纯。西周因为已经和北边西边异族融和，在中原自居文化盟主的时候，便可驾轻就熟地容纳文化差异。其步骤不是直接用武力征讨，而是以中国生活习惯统治方式为基础的逐步同化。政治区的划分上，文化依据也重于版图的依据。
我们从读史知道，「夷狄」自古就在中国的边境上出没。由此应知，四夷自始就是政治体系里的基本项目。我们不可忽视，古中国有认为文化与现世权势当然共生的看法。向某朝的统治称臣了，就必须接受其礼制以及授予当朝治人天命的宇宙论。不接受这种政治化了的文化，就不足以为中国人。不过如果是生来就使用中国语文的人，四书五经和言谈中用的词语可以大致笃定他已经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也普遍存在显然类似的生活态度。
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中，增强国力的任务乃是要不断谋求更多人顺从接纳中央当权的王朝。统治者以社会结构顶峰、祖先崇拜宗教主祭者、赏罚裁决者、公共建设与战争以及文学之领袖的身分运作。在其无所不能的身分中，张光直还强调统治者「一人独有的通天地鬼神」的资格。结果是，统治者一手造成了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这个整体统一性即是在单一共同国家内政治统一的基础。中国当然不是将此种统一性视为理想的唯一国家，许多古代帝国都追求过这个目标。但是中国孤立的地理环境一开始就使这种理想更能行得通，后来也更易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以上的考虑也许夸大了，却也代表中国考古学呈现的一件重要事实。即是，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型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都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
然而，早已惯知近代民族主义情操的我们，如果现在持有古中国是萌牙期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可就错了。我们不如引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观念，将古中国看作近似西方基督教世界（法、英等单一民族国家是在其中共有欧洲文化的从属政治单元）。再者，因为我们已经太清楚二十世纪极权国家总揽一切的权威，最好避免贸然作时序错误的判断而指商周帝王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促致某种极权政治。我们不妨照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64）的说法，称之为以「机关制度」（officialism）治理的政府。如史都华·施蓝姆（Stuart Schram，1964）曾说：「政府自始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而楷模行为、仪礼、道德、教化在中国从来都被认为是治理的手段。」我们只需再加上一句：礼教运作之外，统治者也独揽军事强权的运用。
第2章
首度统一：帝王的儒学
王朝的功用
自古至今，人类世界中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各个王朝家族。亲族关系形成自己人的网络，以支持当权者（或其对手），并支持可解决（或质疑）具激烈争性继位问题的某个原则。然而，欧洲的各个王朝，如法国的卡佩王朝（Capetian，987～1328），英国的诺曼（Norman）与金雀花（Plantagont）王朝（1066～1485），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1273～1919），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1613～1917），都不曾统御像中国这么辽阔的国土，也未掌握过这样集于中央的权威。以统治机制而言，中国各重要朝代是独具一格的。日本、印度、波斯也都未出现过在规模与权力上可堪比拟的政权。西汉刘氏共传位十三代皇帝，东汉共十四位。唐代李氏延续二十三位皇帝，明代朱氏十七位，清代爱新觉罗氏则有九位。（见表1）
欧洲的王朝与之相较，只算是基督教大集团范围内分据地方的君主，各自统治着地区性的王国。正如谢和耐（Jacques Ger）所说，十七世纪末期，第一个近代政府——法国——刚组织起来，中国却早已是「由一个统一行政体系治理的中央集权帝国」了。而且东西方帝王的格局也不同。以近代欧洲为例，法、俄、奥匈帝国、德、英诸皇，加上罗马教皇，曾同时一起写历史。中国理想上全天下只有一位人君，如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般。而事实上大部分的时期确实如此。
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作判断。例如，欧洲人的音乐、艺术、工技、哲学、宗教可能是全部或部分由别国传人，又如，欧洲君主治理的都不是自给自足的国家，也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不论是法律、公理、道德思想、宗教、美术、军事、公共工程，凡事只有他说了才算数。
将中国历史按朝代划分，要比西方那样按世纪划分来得合理。毕竟，中国的朝代像美国总统的一任政府一样，是政治冒险事业，其中充满人的争斗、理想主义、尔虞我诈。比欧洲的一个个世纪具体清楚得多，世纪的划分法很少能把某运动或思潮从头至尾完全括入一个世纪的。朝代之连续乃是因为，即便在王朝空位期，仍有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趋向政治统一的冲动力。团结统一是非常强烈的理想，因为它可能带来安定、和平、繁荣。然而统一似乎随着历史的节奏摇摆难测。政权的盛衰，就像人和家庭一样，需要随时予以注意。
学生们对于古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平行的连续历史局面，都有深刻印象。如先有一个哲学家的时代与多邦交战的时代，继而是统一与大帝国时代，以及帝国分裂与中央权威崩溃的时代。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大致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一百年；罗马帝国和汉代在同一时期兴盛。同样的，两大帝国渐衰之际，北方边疆蛮族外患都渐趋于严重。在汤恩比（Toynbee）所说的这种「整体国家」（universal state）内部发生的经济政治分裂，其特点是外来宗教传播，忧患的人们转往宗教中寻求慰藉。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中国与佛教在公元第三至第六世纪的传布，的确与西方哥德人（Goths）与汪达尔人（Vadals）侵袭以及基督教传入在同时。如吉本（EdwardGibbon）所说，是「野蛮愚昧与宗教」的胜利。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同样连续历史局面出现在汉（公元前二○六～公元二二○）唐（公元六一八～九○七）两朝。两个朝代兴起之前，分别有一段明显的知识蓬勃发展期。汉以前有东周末期的哲学思想家，唐以前有道教、佛教的兴盛。汉唐两大朝代之前各有一个统一全国的强大而寿命短的朝代，即秦（公元前二二一～二○六）与隋（公元五八九～六一八）。汉唐建立大一统之后，都将政治势力扩及邻邦，尤其是往中亚地区。与外邦的接触也有相当的成长。
各个朝代极其详尽的历史，都是历代史官记载当朝王室得天下、达于鼎盛、草草收场的全部经过，其中自然会有相同事迹再现的例子。例如，一朝将亡之际所记录的天然灾祸、地震、洪水、流星、日月蚀，以及其它的不祥之兆都特别多，这表示在位者的不当行为正使他渐渐丧失「天命」。
就民众士气与社会心理的层面而言，自我暗示行为确实对于朝代更替有所影响。由于道德上的崇高地位是王朝建立的最重要基础，如果在某些事上失了「颜面」，就有可能引发意识形态与当朝对立，继而加速其衰败。引领统治阶级意见风气的知识界，一旦认定王室已丧失其主政的道德资格，就是大势已去了。这也是现今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要素。
一朝的衰败往往与皇室的老大无能同步发生。一家一姓在位数代后，必然累积成功一个沉重而摆脱不掉的亲族累赘。其中又以在宫中地位稳固的外戚贪渎荒淫最甚。
解释朝代盛衰周期更常用的有一种经济阐明法。此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土地税收，因为每一朝都为了赏赐土地给统治阶级而使可课税土地减少，导致国家收入递减。在一朝之始，土地人口通常会作一番概略的估计调查记录，造好新的税收簿册即成为国家征税的依据。年月久了，出现了政府利益与政府之下王公大族利益之间的争斗。统治阶级渐渐扩增自己的地产，并且借着销毁簿册、官员纵容、篡改律条等手段逃避税责。王公大族可将小农收为自己的佃户，而佃户缴给地主的地租低于原来必须纳给政府的数量。如此造成恶性循环，迫使农民的可课税土地负担加重，而政府的岁入需要也可能渐增。结果变成愈来愈小的土地面积必须缴付愈来愈大数额的税赋。后来终将引起农民动乱。
王公与哲学家
得以控制中国社会的君主制度是借着长久经验才变得精熟而历久不衰的。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室迁都至渭水流域西安以东的洛阳，于是展开东周祚业。此时，因为许多诸侯已经壮大得脱离了中央控制，周室权力已经削弱。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诸侯国多达一百七十余个，各国都有自己的城池。这些诸侯彼此缔结盟约，并且互相攻伐，大国并吞小国。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三～二二一），成为七雄竞争的局面，这七国大多位于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见地图7）
中国以后政府形态中的两大组件——率军的统治者与学者谋士，已经在此时突显了。两者都想要推行仪礼以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应有的和谐。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1990）的研究——被认可的暴力杀伐是古代中国政权与社会秩序的一个关键，使我们对统治者的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刘易斯认为，各国统治者的权威基于「献祭、征伐、狩猎等形态的以仪礼为宗旨的暴力行为」。狩猎这项以动物为对象的暴力行为是对人作战的练习，所以政府的两大要务，其实就是献祭与征战。两者都包含了仪式化了的杀生，这也决定了政治势力的范围。
周代与商代情形一样，经由献祭——不拘是献人或牲畜——完成的祖先崇拜仪式，使用了艺术最高成就的青铜礼器，也藉祭拜活动维持统治者的合法性。狩猎可供应牲祭的动物，征战则提供了献祭用的俘虏。征战本身就是一项宗教崇拜行为，出征前的占卜、告上苍、誓师，以及战后在祖宗灵位前郑重其事的告慰列祖、献战利品、献俘，整个是一套宗教仪式。藉参与狩猎、征战、献祭而完成祖先崇拜仪式，可确定自己隶属供奉同一祖先的统治阶级。此种身分的特征是有权「食肉」。
战国时代一方面以这种武力仪礼的基础维系政治权威与社会秩序，一方面竟然也培养了思想家以理论维系政权与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你征我伐的时期，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与秩序。许多人将古早时期设想为太平盛世，传说那时候全中国在一位君主统治下安逸地生活。周代思想家受到暴力充斥的激荡，他们担任君主的谋士时就劝导君王应回返古时的王道时代。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与其重要信徒孟子（公元前三七二～二八九）都是这个时期诸多开创性思想家之中的代表人物。在所谓的「百家」之中，有五、六家思想的著作一直留传到后世。这些学术思想与印度的伟大教师（佛陀约在公元前五○○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