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式工业发展为仿效的榜样。
迟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资政策仍旧一昧模仿苏联。作为其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第一，资本与产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投资年年增加的话，产量也会年年增加。第二，外贸是不重要的，因此，生产消费商品以取得外资不在计划之列。基于这些理由，工业化的上策就是尽量多投资，尽量减少消费。换句话说，重工业可建设光明前途，消费商品却会妨碍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国民所得投进工业化。打着闭关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开了外资输入可以带来的好机会。
渐渐地，资本对产量的比例变了。也就是说，同样数额的产量所需的投资量愈来愈大了。国民所得成长率下降，投资率却继续上升，留给消费率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资金转投入国防、工作动机低落、铁路建设遭遇地形困难等等因素，都妨碍了生产。此外，中共的工业设备老旧，大约六成需要换新。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央计划与强调产量实际数额的规定太严苛，导致有货无市，也就出现净亏。一九七六年以后，苏联式的工业策略仍持续了好几年。资历最优的工业策划人才之中，有一部分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被赶下台。经过文革以后，原来的三百多位高级经济官员被整肃掉一百多人，保住职位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式管理经济，省级和以下的生产单位的一切作业，都隶属直通到北京相关部门的垂直结构之内，由某一位副总理监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想要达到迅速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原则应是农业集体化、中央计划地方管理、加强第三前线或其它便于防御的内地省分的重工业。到了七〇年代，重工业、内地省分、北京官僚这三个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经济政策，不过，中央控制式经济难免的生产短缺、不顾及消费者需求等等特征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令人想起孙中山的铁路发展蓝图，只顾理论而不务实际。例如，东北的大清油田是重要生产中心，计划中就拟定要再开发十个类似的油田，根本不考虑有没有这样的油田可以开发。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计划策略才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改为侧重农业与销往国外的消费商品。至于重工业，因为能源较不足，总得抑制了。同时，轻工业应借助外资。
这些工业改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复兴，因为一切还是由党和政府发号施令，而且还是以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为中心目标。不过，在工业的责任制度下，权威现在交给管理人员的比交给党委的多了。国营企业不再把收益（与亏损）全部报缴政府，现在是自行管帐，按收益缴的所得税虽然高，其余却可以用于再投资厂房机械或员工福利设施。企业本身的较多自主权，市场较开放，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激励。乡间建立起富农经济之际，工业发展也稳健地前进。
为了促进采矿、电子通讯等低利润工业的生业，中央计划部门定下“重点计划”制度，可以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动员政府机构的力量。这个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许多建设腹案挪走，转交到地方政府机构手里。大家都发现，建厂不宜从中央遥控。以前，建设公司只管领取中央的拨款，也不管工厂能不能建成。现在却不同了，建设公司必须参加投标，而且要保证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央地方均势回到：（1）开放外贸与外资，（2）建设以前外贸兴盛的沿海城市，（3）着重消费品生产与地方主动，不再全由中央控制。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难题。地方政府虽然迅速办起生产因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轻工业，物价结构却依旧取决于中央，并不随市场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扩张了轻工业，但也引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开支短绌、劳工成本哄抬、阻止一地的产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时，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发电、开矿等基本设施方面需用的经费也缩减了。整体而言，工业扩张似乎带动官僚的大量参与——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劳工生产力。
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给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较大活动范围，连带使贷款需求扩大，导致银行系统从中央向下疏散。中国人民银行于是变成中央决策单位，监督专门办理工商、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建筑等事务的其它银行。人民银行与其从属机构，藉贷款——而非拨予补助——制定了利率，从而鼓励了成本效益。其结果是要把任用职员与作决定的权力从地方政治势力手中抓过来。拥有三千处支行和总共三十万职员的工商银行，不但贷营运资本给工商企业，而且鼓励工厂设备更新，以提高产量与效率。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
外贸与外资
一九七八年的开放外贸，也包括外国投资，特别是外国公司与中共政府机构的合资企业。由于中共承诺供给的土地、铁公路、水电等基本设施，超出了负担能力，早期与日、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大计划不得不削减下来。
广东是外贸活动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受香港影响最深的一省，中共便在这儿示范了给予“更多响应其本身需求的自主权”。广东的国营贸易公司分公司可以独立作业，获准与香港和澳门进行贸易，而且可以保留大额利润。这些分公司在投资、控制原料、制定工资方面也有更多自由。省里每年只需要按其收入缴一定限额给中央，或是缴固定金额即可。诸如此类的改制都刺激了贸易，并且给其它地区立下榜样。
在禁止随便出入的地方建设的三个“经济特区”——深圳即是第一个，专供外国公司建工厂与职工宿舍之用。到一九八四年间，华东沿海共有十四个港市开放给外贸与外资，这些大多是昔时的通商门岸，但如今主权都归中共了。合资企业数以百计地增加，但多半遇上以下的问题：劳工较便宜，却经常有技术不足的情形；必须办理的清结手续太繁多；再就是，外国投资人难以将其盈利运出。
契约法是国际贸易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外商贸争执发生时，也需要中国律师。会计、契约、诉讼都成为国营企业营运中免不了的事务。为此，新法律发布了，律师培训的课程也加强了。
为了制定比行政命令更稳妥的规章，立法是必需的。一九八二年实行的国家法明定，全国人大应该是主持立法推行法律实施的组织。一九五九年废除的司法部于一九七九年再度设立，到一九八四年间，共有四等级的一万五千个法庭与裁决所，任用法官大约七万人。人民代理（诉）人与职业律师的职务也都恢复了，两者都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不过，被控告的人在未证明无罪之前是不可以假定无辜的。司法也不能脱离党而独立。
科学与工技
中科院与科技委员会都恢复了积极运作，后者的职权是横向切入政府各不同部门的垂直结构之中的。跨越各部门界限——尤其是军方——的合作沟通有困难，因此又于一九八三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科技领导小组”。中共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垂直分门别部制度，必须改革成为比较整合的共同体。这包括破除欧洲式的学界障碍，不再是研究工作全归研究院所，教学只归大学了。
更迫切需要的是研究与生产的衔接。按汤尼·赛克（1989）在一九八四年做的调查，全国三千五百个研究机构的“科学上的成就”应用到生产方面的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八五年间，赵紫阳曾经指示研究与生产部门之间应有“无数有机性的联系”。以前研究机构竞相挖角、彼此抄袭他人已经做过了的研究，这些旧作风现在都遭到研究机构的期刊与会议的严厉抵制。
科技涵广的范围很广大，除了一百三十八个专业研究院所之外，中央各部与各省所属的研究单位就有将近五千个，大学院校的还不包括在内。中央的领导控制根本忙不过来，经费来源也要靠研究机构和企业单位的合约帮忙，利用市场来促成“直向组织之间的交叉联系”。这种策略也有助于偏远地区加入科技领域的活动。
将科技应用到公共卫生上，是中共的一大成就。据约翰·艾文思（John R．Evans，见Bowers等，1988）的研究，一九八四年的“主要都市及乡下地区的疾病数据图表与一般工业化国家大致相同”。预期寿命从一九六〇年的四十一岁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十七岁。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
死亡率，从一九六〇年的二十六人降至一九八一年的七人。
一九四九年间，中国总共有五十六所医学院，包括教会的、外资的、省立的、国立的。经过文革以后的恢复期，一九八二年间已有一百一十六所医学院，每年入学新生数目约三万人。一百万名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疗人才之外，还有两百万受过中、初级医护训练的人员。医学教育的问题不外以下几个：每个班级人数太多、课程和设备不足、教科书太死板、以结业考试为重。
党与民众
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改革，旨在使党的专政效果改进，包括设法缩小行政结构、提高干部素质等。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处理了七百七十万封人民诉怨信函，接见了二百六十名诉怨者。这至少是一种表态。另一方面党也整顿工作单位与居住单位的选举制度，以正式选出的干部在国营工厂、工会、城乡住宅区的党委会中服务。
另一个受关注的对象是新闻业，因为共党是利用传播媒体维持民众对专政之默许的。一九七八年邓小平改革开始之时，中共的宣传效能就大不如前了。事实上，毛泽东中意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先后被指为叛徒（一九六六年的刘少奇，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人们已经不知什么话是可信的了。传媒的新一代读者通常都很冷淡，有很多人是怀着讥诮态度的。因此故，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改革者指责四人帮的弄权、放宽出版物的范围，并且重新确立新闻的事实可信度。
对共党而言，传媒有三种功用。第一是把党的政策传达给人民，第二是让官员们从新闻报导中获得有关大众心态与民众生活实况的有用情报。这两种功用合力按照某种群众路线维持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第三种功用，按安德鲁·纳森（1985）指出，是“协助领导人与人民一同监督官僚系统”。其协助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各式各样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另一个是发布调查性的报导或读者致主编的来函。
报社派出的记者——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类似官方的身分，可以进入工作单位采访并查阅档案。找到了什么营私舞弊或失职行为，便可以发表。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刘宾雁于八〇年代初揭发的贪污舞弊案。
此外，各报社于文革期间被关闭的“群众工作”部门，现在又重新开放，每天要处理上百件民众发牢骚告状的来函。有的是私人困难，有的是打官员行事不当的报告，其中不乏可以纠正弥补的事例。这令人想起古时候的御史，其任务便是揭发官员渎职，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国会办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国人之重视名誉、害怕恶名变成白纸黑字，报纸揭发却有特别强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机和电视广播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往来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却是与美国全然迥异的。中国的舆情和舆论倾向采取道德姿态。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来做了坏事的人很可能毁于不利的名声。发布报导的新闻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国，坏事才会成为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电讯社及新闻报导译文编成的《参考新闻》，这分营销量九百万分的日报抵消了经常见诸报端的乐观繁荣宣传。
另一个激发拥护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复运作的地方选举制度。选举分为四级——五万个乡镇（毛泽东时代的公社）、二七五〇个县（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全国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时的一切选举都暂停）的”选举），是极权国家式的，乃是只有单一候选人的群众投票仪式。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是连选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进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选举法往前进了一步，安排了比应选名额略多的候选人。县里分区选出县议会的代表，每个县议会平均有大约三百名议员。全国人口都登记为选民，凭选举证集会而参加提名，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将各集会提出的名单筛选后，选民们可以在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认识一下这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
投票日如同过节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总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六。县议会代表任期三年。整体而言，邓小平政府可以说是在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选举，类似孙中山与国民党所说的“训政”。但涉及政策与政权的时候极少。
老一辈的党领导人对于改革的一些势态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如服装头发的式样、爵士摇滚音乐、随便的性关系、色情、颠覆性的写作等。这一切都可能导向道德的败坏。因此，保守人士策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运动，针对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与生活方式进行攻击。
环保运动是社会的先锋。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文艺界与科学界人士曾抗议修筑三峡大坝的计划，随后又有其它人附和。这个水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资纪念其丰功伟业的大建设；毛泽东的纪念物即是三峡大坝。毛的后继者虽然受到一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似乎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进行。
民主运动
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与成长愈来愈使政治改革的话题超越了“四个坚持”的界限。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个坚持旨在保持共产党的控制不衰，但“开放”以后，涌人中国的民主观念使政治改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