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正式结束，许多恐怖主义式的行为却持续末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间，军方安全人员毫不留情地追查一个“五二八团”的成员，连这个团体是否虚构都未确定，就滥抓无辜刑求招供，前后处死了几千人。至今仍不能证实这个团体是否存在过。
文革的高压作风于七〇年代传到乡下，农民被迫停止养猪、养鸡鸭等一切副业，为的是要“砍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对许多农民而言，这么做了就得挨饿。
卡尔．芮斯金（Carl Riskin，见Joseph等，1991）析解毛的经济计划，认为他是在寻找一条介乎市场经济与苏联式中央管理两极之间的中庸之道。中国由于领土广大，不宜用中央部门管理全国各地的发展。毛要中央控制，但不要中央管理。他希望公社能发挥一点管理作用，此处无暇论其细
节。总之，他的政策遇上实际困难后，变出一个“动弹不得的四不像”。
外国的注意力原来都集中在文革的政治面上。近来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进军越南的七年中——一九六四至一九七一年，毛泽东推动了中国西北、西南内陆偏远省分的大规模军事工业投资开发。他唯恐美、苏会有阴谋，所以在不易攻入的高山地区内开辟了自给自足的防卫基地。就当时的空军实力成长趋势而言，毛的这个“第三前线”战略当然是过了时的；但是中共仍盲目地把已经不充裕的资源大量投下去。
中共也以庞大费用修筑穿山越岭的铁路线，把这些机械制造厂、军械厂、铁矿、炼钢厂、发电水坝连接起来。这些新工厂都建在远离人口稠密区的地方。巴瑞瑞瑞·瑙顿（Barry Naughton，见joseph等，1991）指出，此一严重浪费的建设计划把国家资金的一半投入第三前线的十个省分，而这些地方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业生产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九。第三前线的事先计划就欠完备，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运作起来也是效率低劣，有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完成，只得半途而废。到一九七二年，第三前线的一千六百个建设计划中有大约一百五十个暂缓实施。由于这些都已成为既得利益了，结果真正取消的只有八十一个。
与第三前线同时进行的，是工业管理权的普遍下放。省级政府可以成立中央计划之外的小规模乡村工业。一九六五年间在中央部门控制下非军事性企业总共有一〇五三三个，生产量占国营企业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到一九七一年，下降到一百四十二个工厂，生产量也减至百分之八。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在宋代或更早就已开始。当时是因为农家让妇女和儿童从事制茶、养蚕、织棉布、编篮等手工艺，藉以增加收入。进入工厂时代以后，据克里斯廷·王（Christine Wong，见Joseph等，1991）表示，小规模乡村工业乃是“毛泽东开发策略的中央支柱”。到了一九七九年，全国共有将近八十万个小型企业，以及大约九万处小型水力发电所，雇用员工二千四百万人，生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十五。其产品之中包括全国使用的农具、中小型农业机械的大宗、化学肥料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水泥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煤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
据中共宣传，这些成绩都是靠地方自行出资得来的。果真如此，的确堪为楷模。但近年来的统计研究指出，中央政府出资量非常大。“自力更生”根本是神话。与肥料厂等大规模工厂相比，地方的小型厂房效率低而成本高。有许多是仓促建厂，以致规模大得超出地方的供需力。奖励开发的办法本身就有问题：亏损归中央政府，盈余由地方保留。成本会计程序也有问题；例如，厂房扩建超过需要，而建新厂的钱来自所谓的生产“亏损”。这种做法能被接受，是因为没有人在意有无盈余。
因此，七〇年代初的中共有三方面的事业需要投资。第一是继续完成第三前线计划，第二是地方政府自理的不甚有绩效的小型工业发展，第三则是新加入的外国进口科技，其中有些是整座工厂，还必须有东海岸扩港与增加基本设施的条件。这许多经济开发，中共根本应付不过来。据瑙顿说，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共领导班子其实已对经济束手无策了。此时中国的经济与人口成长丝毫没有稍停，高投资额使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年平均工业成长维持在百分之十三点五，人口则是从一九六五年的七亿二干五百万成长为一九七五年的将近九亿二千万。同期的农村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却停滞不进。工业管理下放的主要受惠者，似乎是构成新的地方统治阶级的那些党干部。这种结果全然违背了毛的本意。
接班斗争
自一九六九年起，谋取党内第二号地位的权利斗争就在进行着。谁争到了这个地位，就能够以毛主席的接班人自居于。文革正式结束后，林彪把军方势力大举引入党政系统，他的第二号位置似乎稳若泰山了。
然而，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间，林彪的地位渐渐不稳了。原因之一是，毛要淡化军方在政治系统中的影响力。于是，毛精心设计了以这个对他已经无用的人为目标的批斗，显然照例是由担任总理的周恩来监督执行。攻势从多线进行，方式还是中国政治用得最精湛的文字讽喻象征暗示。例如，一个反林的人被安排为林的下属时，由周总理和两名元老级的将领陪同，气派非凡。又如，以前发布的照片总是毛、林两人并排的，现在却把林放到背景里去了。此外，曾任毛的助理且与林关系密切的一个人遭到批斗，而且照例要自我批判。这些都是指明风向的行动。总而言之，林彪一度是十分有用的，现在那些用处都没了．至于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依然与毛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外交与政府重建方面。
毛泽东用的另一个攻击绝招是四出巡视，对地方军司令讲话，并批评林彪。消息传到林彪耳里，林知道自己地位不保，便听从了儿子林立果策划的密谋。这个先发制人的密谋，据说是要暗杀毛泽东，以军事政变夺权。林立果在暗中做了很周详的准备，但显然有人已向毛、周密报。后来林彪被逼得走投无路，带了妻子乘飞机逃亡。这架飞机却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坠毁，位置在蒙古，可想而知它是以苏联为目的地。
按极权国家常例，官方新闻社并不发布这么重要的消息。要等到一年多以后，才在配合有完整资料文件和详细证据的情况下发布。林彪究竟遭遇到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长期塑造林是毛最亲密战友的形象之后，突然发生林彪背叛，终于使人们对毛主席的信任破产，认为这老头子若不是糊里胡涂信任了叛徒林彪，就是在扯谎污蔑林。
回顾文革
简短的统计数字表达不清革命大动乱的经验——不论是红卫兵的激烈暴行或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不久，“伤痕文学”开始报导许多个人的惨痛经历：有些学者亲眼目睹自己一生心血写的手稿被付之一炬；有的丈夫试图与被指为右派的妻子离婚，只求保住子女的阶级地位；有著名小说家被活活打死；有老校长被指定扫厕所。
由于粪尿在中国是一种重要肥料，被罚扫厕所以体验下层群众生活的人，不只是拿拖把擦洗沾在瓷砖上的脏污，而是要掏粪的。但是，这种苦役的折磨远比不上斗争大会。被批斗的人通常必须站在平台上，谦恭地向群众低着头，承认自己犯错，并反复述说自己的意识型态罪行。被斗的人免不了要“坐飞机”，即是两臂后伸出，摆成喷射机状。斗争群众中若有被斗者的朋友，可能是眼中含着同情的泪水，口中却跟着群众一起讥笑叫骂。被斗者若不堪连续一 、两小时被罚保持同一姿势的疲累而倒下，群众会笑骂得更厉害。鲁迅在二〇、三〇年代的作品中，特别表示对于中国人幸灾乐祸的习性感到痛心。毛泽东的文革却是鼓励群众集体幸灾乐祸。有些被斗的人甚至宁愿以自杀了结。
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数，估计在百万上下，其中有相当数目的人被折磨至死。中国人本来就非常在乎同侪尊重，在包括自己同事、老友的群众之前挨打受辱，简直是生不如死。受过迫害的人一般都会有愧疚感，这是受抨击者必有的反应。被斗的人若是忠于党而敬爱毛主席的，会更觉得罪孽深重。假使控诉的罪名过于夸大，批斗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尤其是亲眼看着原先折磨他的人因为风向突然转变而沦为被折磨者，难免觉得自己是白白受苦了。斗争大会那种一步步来的残暴行为，和中国观众对于这种暴行与权威支配的接受态度，是相辅相成的。即便代表权威的是一群无知的青少年也不减其威力。文革便是这种群众任由权威左右的心态养大的。
安德鲁·瓦尔德（见Joseph等，1991）的评论很有道理。一般人观察文革，多会把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荒谬因素归入“过度暴行”，就算交代过去。但是，证据愈积愈多以后，文革不再被视为追求抽象理念的行动，应该是“政府煽起的一阵空前的迫害、刑求、帮派火拚、不用脑筋的暴力的大波涛”。在这一切的最核心处，是先假定有阴谋存在——知识分子与党内部“隐藏着敌人与叛徒”。这是从斯大林主义的摆样子的公审与集体清算“直接搬过来”的题目。
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帝制下的儒家思想，又可以把文革的这种形象加以扩大。按历史记载，阴谋似乎一直是主要的行事模式与恐惧的根本来源。以明太祖为例，为消灭宰相胡惟庸一二八〇年的阴谋，处死了四万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一七六〇年代曾唯恐有阴谋，晚清的新政也是因为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而起。孙中山更是大半生都在对付阴谋。西方文明基于国家权威与其政策不混为一谈的原则而可以有“效忠的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中国既无此物，只得时时留心阴谋。
按帝制的儒家思想，统治者必须待其顺应天理的作为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和谐，才能确立其合法性。异议是不和谐的，因此，有异议的人要伪装忠诚以自保。统治者既知有这种伪装的存在，就算不患上妄想狂，也是很容易犯猜疑的。这个体制里没有给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留下空隙，因为统治者的政策是统治者的德行的一部分，也代表他的合法性，是不容反对的。反对意见必须在暗处，它可能促成秘密结社，无疑以夺权为宗旨。不可能有效忠的反对派这回事。从这种观点看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的争民主示威行动既然要求改变，似乎就是和共党大老们敌对的意思。预期阴谋的人总是会找出阴谋的。
琳·怀特三世（Lynn T。White Ⅲ，1989）明确举出三种行政做法为促成文革暴力的原因，都是与斯大林主义的阴谋恐惧无关的。即是：（1）人人都被贴上阶级地位标签，这使“右派”或“坏分子”的家庭永无抬头之日；（2）所有人都从属于工作单位，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受制于上级；（3）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使人人自危，随时恐怕下一个挨整的就是自己。这些都是很差的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愤长久积压后，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现。
就毛泽东式政治提出精辟见解的人很多。我自己的意见是，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书生大臣所写的中国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阴谋和如影随形的暴力本质上却都是“武”的。中国史料时常把这一部分搁在不重要的地方，现代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未见太大成绩。政治学者因此受到限制，不能借用中国的历史研究来扩大视野范围。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无疑将会迅速成为人口稠密区。
后果
七〇年代初，以四人帮为首的上海派势力继续把持文化与通讯媒体。然而，即便有毛泽东撑腰，却不可把政府与经济管理权夺到手中。毛虽然稳坐党的头号人物宝座，决心要发展经济的行政领导系统却渐渐凝聚到周恩来之下。一九七三年以后，周因癌症病倒，便提议让邓小平来接自己的总理位置。邓是文革既定要斗垮的目标，但他也是资历老、与军方关系好、有才又有能的人，若把他像刘少奇那样搁置不用，未免可惜了。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将举行之前，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兼权力核心政治局的常委。然后，人大中又任命他为第一副总理，成为紧跟在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同时邓也上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会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行动。
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一切追悼活动。到了清明节这天，却阻挡不了数以十万人计的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已故的总理致哀悼。这次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历史上与“五四”是相对应的，由反对四人帮的人士安排，代表一般人普遍的失望灰心。这次示威行动遭到镇压之后，邓小平又被撤销了全部职务。
不过，四人帮压不住七月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以东的这次天灾造成五十万人丧生，居民们不得不露宿街头。农民无不相信天灾与人祸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么大的灾难恶兆之后，毛主席非死不可。果然，毛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继承人是湖南公安部长华国锋，毫无引入注目之处，外貌却很像毛。十月间，四人帮被逮捕待审。经过复杂的权力战术转换，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底再度出头。
对大多数中国人——乡村的人——而言，文革的最终后果是毁掉大家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使人民回头依靠家庭。举几个怪现象为例：五〇年代划定了阶级地位以后就不能改了，一代代传下去，此时简直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无二了。被列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百分之六人口：水远生活在阴影之下。此外，从都市往乡下流动一直是禁止的。农民生活始终予人粗陋、不文明的印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一千四百万都市青年下放农村后，并未改善这种印象。集体化以后的农村经济并未显着提高生产，盛气凌人的无知党干部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六〇年代，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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