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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社会运动意义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之得以实现，是因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坚决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好几百万人，不论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兼操纵人。有的是党员，也有的等着入党，都有野心要实现革命，并且跟着革命往上爬。他们凭着能够对革命的机会有所响应，因而从农村群众之中脱颖而出。就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他们大致与帝制时代与民国初年的下层士大夫阶级相似，旧士大夫的下层分子听命于地主士绅，替不在本乡的地主收帐，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帮会或农民组织的头目、军人等，都居于可以对百姓收税、征役、调度、施压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层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地头蛇，与上层已无瓜葛，而上层士大夫多已迁入城市。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
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要多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认识现代的中国。
六〇年代初期的一阵经济恢复之后，中共的下一革命阶段又转为向内。的确，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之争是在解放军快速而漂亮的胜战之后结束的。但是，中苏争执愈趋激烈后，中共企图拉拢非、亚两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同反对苏联，却遭到挫折。周恩来游访非洲各国只是徒劳一场。这时候，美国以庞大军力介入越战了。但是为避免韩战式的中美冲突再演，美国承诺不入侵北越。毛泽东在外交上诸事不顺，却可以感觉出这是再次大举改造中国人民的时机。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起因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病亡——经历的这一场国内政治斗争，震撼了中国、令外界世人惊愕，也造成可怕的破坏。中共的“迷失的二十年”是以一九五七年整倒无数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在以此做为闭幕终曲，确实毫不逊色。这一场大灾祸直接牵涉的人就在一亿左右，现有已经说出来写出来的资料要算是其“完整历史”，还差得太远。
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对权威是顺从的。这些人没有人权，因为他们被教导，主张人权（依法应享的）是自私而反社会的，所以是可耻的。而且主张人权是要受严厉惩罚的。这种现象种因于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从长上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这儿生了根，其深远影响至今犹新。
我们理解文革的起点，是要认清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养成行使古时皇帝某些特权的习惯了。他为什么几乎把自己建起来的党毁掉？为什么使革命事业濒于灭绝？这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好几方面来析解。
起初，毛泽东因为厌恶城市官僚主义，打定主意要乡村成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农村的经验使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为什么过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怀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势，还是觉得利用农民建立一个共党领导控制的中国比较重要。
后来，毛渐渐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层层官员干部，因为他们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时代地方士绅的地位。毛恐怕统治阶级欺压村民的事会重演。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需要专人式的管理，中国统治阶级又革除不掉营私舞弊的习性，毛的心态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泽东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党高层普遍而持续不断对毛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满。在一个标榜团结和谐的国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领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评，以免造成不识大体、存心惹麻烦的印象。因此，中国的领袖自古以来就养着一批官用知识分于，构成其派系的外围喉舌。民国以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大多被共党当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们原来的作家、主编、记者报人等地位，已经换上了一批年轻人。这些新人和政治领导人同路，以党内知识分子的身分发表社论、评议、剧本，以表达其立场。六〇年代初，一群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共党高层班子，用寓言、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间接手法，批评大跃进以及毛的各种群众动员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质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说的一句话——一切文学应当直接为革命服务。批评意见主要都是从北京发出，而此时此京党委会的头号人物乃是彭真。
本来就唯恐中国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泽东，看见苏联的情形，忧虑更加重了。苏联有“修正主义”在作祟，不再对人民及其集体组织有一视同仁的关注，反之，让一群享有特权、集中于都市、受过专精教育的人渐渐形成新的上层阶级，他们也和一般民众一样，随时受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监视。西方对苏联的党独裁一般口碑不错，难怪毛要紧张。总而言之，他个人的动机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随者推上权利高位，夺回共党的掌控权。
毛泽东轰倒彭德怀之后，国防部长一职就由另一位帅林彪接任。当权后的林彪推动了军中的政治化，编纂了“小红书”——毛语录——以便进行思想灌输，并且证明自己乐意在争议发展中与毛同进退。不久，他就取消军官分阶制，恢复政委系统，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似乎又表示军方的政治化足以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这么做，也违背了共党一向以军服从党的先例。
文革名义上只进行了三年——一九六六年初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但许多人都指出，文革式的活动其实持续了整整十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我们且从毛泽东本人讲起。
毛泽东的目标和资源
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象力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其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贰的共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灭。
他人有这种独特的心态，才会使毛认为菁英阶层出现是革命失败的迹象，一定要恢复平等主义才能纠正错误，恢复平等主义又必须毛本人与其它人完全不平等。连毛本人都为自己所迷惑了。总之，毛这个独一无二的公认有权的地位，几乎使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毛泽东究竟在做什么？也许可以总括地说是要把“民主的中央集权”变得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中央集权。他眼见新官僚走上古时专制政府的路，不免要把农民大众压在自古未变的社会底层地位，受新的统治阶级剥削。为了挡住这种趋势，毛要党利用群众路线发掘而且响应农民的忧苦，并配合以行政权下放。以后地方决策就不靠北京了，政府要以为地方农民群众谋福利、灌输思想为目标，不能只求自强运动时代的“富国强兵”老套。
毛这么做乃是断然推翻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信条。依此信条，人民必须受统治，而统治者必是受过仔细调教而忠贞的菁英阶层——如阁员部长及从属官员、带兵的将领、有职务恃权的高干。毛泽东定义的“修正主义”包括舍弃革命目标、接受特别地位与累积世俗财物之恶行，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
毛推动并操纵这次社会大震撼的时候，本能地安排了以当权阶级为靶子的攻击行动，即便原先是他自己帮忙这些人爬上去的。他的推理原则离不开阶级斗争，而且他认为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未停止。像苏联那样让腐化的官僚主义颠覆了社会主义政府的理想，毛认为中国正可以对这
种“苏修”进行斗争。
似乎毛泽东还打着另一个主意：青少年学生可以动员起来打击当权阶级，并且肃清中国的修正主义。这将是一种受操纵的群众运动，而毛基于经验知道这是启动社会变迁的引擎。他只要煽起都市的年轻人，给他们起一个头，党高层的任何整风原则都可以不当一回事。其结果是，毛向当初从延安跟他来的领导人宣战了。他利用这些人服从党命令的老规矩，把他们捆得动弹不得，处处只能照他的意思做。在某些重要的节骨眼上，周恩来的支持不可或缺。而周恩来则是善尽其平时一向的职分，设法在毛企图整肃同志的时候缓和其中的不公正、不切实际之处。对党忠心耿耿的共党领导阶层，事先都没料到什么祸事会降临自己头上。
事实上，情势愈演愈过分，甚而转为暴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数度试图予以约束，但是都未成功。结果，文化大革命像大鸣大放运动一样，变成他想也没想到的东西。各方估计的数字虽有不同，但党内官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遭到整肃，可能有四十万人因受虐待而死。“四人帮”于一九七七年受审时，江青及其“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三名同僚被控陷害七十万人，其中有三万五千人被折磨至死。因受迫害而身体残伤精神不健全的人数更多，另外也有极多的人自杀了。
解放军的角色
毛泽东之能够煽起文革，最重要的是有军队支持。长久以来，解放军内部一直有军事专业与意识型态之争。回顾苏联红军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党军关系是以“政治挂帅”的方式解决的。这也就是说，专业军人要听政委的。然而，以后军事专业性随着参谋部的壮大占得了上风。
中国也有类似的进展过程。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创造了一支做为北伐先锋的党的军队，一九二七年以后，蒋建立起职业化军队，完全不用靠平民百姓的游击战。穷乡僻壤中的共产党却得回过头来用中国古老的农民流寇技术，如：小撮的移防、声东击西、与某一区域内的农村百姓相通声息等。在江西共军基地时期，为首的十多名司令都主张军队专业化。其中有几人曾到莫斯科学过军事，其余也都吸收了苏联的观念。和这些人意见相左的主要人物就是毛泽东，他那时候就热烈支持动员农村群众的“整体战争”，这个立场也从来未变。
总之，共党从一开始就有一群军事将领决心要培养有专精、有组织、有纪律的真正职业军队。这些将领都担任了必须担任的政、军职位。其中有几人在共党逐步掌权的过程中担任五个野战军的司令。“野军”都有一些地方性，长时期由相同的人带领，有类似的背景经验。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酿成地方割据。不过，中央领导班子（毛、周恩来、彭德怀等）特别留意人事调动，以防派阀产生。这些政治领导人自己都带过兵，晓得该如何凝聚团结力。
六〇年代的解放军，对外是防卫力量，对内则扮演政治领导班子后盾的重要角色。解放军的三十八个“主力”部队部署在全国十一个军区内，另外有区域兵力驻守二十八个省军区。区域兵力装备与训练都不如主力部队，只能担负地方的防卫任务，以小撮形态分散在省境之内，不善于联合野战。这种情形令人想起清朝以绿营戍守地方以八旗为攻击主力的兵制。
古时的兵权在皇帝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军统帅则是共党主席，他通常也身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之下有三个基本指挥系统，分别控制军方、指挥军事系统内的共党政治机器、处理行政及后勤事务。另一个与古时候相似的制度是，军队自己耕种作物，有自己的小规模地方企业。军队藉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自供给养，和古代边疆前哨基地的半自给屯田制用意相同。
由于党的力量从每一层面伸入军队——许多军方人士都是党员，省级军队都听命于当地党书记或其它党内大员，省党部第一书记通常也兼任该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政军控制网每年要处理新兵召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