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工农阶级根本达不到上大学的水平。政府虽然鼓励乡村民办学校，但是要让这种学校衔接上新式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是由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指导办理，想要达到大学水平的希望渺茫。
重要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数量一直有限。一九四九年以前，人口有四亿的中国每年只有十八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受过高等教育者占的比例并没有扩大，大学毕业的人仍然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一。人才这么少，如何能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五〇年代渐渐过去，每村皆设民办学校的目标不得不放弃了。中学毕业而等着进大专院校的人不宜太多，万一造成一批职业不符其志向的知识分子阶层，反而无益。
简而言之，中国人还没摆脱劳力的大众与劳心的有权阶级二分法的观念，中学毕业生认为不挤入白领阶级乃是丢脸的事。一九五六年间，大学生之中工农出身者只占三分之一。教育的革命虽然已经展开，距离完成或成功却还远得很。除了教育之外，还有苏联的不当经济开发模式，一同为下一个争取知识分子支持的革命阶段作好准备。
毛泽东先说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我们没有他们不成。”他在一九五六年初的立场是，农民和工人渐渐合并为一个阶级，工农都成了党员，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农人、读书人都付出劳力，所以都是同一个无产阶级的分子。阶级斗争要停息了。这是邓小平的看法，此时的邓是毛的忠心追随者，也是共党的总书记。有证据显示，一九五六年初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当然是专精人士，但想法是够“红”的。
此时的共党领导人在于知识分子对党的价值方面，有两派分歧的看法。一部分人觉得共党藉统一战线的策略已经加大了影响力，建立了与非党员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立足点，这些知识分子曾与党合作，有的后来人了党。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对于共党以文艺影响民众以及各种行政技术建设方面，都有很大功劳。共党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努力把非党员的知识分子人才拉过来与党合作，党也该配合他们的需求。可是，像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之类的强硬路线组织者，却执意要不计任何代价促成党的统一与唯一正统地位。
这个议题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的“百花运动”被提了出来。所谓“百花”，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一九五六年五月起，党敦促知识分子就改善其工作环境条件（如有更多外国书刊可读、多一点余暇、扩大活动范围）发表意见，并且放胆批评态度盛气凌人的党干部。毛泽东估量，总共不超过五百万的知识分子——中学毕业以上程度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人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有敌意。因此，“百花”对党的官僚作风的批评，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是代表人民中“无敌对意识的矛盾”，在完全效忠党体系的前提下是有商榷余地的。
中国知识分子很清楚，伸出脖子是会挨一刀的。所以第一年中什么话都没说。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们开始批评共党政府了，而且态度愈来愈凶，其基本前提、办事作风、教条全都成了箭靶。五星期之内，“百花齐放”就被勒令停止了。
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一九五八
“百花齐放”一旦显露了知识分子对共党政府不再抱有幻想的态度，毛泽东便以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来惩治顽强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在进行党员整肃行动，因为有太多共党官僚已经变得疏懒而追逐私利。有的党员甚至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往来，知识分子心理却没有变“红”的意思。因此，这两种不听话的人可以摆在一起斗争。
中国历代的皇帝偶尔也会开放言路，但是听到的话往往比他们预期的多。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听到批评言论之后，既惊且怒。不过他们随即反攻，把知识分子和一些党员当作反右斗争的目标。这一回，有大约三十万至七十万的技术专业人员被革了职，并且被扣上难以翻身的“右派”大帽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其后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被砍了脑袋，原已不足的可用人才动不起来了。身为共党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右派斗争运动的积极角色。
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有两类人在中共政府里稳居领导人地位。第一类是非共产党员的民主自由派爱国者，其中有些人是留在大陆未撤走的，有的还是从外国回来服务祖国者。第二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共党派到大后方工作的“外派干部”。成立新政府所需的经验、世界观、才智，这两类人具备的较多。以自由派人士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外派干部会怀有自由派情操，乃是意料中事。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运动是要解放人民，不是要控制人民。抱这种理想的人，一定会在革命成功之后吃苦头。我们看一看这两类人竟然有数以万计者成为右派斗争的目标，就可明白革命运动已经在吞噬革命斗士了。
一九五七年间，城市和乡村都出现新的掌权群众。这些由工人农人组成的团体，教育程度低，对外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患有恐外症和仇恨知识分子症。试图了解斗争运动详情的人，不妨把它看成新的夺权势力——爱德华·弗里德曼称他们是“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ts）——与思想新派的统治菁英残余分子之争，而前者决心要把后者消灭根除，即便后者的专精技术对新政权有一定的贡献。共党内的这一股新的掌权群众藐视学识，对于中国求现代化的问题近乎茫然，遇上可以大干一场的机会，却能够施出残酷狂热的破坏手段。
共党容许这种人占上风，可见其领导人对于现代世界无知到了什么程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都是必需高等教育人才的，共党却把中国知识阶层的这么一大部分牺牲掉，跑去站在“基本教义派”那边，这不但愚蠢，而且贻害无穷。从结构上看，一向存在的权势与学识问的均势被破坏了。如十七世纪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文武并重，就是明白文武均势个中道理的实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一行如果善加利用有学问、有技术的知识分子为辅，那些接二连三犯下的大错也就不致发生了。一九五七年乃是中国“迷失的二十年”的第一年，因为从这一年起，爱国的人才都变得无用，白白搁着不能为国家发展效力。后来的人用“迷失的十年”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十年只是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历史之延续。
“百花齐放”既已表明知识分子的忠诚有问题，毛泽东想到了下一步，要调教无产阶级好出身的人成为忠心为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果才能和阶级出身有了矛盾，还是阶级出身更重要。毛还警告知识分子，他们只是被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用来教行下一代的，不要妄想抱持与党不一致的思想。
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期望其追随者表现绝对的忠诚，优先程度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颜面，根本还未搔到他的动机的表皮。从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与知识分于势不两立，鄙夷地指他们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惧地视他们为不听管柬的人。这种态度使他说出许多言过其实的荒诞之语，例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所有伟大的知识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做出来的，崇拜科技是一种迷信。如此一来，他退回了当初发迹的根源，也就是，中国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来的希望。
第十九章
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背景因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问，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大跃进”虽然直接归因于毛主席，却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大错是怎么铸成的？
我们寻找因素时，先从中国遗产的某些残余开始看。第一，政府当局对于乡村百姓有毫无争议的控制权威。中国社会的阶级二分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与生产者，此刻可以在共党领导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发挥。他们在延安已经发展成功打动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经济体系，就可以真正把农民差遣得团团转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来实行。按中国固有惯例，地方的士气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党的激进分子现在大致已经承继了帝制时代下层士大夫的地方领导地位，可以重新伸张官僚主义的旧风，也就是以博得上司称许为取向，顾不到服务人民了。士气高昂的时候，地方行政主管可能争先恐后地向上报告实行中央指令的成果有多么好。除了过度乐观的虚报数字之外，他们也会逼迫人民去制造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集体化曾经有比预想超前很多的成绩，后来真相大白，才知道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根本没有运作的能力。
另一个固有因素是潜在的，即是，中国农民太温顺，惯于遵从权威命令，原因是权威代表维系农民生计的和平与秩序。共党领导人的幻想可以传授给一般百姓，因为五〇年代初的共党和中国人民都觉得，彼此在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下是联合一体的。人民都信任毛主席。由于党干部——农民出身的与日俱增——都巴不得赶快实行指令，走向乌托邦与幻想的这扇门就打开了。地方对党中央的忠心，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制造了集体歇斯底里症，使大跃进时期的人民不眠不休地工作，而且是不按常规工作。
大跃进的冲动，来自共党认清苏联式工业发展不适合中国后的惊惶失措。一九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是二〇年代苏联人口的四倍，中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赶上苏联的一半。农业全面集体化以后，农产量并没有显着增加。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问，乡村人口增加了约百分之九，城市人口成长额是百分之三十，这期间的政府收粮却几乎毫无增加，同时却得开始以农产品偿还苏联贷款。课征农业税来建设工业的苏联策略，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此外，农村人口往都市迁移的速度超过工业化的速度，造成都市失业率增加，而人口稠密的乡村又有就业不足和大材小用的情形。第一个五年计划达到了预期的成果，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依样画葫芦做下去，却会招致祸殃。
经济学家面临这个困境时，对策不是大跃进，而是减缓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重工业投资，并且把一部分资金转投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可买的消费品充裕了，农民也就会有较高的生产意愿。按这个办法，中央政府各部要扮演吃重角色，专长技能的分量也要重于狂热干劲。这样做的实效是完成农业改革，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开发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先进行农业改革，然后才是工业化。
但是这种慢法子与毛泽东的思考架构不合。他先让同僚们相信，大规模组织乡村劳动力可以使乡村改头换面，也可以增加农产量，只要能再度发挥当初使共党头子成功的那种革命决心。可以承诺经济上会有好转，但是个人工作的物质奖励却要减少，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意识型态上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理念来取代。毛的这个策略，对农民心理作了很夸大的而且很没把握的假定。
整个运动做起来和游击队打仗差不多，而且确实用了不少军事术语。这一回的运动机器瞄准经济改变，要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这是二元战术，亦即毛泽东说的“两条腿走路”。群众动员要好好利用以前从未充分运用的农村劳力：首先，要以密集劳力修建灌溉系统和防洪设备、开垦荒地；其次，利用更多人手栽种、除草、耕作，以提高每一土地单位的产量；第三，利用就地取材的原料和设备来扩充本地小型工业，以生产消费用品与农具。在此同时，新式工业经济体系要生产出口物品，以换取外国的资本货物，或投资厂房建设。
因为经济专家已经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斗倒了，满腔群众路线热情的人就想象只凭动员群众来发挥生产能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五七年底就全面下放经济主管人员。许多事业单位下放到县的层级，甚至货币管理也不例外。中央统计局解散了，和经济计划职责一起地方化了。大跃进的那些野心过高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定下的，定目标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瞧不起经济学家的、被竞争心激发的、热烈忠于党理念的干部们。
一九五八年的日以继夜劳动发作起来以后，中国的面目都变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总动员，努力建新道路、工厂、城市、堤堰、水坝，开湖泊、造林、垦荒。在国外宣传得最响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发动的“土法炼钢”。据报告，七月底建好的炼钢炉约有三至五万个，八月的数目是十九万，九月底七十万，十月到达一百万；投入炼钢的人有一亿。不幸的是，虽然有不少人解决了冶金学的实际问题，这样大忙一场的成品大半是不能使用的。大跃进把小型工业带入乡间，运用了技术，完成了人力的空前动员，其直接后果却是一团混乱，而且很不经济。
统计局曾于一九五八年宣称，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在一年内几乎增加一倍。中央委员会便以此为根据，定下野心勃勃的目标，要在一九五九年再增产百分之五十。共党领导人变成了自己说的大话的俘虏了。
一九五八年晚期，整队整团荷锄携篮的农人排列成军事队伍，敲着鼓扬着旗向田地前进，要对顽强的大自然开战。不错，用在筑堤堰、开沟渠、修水坝、引水能、垦荒等方面的人力确实有了成绩。到了今天，中国乡间仍可见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人们辛苦流汗掘成的湖渠。只要在那种以人力劈的石块筑成的半公里长的坑道（筑于新垦田地之下，藉以渗水而防止冲蚀），就可以明白大跃进使用的人力有多么浩大。但是这一切对于改良技术、开发资源、提高产量的设备而言，没有多大帮助。
下放动员的逻辑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