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MalayoPolynesian）的原住民（一八九五年的总人口数为十二万）。十六世纪末叶以后才有汉族人移民至此。迟至一八八五年，清政府才将台湾建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成为一省是在一八八五年，当时人口只有三百万。清朝的自强运动期间便以台北为首府了。但是，日本人于一八九五年因战胜而获割让台湾之时，接管的却是一个尚未开始现代化的亚热带地区。
由于台湾是日本开始跻身近代强国之列的第一个殖民地，一些有才干的日本官员便着手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的模范岛。日本人与其它在东南亚有殖民地的欧洲人的处境不同，因为日本文字与台湾的中国人用的汉文相似，而且日本人也受儒家和佛教思想影响，又因为稻米文化、政府部门、专制统治的相同，生活上差异不大。此外，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未发展成功。
本来居住在台湾西半边冲积平原上的原住民，被迫移居比较不便出入的东半海岸山脊。汉族移民就在西半边开垦稻田，在县官的治理之下建立宗族社会，由于地界等利益竞争，骚乱与械斗不断发生。中国官吏管制一向不严，但一八九五年起日本人就开始惩治盗匪，设置警察厅，以征募台湾人加以训练而组成台湾人占大多数的警力。从此警察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力量，负责登记户口与财产、监督乡村里邻的互助连坐、执行卫生保健的规定、征收税赋、调解纷争。
地产权益种类各有不同，包括土地使用权、底土所有权、佃户分租权等等，使土地的利用与税收极为复杂不便。日本人因此做了土地调查，绘制了地图，并且于一九〇四年用政府债券收购了非自耕地主的土地，令这些地主投资都市企业，促成了自耕农阶级的出现，而且使土地税成为原来的三倍。
日本人提倡包括孔孟思想、科学、日语的小学教育，又培养农会组织，以促进农艺科技改良。但是日本人不愿制造知识分子，迟至一九一五年才设中学，到一九二八年才有一所大学。
另外，一九〇三年修筑成联络南北的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长大约为九千六百余公里。日本国营的制糖厂产销免税蔗糖回日本，为主要工业。科学化的农耕与和平的繁荣有助于提高台湾人民的素质，但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湾人的政治活动都遭到日本人的镇压。大体而言，台湾在日据时代的进步发展成效，比军阀时代与国府统治下的大多数省分都较为显着。台湾人居住砖造屋，有电可用，已经是中国大陆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的了。
代表中华民国的台湾
国府于一九四五年接收台湾时，情况和当初治理大陆沿海都市一样，酿成一场大灾祸。台湾人民不但末获得“解救”，反而被当作通敌者对待；只图私利的国府军人和政客劫取物资剥削经济。一九四七年二月，未武装的示威者抗议国府的腐败政风，军政府却开火射倒了许多示威者。随后又向大陆求派支持，接着便发生了历时数天之久的谋害台湾人的行动。按不夸大的估计，遭杀害的人约在八千至一万之间，其中包括许多人才菁英。这乃是中国落后旧风的一次胜利，其原则无非是：假定不受约束的专制即是维系中国政治秩序的首要法则，反对政策的人都是不忠者，应该杀尽。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退守台湾时，发现身处于经济政治崩溃之中。此后的四十年，世人眼见中华民国从这个境地逐步走向惊人的成功。
成功的诸多因素之中，首先应当提及的是，蒋介石为了涤清并激励党政系统而任用的大陆来台的自由派人士。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实行以前“国家资源委员会”曾在大陆推行的策略，即社会主义倾向的重工业国营政策。资委会于一九四二年派往美国各大工业公司深造的三十一位工程师，其中二十一人决定留在大陆的共党新政府里工作，只有七个人到了台湾。后果十分富于教育意义。二十一位留在大陆的高级技术人才，没有一人能够入阁或是担任重要行政官职。而台湾的这七个人之中，三人成为国营工业主脑，两人成为经济部长。这两位担任部长的人，一位后来又成为全面经济讦画开发的主持人，另一位则做到了行政院长。
教育也是重要建设项目。北京大学来的傅斯年以及其它学术机构教授合力主持台北的国立台湾大学校务；从事研究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重新展开其学术工作；美国的传教团也创办了一所教会学院。大学毕业生赴美国深造者，起初极少返回台湾，后来返国的比例就愈来愈高了。
美国传教士关注中国人民达一个世纪以后，遭到一九四〇年代“丧失中国”于共党之手的创痛，致使冷战时期的美国以支持中华民国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要务。美国的援助与保护有益于台湾的发展。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直保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至一九七一年为止。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都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北韩入侵南韩而引发韩战（一九五〇——一九五三），美国海军便被派至台湾海峡守卫，以防中共攻打台湾。一九五四年间，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对中共“围堵”（containment）政策的一部分——稳定台海局势——美援计划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才截止，此后又有军援。
以日本人消除遥领地主的施政为基础，美国国会于一九四八年成立“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支持全面消除佃农的计划。中华民国政府用公债收购了其余地主的土地，创造出只有自耕农的安定农村。
一九五〇年代的促进工业建设中，一九四五年自日本手中接管的企业计划都改为私人经营。起初的目标是要加强轻工业中的消费用品生产，以取代进口。至六〇年代，目标转向出口生产。技术高而价格低的劳工投入了电子消费用品生产，同时也争取美国的与日本的投资。越战一度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力。乡村劳动力虽然涌入新兴都市，仍是供不应求。因此，经济计划转向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工业，八〇年代又扩大至计算机、汽车、军事硬件方面。到了一九八八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约为九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存底数字庞大，国民平均所得为四千八百美元左右，是中国大陆的十倍。缔造这些成绩的当儿，中华民国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退出了联合国，华盛顿于一九七九年承认了北京政权。美国的对台关系也就和日本对台关系一样，在外交以外的范畴接续下去。
台湾的经济繁荣使政治改革成为难免的下一步发展。国民党独裁的政府仍然宣称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是治理范围暂时限于台湾一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岛屿。蒋介石与他自南京迁来台北的中央政府，地位在台中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台湾人对于占领台湾的两百万“大陆人”的仇恨，很慢地渐渐消退。台湾人也终于成为国民党与军队里的大多数。无党无派的从政者开始当选重要县市的首长。原来被禁止的小政党，终于准许参加竞选。蒋介石于一九七五年逝世后，党政元首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任。蒋经国于一九八八年逝世之前，先后解除了戒严法（已实施四十四年）、开放到中国大陆旅游、使国内政治自由化。他的继任是一位受过日本及美国教育的台湾人。台湾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多元化。
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大小太悬殊，做比较是欠缺说服力的。中共的任何一省若有了台湾的有利条件——如美日密集投资及其它外资、高卫生水平、高公共教育水平与技术水准，以及运输、银行、通讯等现代基本设施，都可以有同样的好成果（广东省即是最有希望的候选者）。只有一项地理事实是例外的；台湾是一座岛屿，受过英、日、美各国海军的妥善保护。自一九四七年起，台湾就未受过外人侵略，也不必负担为供给他省需求而课的重税。蒋介石长期主政，重的是开发，不是革命。相对的，我们随后将论及，大陆受到不计任何代价的中央控制，同时又遭到主张行动而要求严苛的意识型态挑起群众运动的翻腾。分布在辽阔次大陆上的从五亿至十二亿的人口，也是比不甚大的岛上二、三千万人口沉重得多的统治担子。想要拿台湾和大陆做比较的人应该记住；做不出什么意义重大的比较，因为事实上的差异太多了。
第四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1）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这是与中国人民不同的观点，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末这开头的八年，是人民共和国重建、成长、革新的创造期。这个有希望的开端后面，有两个大灾祸大动乱时期：第一个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的“大跃进”，在这之后有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重建期；第二个即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期。这四个连续的时期中，第一 、第三两期是出色的共党组织者与行政人才领导的，第二、第四两期却是毛泽东主控的。
我们将从共党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巩固政治控制开始，然后谈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进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农业与苏联式工业化的经济转变。自一九五八年起，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被组成将维持二十年之久的生产系统，至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死后为止。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狂暴太过火，招致中国社会各重要层面的反感，以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这十年被贬为“迷失的十年”。
七〇年代间，各大学逐渐复课，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终于掌控全权后，开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的联合发展时代。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高潮期中，时常出现意见分歧、激烈争辩，甚或有管制导引经济成长的政策徒劳一场的情形。事实终将揭示，中央政府和党携手合作也控制不了中国人民的物质进步。政府的工具手段办理抑制镇压没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担任领导却不敷用了。中国的未来命运，端看政治组织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包括有专长的科学人才，以及对于迫切社会文化问题有创意响应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政治制度是问题的重心。“民主”成为与共党专政的“四个坚持”相对立的口号。控制的经济未能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试行部分市场经济的策略，其结果有好有坏。
经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国共产党发现，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头路已经无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发展迅速推进，而且对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应付了。
第十八章
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
建立新国家，一九四九——一九五三
在位的统治者与官僚们控制人民，乃是中国朝廷政府维系和平、秩序、繁荣、权威的惯用原则。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为达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输意识型态，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的心理为自续不断的动机。杀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够维持恐怖的阴影常在即可。
潇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以前，先在满洲南部建立王国，又拢络中国的官吏。共党也是如此，打内战的期间就先在华北和东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论上策略上都是毫无异议的领导人毛泽东之下，共党领导阶层携手合作，在政治局里进行政策辩论，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实施条件。高级将领如
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人，都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共事多年。刘少奇、邓小平等建党人，都是延安时代的元老。整个领导阶层是一个经历过试炼而关系密切的团体。
首先，解放军进驻华南西南新近解放的地区（见地图24）。全国划分为六个军事行政区，先由军事委员会治理，至一九五四年才改制。共党普遍认为需要三年时间重建经济动员人民，然后才能够开始社会转型。
第一个决策是，让大部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保住职位和薪水的人员总共约有二百万人之多，而共产党可以派来接收这些职位的干部顶多不过七十五万人。
第二个决策是遏止通货膨涨，运用的办法包括：（1）接管所有银行业务，控制所有借贷；（2）每项重要货物都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协会，控制了货物；（3）按消费品市场指数水平发薪资，不再以钞票计薪资，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计算，以使民众安心。个人薪资不受通货膨涨影响，从而稳定了商业，物流和通货都均衡下来，通货膨涨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这的确让靠薪水过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铁路线与恢复轮船航运都不算是多大难题，但是中共在执政才一年的时候就全力投入韩战，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赌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间，中国的“义勇军”以奇袭击败了往中韩疆界鸭绿江挺进的美军。中共派入韩战战场的部队总数超过二百三十万，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战集团军、炮兵部队、空军，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已经造成中共部队重大伤亡。苏联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这一场战争严重耗损了中国的资源。可是若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战有益于社会的重新组织。“抗美援朝”的运动形成一种战时的约束力，其效用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是一样的，可以把全国上下迅速严厉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人人都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战胜的共军是一群乡下青年，有极严格的纪律、有礼貌、肯帮忙，与以前奸掳烧杀的军阀部队，与国府军都截然相反。共党的政府是真心要扫除污垢，不只是扫净阴沟街道，还要清除乞丐、娼妓、瘪三无赖，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改头换面。共党的新中国将是可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是能遏止通货膨涨、废除外国特权、消灭鸦片烟和贪污的中国。能够唤起国人成为合群的行动者，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推广识字、控制疾病、对地位低下的阶层友善、研究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为理想主义而有野心的青年打开新的大门。要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一片“乐土”是建筑在有系统的控制与操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