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一下才成。
除了术语中国化的问题，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乡下，也不免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有比苏联更浓厚的乡村色彩。在中国，农民必然是主要的革命分子。最后一个促成中国化的因素，是发自文化历史自尊的也是重于一切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说，中国不做外国的跟屁虫，中国人只能接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历史意识终将破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似真性。但是，假定地主阶级的仗势欺人（“封建主义”）有外国来的“帝国主义”剥削者为后盾，以都市为中心而兴起的中国商人阶级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本国的资产阶级”，正合乎毛泽东的目的。但是这个商人资产阶级的“买办”分子被“帝国主义的”剥削者收买了，治本之道即是建立一个国家中央威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革命运动就会进入最终的社会主义阶段。换句话说，有得是适用数据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借着传播其新世界史观信仰把革命继续摘下去。
不过，“中国化”仍是两面作战的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持其隶属国际马列主义一分子的资格，不得不使用正统的欧洲口号。也因此故，早先在广州的国民党不能定义为只代表资产阶级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实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能算是代表小资产资本家阶级，反而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包的多阶级政府，连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纳入其中。后来毛泽东曾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新出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中国旧（封建）社会产生的双胞胎，彼此相关却又互相敌对。”按此理，让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适当的，这也证明共党为权力而斗争是有理的。在中国，这些都讲得通。在欧洲讲不讲得通倒无关紧要。
毛泽东阐释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先讲马克思主义假设的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封建主义转为资本主义的过渡，然后，再以另一次革命做为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以一七九〇年代的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典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多认为只有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成功了。换句话说，热闹的十九世纪史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理论搬到中国来该怎么讲呢？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推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开始，列宁主义者就可以把五四运动视为本国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达成，按马列主义来讲中国史的话，中国变成有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期，却只有四十年的资本主义期。如果以欧洲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形实在已经走样了。
整风运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
毛泽东既已掌权，不但竭力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要使党团结，要维护纪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只以党员为对象，此时的党员数目增加了，但是欠缺“长征”那一代的内聚力。整风的靶子是“主观主义、派系主义、党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以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条主义者为目标．“派系主义”指的是军职与文职、党与非党的、老党员与新党员等等不同立场者之间难免存在的意见分歧。“党的形式主义”则是指只管呼口号却不实际解决问题的作风。其它劣风恶行包括逐渐滋长的官僚主义，以及行政的例行公事化。这些毛病有的可以用下放的方式来整治，即是把人员调到乡下更接近实际问题的地方去。还有一个受抨击的目标，就是从沿海都市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
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摩擦起于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的帝制时代，读书人以跻身公职为日标。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写起文章来却专挑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脱离做官从公的另一个阶级了。传统的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另一边则是批评政府的人。新式知识分子的习惯作风是谏言告诫，指出当局主政者的不当之处。自从批评国民党最厉的文人鲁迅于一九三六年故世以后，人们就放心大胆地把他推崇为知识分于的完美典范了。
一九四〇年代初，文学应受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威权支配的话题，在延安成为一个争论重点。加入共党革命运动的各式各样中国自由主义爱国分子，先前总以批评国民党的弊端为己任，这种态度自然也引导他们又来批评共产党内渐渐浮现的弊端。鲁迅的最忠实信徒进入共产党后，就是丝毫不改其发表批评言论作风的。一九四二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文学与艺术的两篇演说，规定了文学为国服务的法则，这当然是指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目标服务。因此，文学必须带有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乐观活泼，应当避免国民党时期共党擅长的揭短扬恶。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实行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此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思想应该改造的人，首先要受调查，继而被迫坦白，把自己的出身经历都交代清楚，让别人挑出可以批评之处。在一组人研讨批评时，被批者是孤立的，要挨其它每一个人的责骂训诫，使他的自信心动摇。下一步的斗争大会里，被批的人要在一大群——通常是在冷嘲熟讽的——代表集体的人众之前，接受公开指控和羞辱。这种行为之中含有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个人必须获得团体的尊重和权威的赞许，否则不能立足。
压力加重之际，被批者自知摆脱不了过去的自己造成的阴影，就写下剖析自己恶行的自白书，并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如果他被判单独监禁，或是在团体牢房中必须戴着纸的手梏（这纸手梏若弄破了，后果不堪设想），孤立的感觉会使压力更沉重。在人格完全抹煞的情况下，他可以进入最后的重生以及与党修好的阶段了。大家终于接受了他的认错坦白，党也欢迎他重回组织的怀抱了，这时候的他会感到欣喜若狂，甘愿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过程究竟是否改变了人格，是很难确知的。但可以确知的是，这种极不愉快的经验不会有人愿意再来一次。不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人顺从党的路线。
我们不要忽略了中国人个性的魄力，以为绝对权力与绝对顺从可以行得通。肯挺身而出发表批评的人，多半都很顽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认义不容辞应当坚守原则揭发弊病的，是不轻易妥协的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广泛使用思想改造，并不一定就意味中国知识分子是生性易受奴役的人。相反的，他们的独立判断很不容易被党压制住。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相比，是成绩斐然的。一八五〇年代的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立刻引起与他信仰同源的西方传教土的反感，偏偏他又狂傲自负，根本不理会传教士。结果是，他让自己成为基督教内的异端，又是中国社会中的外来颠覆分子，在两边都落入最糟糕的境地。毛泽东却相反，虽然他后来和莫斯科闹翻了，但是曾和共产国际愉快合作了一段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用了正统术语涂在表层上做掩饰。洪秀全和毛泽东立业之初都只掌握到一套外国教条的入门，两人后来都甩开了外国人的支配——洪甩掉传教士，毛甩掉共产国际。不过，这两个人相异之处远远多于相同点。
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信绦。这个主张和毛的许多思想规划公式一样，是两头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两面都讲得通。群众路线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众意见并且多少让群众参与政府统治，同时又重申必须中央控制中央领导。随便什么时候，要强调那一边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理论既可做为与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的依据，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的依据。同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从他父母亲和经济生活状况来认定，也可以从他本人的观念和抱负来认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为革命运动的最终公断人与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这种事可以用从上面下行政命令办成。
按这种发展路线，照例都是由毛泽东来认定那些矛盾状况是敌对性的，那些又是非敌对性的——即有商权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状况会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却不会，端赖人家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反正这是很有弹性的一套观念结构，让人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似乎迷上了道家的阴尽即阳、阳尽即阴之说了。毛泽东一旦支配了思想结构，就是真正居于领导地位了。这带来的结果是整体统一，因为凡是不服从毛的人都会遭到贬抑、惩罚、下狱，甚至处死。
美国支持联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间，苏联固守了斯大林格勒，西方盟军在北菲战胜，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开始取得优势，美军在往东京推进的攻势中侵入了所罗门群岛。日军不得不放松对华北解放区与边区的镇压，并将计划许久的冈村攻势于一九四四年从河南省进逼至长江以南，摧毁了国民政府一部分最精锐部队。对共产党人而言，战势从这时候就开始平息了。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恢复扩张行动，但策略谨慎，并且不再犯急躁草率的毛病。美国陆军军事观察团——即所谓的狄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于一九四四年中抵达延安，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又走回顺势，正在为战后和国民党摊牌做准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至六月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显示了这种生机再现的精神。大会实行新规章，赋予中央委员会兼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更大的独控权。“毛泽东思想”被颂扬为党的指导原则。
这时候的美国已经身不由己地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处于局外的美国人眼中，“自由中国”乃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一个前哨，正在古旧习俗与恶势力的汪洋之中挣扎着求生存。中国不再有什么革命气质了，但是美国人觉得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国结为盟友。美国的无知与滥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罗斯福总统设想的情景——国民政府于日本败亡后移进东南亚的权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发以前，美国军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飞行员组成了志愿“飞虎队”，来助重庆政府一臂之力。这一支由退休飞行员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队的空军，不久就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联队，以昆明为基地，不断扰乱日本的通讯。美国的中国传教团也给予“联合中华援助会”支持。美国的同情与援助给抗战添了生气，中缅印战场的美国指挥官史迪威将军（Joseph Stilwell）证明，中国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粮给与训练，可以成为一流的作战者。
蒋介石一如当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帮会一样，现在又开始倚赖美国人的后勤援助与基督徒冲动心理。但是，按美国的战略补给的考虑，在中缅印战场上的空运后勤补给，已经是美国援助的最大限度了。这一点对国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国陆军观察团来到延安，内战显然就要来临
了。这时候若再想利用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关系替国民政府打开内战的胜利之途，已经为时晚矣。
不过美国仍旧努力一试。美国海军不愿落于陆军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团来与中国秘密警察合作，展开了反共行动的第一步。陆军方面的史迪威将军，却无法做好国府军队的训练、补给、作战调度。美国人一心只想着要利用自由中国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无暇去留意中国自身的遽变。美国的援华计划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苏联计划一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外国人想要参加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国这次介入，错误出在严重的跟不上时代。凡是看过军阀割据、支持过教会学校的美国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国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统一大业，与世界各国平等互待。年轻一代的人虽然能把共党兴起的事实看得更清楚，毕竟人数太少，在美国能发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历代美国传教士的累积。
这些因素给美国决策提供了混杂的参考意见。在中国现场服役的军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见了共党行动的决心与实力。在美国这边的拥护中国派——由在中国出生的《时代》与《生活》杂志老板鲁斯（Henry Luce）领军，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时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国一切进步革新的表率。
统一战线于一九四一年终结时，美国观察者可以看得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领导间的裂痕扩大。美国国务院此时的响应政策却只聊具一格，远不及在战争行动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玛拉雅山的后勤运输、史迪威促成的中国军队新式训练配备，以及史氏与顽固的顾客蒋介石共事（蒋自认在战争补给上受了亏待）。美国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国民政府当作盟友来支持，华府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华北共区的情况。
身处中国的美国大使馆与军事总部人员已经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中国将爆发内战，而且苏联可能占领华北，不晓得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关系可布细节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领会毛泽东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是他创的本国共产主义。因此，防止内战变成美国的政策，防止的办法则是组成“联合政府”。事实上，这乃是统一战线的理想与未实践形式的延伸，要将两党的军队和代表融于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双方都理解这个美国希望，表面上都以“联合政府”为战后目标，同时私下却在为一决胜负做准备。
美国此一政策之蹩脚而不切实际，可以拿罗斯福总统派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将军作脚注。赫尔利是奥克拉荷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