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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村本身不能自给自足，范围较大的市集小区却同时即是一个经济单元，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婚姻大事常可在镇上由媒人安排，节日庆典在镇上举行，秘密结社的分会在镇上召开，农民也可以在镇上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如收税者、收租者。不过，新近的研究报告已经将上述这些刻板印象改观。按杜亚拉（Prasen jit Duara，1988）指出，村民也参加许多与市集网络之共存不一定相关的其它网状关系，如亲戚往来关系、秘密结社、宗教崇拜、民兵组织、守望相助等。
华与夷：大草原与农田
华北华南的对比，若与中国从事密集农耕的定居村落和游牧的内亚细亚（Inner Asia）高原之差异相较，可算是小巫见大巫。内亚细亚乃是毗连中国古来固有领土的东北、蒙古、中亚地区、西藏。中国强盛的朝代曾将这些地区括入版图，如今的中共亦然。蒙、藏、满等族如今都在中共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列。
内亚细亚和中国本土几乎从任一方面看来都呈明显对比。关外大草原上的人口稀落；至今蒙古和西藏仅只有几百万人口居于不毛的高原区域中，而汉族在还不及这些面积的土地上却聚集了十亿以上人口（见表1）。内亚细亚人口稀少的现象，使其草原游牧生活与汉民族的拥挤生活迥然不同。
★表1 中国主要朝代表★
「游牧生活」当然不是指漫无目的地在草原上游荡，而是季节性地带着畜群逐水草而居，扎营处都是熟知的，依气候与降雨条件，可能冬季在山坡上，夏季在低地。此种完全赖马群羊群维生的是纯游牧者，可能来自草原牧地边缘上早先融合农耕、狩猎、征战的半游牧社会。纯游牧与半游牧民族都学会了冶炼青铜与铁。
正如密集农耕塑造了汉民族，内亚细亚的羊群马群经济也制约了游牧民族。华南稻米耕种的技术精细，关外人按草原上地表植被、地形、气候状况来调养羊、马、牛、骆驼的本领也不逊色。游牧放羊的人们以羊肉果腹，用羊皮御寒，住羊皮搭建的蒙古包，以羊粪为燃料。在干燥的草原上耕作往往是劳而无获的，人们不得不靠饲养畜群维生，靠马来迁徙，而且必须能随机应变，时时准备迎接冒险。游牧者不在土地上生根，但必须与有人居住的地区维持最低程度的商业交易。游牧者比汉族农民自由，也因为不能世代累积不动产，又比汉族的地主穷。游牧民族善骑射，因此也善战。
游牧民族的酋长并不是按王朝中子继父位的方式产生，而是取决于较富弹性的选举大会，在会中选出（被认为）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人为新酋长。人选可能是从酋长的诸子之中找，或从酋长的诸兄弟之中挑。制度既是如此含糊不明，族中领袖们怎么决定都是合理的。他们会选中有才干的人，也会在十三世纪时选出有领袖魅力的成吉思汗，很快就组织起以骑射手为火力基础而具强大军事力量的部族联盟。自古至很晚近，北方西方的游牧与半游牧民族一直都是扰动中国军事政治生活的一个因素。
这其中含着中国「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一个源由。所谓文化主义，指中国人对其生活方式彻底忠诚的情操。欧洲人的民族主义是因为仿效其它单一民族国家，或因相互联系而产生的，中国的文化主义却起于中国与内亚细亚「夷狄」之差异。由于这些外患比汉族骁勇善战，中国人便往社会制度与文化美学的优越感之中寻求慰藉庇护，这些是异族征服也消灭不了的。
因此，我们要认清，中国历史涵盖的不只是中国人，还包括不断入侵中国及其社会的内亚细亚异族，他们都已成为中国整体不可少的部分。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扩宽视野：内亚细亚各族的人一直是中国人的历史中的极重要部分。甚至现今的中共政府划给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土地，还比给汉人的要多。
第一卷 君主专制的兴衰
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和新闻工作者一样，经常必须将复杂的事态简化为概述。因此，不得不让一些居支配地位的人物成为酿造史实的主角。简短的人名尤其方便，从美国诸总统TR（老罗斯福）、FDR（罗斯福）、IKE（艾森豪威尔威尔）、JFK（肯尼迪），以及Bush（布什），即可见一斑。以一个名字代表全部已成惯例，如一所大使馆的所有通讯都是用大使的名字发出。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载于每一件记事之前，更是无所不在。设想美国以「布什三年」、「布什四年」代替一九九一、一九九二的情形，便不难体会了。更何况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专制者呢？
然而，专制是有程度差异的，而且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极端的定义可以指：统治者将一己意愿加诸国家社会的权限地位。这种形态已经濒于高压暴政了。从最低限度而言，专制是在法律之上的，是可以一意孤行的，是制定法律而不受法律管制的。
专制政体实施之时，像中国皇帝这样的专制君主必须顾到程序上的规则、道德上的警戒，以及自己的利益和声望。他得有臣子的配合与恰当的信息与谏言。例如，程序上规定，唯有事情正式禀告上来的时候皇帝才可以有所行动，唯有臣属们把可供选择的策略呈给他的时候他才能做定夺。此外，臣子人数众多，可以分班休息，皇帝却只有一个人，简直没有私人自由行动可言。尤其在崇尚宫中仪式礼节的时代，更属困难。做皇帝的要担负许多职责，受礼制的摆布，白天应付大臣们，晚上应付后宫，着实辛苦！
随后各章要述及的，并不是中国专制政体下宫中公务繁重的层面，而是有关其它似乎较为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是君权无所不在，几乎凡事都要皇帝说了才算。第二是，凡事因此而政治化，连穿衣、礼教、书籍、绘画都不例外。人的一举一动可能都带上政治意味。第三是，皇帝严禁任何对立的权威存在，也不放过任何可课税的盈收，以防其独揽的大权遭到挑战。
总之，中国的君主体制间或能形成强势领导，这似乎是促成中国极早发展精进成就的因素。我们不能说一切归功于皇帝——断无此理——却可将君主体制的效力看作是中国社会协调团结力量的粗略指标。但是，长此以往，这种强势领导特质在国家不断成长之际，能延续多久呢？
第1章
起源：考古之发现
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
西方早先对中国所持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态之一是：某些专家大师及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演化并没有自己的史前史，而是藉西亚的小麦、陶器、文字、马拉战车等文化特色之流传，突然就冒出来的。是所谓的「潜移默化而成的文明」（civilition by osmosis），一点一点从西边经过中亚地区传来的。这种无知的假说早已被推翻。以前强调的文化特征流传说站不住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远古时期起可能就有相当多的接触了。
在中国，从挖掘古物中研究史前史乃是一项最新的发展。中国今日的现代化也包括自一九二○年代起就持续进步的考古学，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政府谋求进步的行动中，中国史前史的科学化研究并不曾稍有落后。真实情形随之不断地披露，尤其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连贯性。证明现今中国生活的特有形貌——如专制政府——是从史前时代一直传下来的。
中国有两条北南走向的山系；一条沿海，从东北经山东省与东南海岸，至香港与海南岛。另一条在内陆中亚高原东缘，从山西省往南经四川，到西南山区。往东走，北边是华北平原。平原边缘，距西南的北京四十三公里的石灰岩山中，在周门店附近，有一些洞穴。有一个特别大的洞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长约一百五十公尺，宽四十五公尺，有一个地方从洞顶至洞内地面约三十六公尺高），洞的东北边有一个小入口。从距今约四十万年前起，至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洞中持续有原始人居住，直到洞内被人们留下的垃圾杂物堵满时为止。
这是伟大的考古发现！一九二一年从此洞找到的一枚牙齿，证明是原始人种的牙。一九二九年间，这儿掘出了第一具人头骨。一九二一至三七年，以及自一九五九年起的仔细挖掘成果，共有大约十万个石制器具、一百多枚牙齿、十四个头颅骨，以及其它许多骨头出土。计有四十多个直立猿人（Homo erectus），是与在爪哇（1891）、欧洲、中东、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同种的。
这些北京猿人很矮，男子身高约一百五十七公分，女子约一百五十公分。其头骨很厚，下巴后缩，颅内容量是八百五十至一千三百CC，和爪哇人的七百七十五至九百CC以及早期人类（Homo Sapiens）的一千三百五十CC相差不远。北京猿人捕猎捞鱼为食，用火照明洞穴、烧熟肉吃。食用的肉类中鹿肉占七成，另外也有豹、熊、剑齿虎、土狼、象、犀牛、骆驼、水牛、马的骨骸。洞穴内没有埋葬人，也没有完整的人体骨骼，却有被打瘪的人头骨。可见北京猿人也吃一点人肉，也可能喜欢猎人头食脑。总之，张光直（1986）说过，北京人化石是「古人类学的最大崭获」。
随后又有其它发现。一九四九年以后，广泛进行道路、水坝、地基等建设工程，掘出数以百计的考古新据点。一九六四年在陕西省发现另一个直立猿人头骨，似乎是比北京猿人还早的人种。在十数个挖掘点找出的距今四十万年至二十万年间（旧石器时代早期，Early〔Lower〕Paleolithic period）人类的化石与削尖石制的工具，显示直立猿人是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主要是在西部山区的省份。一九八○至八一年间，在安徽掘出一个人头骨。八四年在辽宁掘到部分人体骨骼。以后续有其它发现。（参考表2）
一九七○年代挖掘的几处考古地点都找到早期人类的遗骸，约为距今二十万年至五万年间的人类，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大约在距今五万年至一万二千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Latc〔Upper〕Paleolithic period），晚期人类（Homo sapiens sapiens）散布在中国各地十多个地方文化区内。他们通常栖居在山坡渐向下倾于平原的地形上，以利于混合打猎、捕鱼、采集野果的生存方式。从其遗留的石器可看出，这些文化地区有共同的特征，却也在那么久远以前就具有各自明显不同的地方特色。遗迹所在地包括黄河流域、鄂尔多斯地区、陕西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西缘。周口店的上层洞穴似乎曾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用作葬尸的场所，共掘出七个头骨，都被砸破★表2 中国史前时代★了。考古学家——如张光直氏——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仅会削石头作工具；亲族观念、权威、宗教，以及至今仍可在中国找到的绘画，都已经在发展了。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
一万二千年前在中国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其特征是定居从事农耕的社群的普遍形成。那时候，黄河与长江的冲积土尚未造成现在东西两山系间的平原区。现在山东省与山西省之间的华北平原大体上还只是湖泊和沼泽，而山东差不多算是离岸的一个岛屿，现在的河北省与河南省仍是不宜居住的沼地。那时候，华中这一段的长江是一片大湖，湖北湖南两省还不能耕种作物，连种水稻也不成。
山区覆满森林，禽兽很多。驯养狗和猪之类的动物并不困难，远不如驾御作物难，靠渔猎与采果维生的人们本来已经在从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上撷取食物，却得学习改用可定期栽种收获的一年生播种作物，这即是农耕。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气候颇湿暖，不像现在那么干冷。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可以在山地树林渐渐转为可耕草地的边界地区最轻易地展开，这儿的植物多，即便耕作失败，人也不致挨饿。
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迹显示，定居务农始于黄河南部弯曲处以下，在有树林的高地与沼泽低地之间的边界上。例如，陕西半坡（在今西安市内）的村民在大约公元前四千年时是以小米为主食，以狩猎捕鱼为辅，用大麻织布。房屋呈小簇而聚落，像是一个个家族单元。箭镞显示狩猎已使用弓箭。村民驯养的家畜以猪与狗为主。谷物收藏在陶罐中，罐子上有鱼、兽、植物图案，以及显然是代表家族或世系的图样。与华北此种「彩陶」（仰韶）文化同期并存的还有其它文化，遗址分别在东南海岸、台湾、长江下游流域发现，其中已开始有稻米耕种的活动。
覆盖在彩陶文化遗迹之上的，是一层比较薄却更亮丽的黑陶（龙山）文化遗迹。其散布范围较广，除华北之外，还扩及长江流域以至东南海岸，呈现出包含许多地域性次文化的一个广大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区。由此可推知，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源地延伸，在数个中心地同时发展。
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另一项成就是织丝。中国农村经济自古至今都少不了程序繁琐的养蚕业。从摘采大量桑叶喂蚕起，经过蚕的蜕皮、吐丝、织茧，直至抽丝剥茧，都是极为辛苦的工作。蚕每吃一百磅（四十五公斤）桑叶，可制出十五磅（六点七公斤）的茧，由此可抽出仅一磅（零点四公斤余）的生丝。这项家庭工业自新石器时化起就在华北进行，一直到公元第六世纪被走私到西方以前，都是中国人的独占工业。
商夏遗址出土
截至一九二○年代以前，中国古史所说的夏商周「三代」，只有周代直接有文字记录史料可循。商代的三十位帝王与七个建都处，都载于周代与稍晚时期编纂的史书之中。到了宋代，研究古文物的人渐渐对于商代传下来的镌有文字的礼器产生兴趣。但是，迟至一八九九年，学者才注意到，汉药店在出售刻有古文的「龙骨」为药材。到了一九二○年代晚期，私人收购者已经追踪出这些「龙骨」是从河南省黄河以北安阳附近掘得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者便于一九二八年开始在安阳进行商代最后一处都城的挖掘，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断。一九五○年后，在今郑州附近又掘出了商代初期的一处都城。
这些殷墟之中有皇宫和公卿宅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