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产党员之职，并通令全国实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时间，清共行动大体上成效颇着。一些由共党领导的小队革命军曾发生叛变，共产党人继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发动政变。这次夺权失败后，共党就退入乡下山区，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革命实验的不光彩败绩，曾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托洛斯基（Trotsky）与其拥护者不赞成共产国际渗透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他们事先已料到蒋介石会反共党，故力主纯粹共党领导的独立行动，在中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组织。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在这么落后的国家里推动独立的共党运动，只会招致来得更快的打压。这一派人期待，到了国民党容共的后期，共产党将可以如斯大林所说的，把国民党盟友当“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
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
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
这个当儿，可归纳出来的结论有好几个。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
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纪中国根本上始终只有一种革命运动，即是主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这可以让人看见国民党较好的一面，显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强国与改革，并不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暴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肃清中共党人，虽然因此使列强于一九二八年承认了南京政府，却导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涣散。过不久，国民党就陷于对抗共党与日本的腹背受敌境地。
南京政府的性质
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分子，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生活的便利设施如电影院、汽车、剧院、手工艺、书报杂志、学校和教员，很快就在南京处处可见了。各种新设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数个研究所、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海关税务的多种相关部门、中国银行的研究部，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机关。此种成长持续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会之建立。
国民政府的潜能，它能为中国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毁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三二年进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间全力侵略中国。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业技能与沙文主义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如德国的类似技术能力在欧洲的作用。国民党南京专政本来就有弱点，在备战以及不得不战的压力之下更加恶化。
国民党的第一个弱点是丧失了革命目标。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实行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主要的政治权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员由中执会选任，而且通常就来自中执会。宪政延后了。党内的情报新闻部、社会事务部、海外事务部、组织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内部运作，但形式上隶属国民党而不隶属政府。党与政因此无从划分。
如此一来，国民党变成官僚体系的一支，原来的革命使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早先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在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全部都减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农民、青年、商人、妇女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停摆了。以前这类群众运动曾动员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现在南京的当权者却对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甚是不以为然。他们阻止学生运动，把二〇年代中期的这类行为看成是打击军阀的有用工具。现在权力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支配运用，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价值了。抱持了这种态度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减少了，至一九二九年，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五万人，其中二十八万人是军人。上海的党员则多为公务员和警察。
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用黑道的劫持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此外还成立和商会相似的组织，重组同业公会，调换其人员，迫使上海总商会关门大吉，吓跑了上海商绅。现在由新设的社会局来监督行业组织、调解冲突、收集统计数字、推行慈善工作、维修卫生及安全设施、整理市镇计划。官方取代了商人阶级。
国民党也接管了抵制行动，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对付日本贸易。抵制行为变成了受管制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也可以变成对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据白尔杰说，大上海的市政当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员的权力”。两万（可能多达十万）名青帮分子变成国民党的特工，随时搜查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员，并且继续胁迫不肯捐献军费给政府的殷商富贾。上海租界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国民可以避难的地方了。
上海的银行家现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样，靠贷款给政府赚了大钱。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间，他们承购了大部分的债券，总额约有十亿美元。政府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的，银行业者实得利息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绩，包括废除厘金与关税自主。新式铸币厂设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废两改元计划。为处理外援资金，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最后则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顿，定四家大银行为中央银行，以法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政府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对工商课税愈来愈重，另有货物出厂的统税。此外也提高关税。
总的看来，如白乐日所说，似乎“趾高气扬的官僚机器将要再度扼杀进取事业心了”。高阶官员谋求中饱私囊，政府则是利用近代化工商业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不利用投资效益好的企业来壮大国家经济。南京政府既已将士地税放给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税过活，以至于使本来该得政府全力赞助的企业界反而受到打击。这些反发展的政策，同时阻挠了国内的高经济效益企业投资以及外国的资本贷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经历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停滞，平均国民生产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抵销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团支配企业与金融。这些官吏和政治集团借着操纵政府独占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大小机关而自肥。结果，南京政府连债务都偿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资与工业化以自足的阶段。储蓄存款都输往政府现时所需或私人投机，国家的资金资源并未被动员，连军事开支也动用它不得。
这种负面观点，被经济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见冲淡了。柯氏坚决认为，国民政府虽有处于战时的缺点，但的确有其建设国家的成绩。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的兵工业便是明白的证据。不论怎么说，大多数研究此题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为了代表中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势力永固，与以往王朝政权的情形颇相似。
如果国民政府不算“中产阶级的”，是否至少该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地主阶级权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交给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为了收入着想，通常会让地主们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军官尤其可能变成拥有大片地产的人。南京政府反对动员农民，却赞成权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确意义，比较实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双重性格，在都市重镇与外交接触方面比较近代化，与各省军阀的老式较劲上却是反动的。对外时它可以继续努力朝现代化走，至少可以装点政府的外表。对内时却不断打压社会变革。外国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它将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认为中国若要往前进只有靠渐进的改革，不能激变。
体制的弱点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省。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
再就是，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人事造成的体制弱点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以前，广州的国民党成员包含了孙中山那一代的同盟会元老，以及比较年轻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这些人多中具有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鲍罗廷带来的苏维埃成分，已经融入蒋介石的渐渐升高的军事领导。然而，不过五年时间，原本在广州有朝气的杰克尔医生（Dr。Jekyll）就变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国民革命运动变脸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温厚的医生，服变形药后变成凶残的后者。）
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
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它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