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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领导自强运动的几位汉人总督也拿出对策来应付这次危机。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以及其它数人，六月间就当机立断不理会北京朝廷的宣战之说。他们指这整桩事只不过是“拳匪之乱”，只要外国人不把军队炮艇开进来，就可确保东南各地平安无事。这一招弄真成假果然奏效，帝国主义列强宁愿保住原有的条约无恙，以及中国应偿的外债。因此故，一九〇〇年的这一战——是清朝在十九世纪内第五度，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国列强宣战——只限制在华北地区之内。
庆亲王与李鸿章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与十一国签的辛丑和约，大部分都是惩罚条文：十名高级官吏被处决，一百名高级官吏被惩处；四十五个城市暂时不许科考；北京使馆区面积扩加、筑防御工事、戍守军队，各条铁路也照样办理，并且拆毁大约二十五处中国设的炮台。赔款约为三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分四十年偿清，其间的利息可使实际付款比原定数额的两倍还多。唯一有些许建设性的条文是，各通商口岸进口关税确实提高至百分之五。
士气人心之不振
以儒家理念为本的统治理论体系强调的是，君主、官吏、家族或社群领袖需有无瑕疵的端正品行，才能够使其优越地位与特权被人们认可。中国凭威望统治的程度是异乎寻常的。皇帝本人即便是无赖或傻瓜，皇帝的至高地位却是不可亵渎的。官方公告的意见都以维护或改善掌权者的形象为宗
旨。在夺权之争中输掉的一方都被贬谪为品德不好，而品德不好正是他输掉的原因。人的名誉和生命是一样重要的，女人的名誉尤其重于一切。名誉受到污损的人，可以藉自杀表明自己的清白。不论是在社会上、在政府中，名誉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重视道德意见甚于法律的环境背景里，人心士气若是沮丧不振，其影响是不可计量的。信心受打击、屈辱感、个人或集体丧失颜面、自觉举措不当——这些都是十九世纪中国士气每下愈况的征候。
总括来看，清朝的最后一百年给人最明显的印象，就是不断从各方面打击人心士气。从一七九九年开始，便有大贪官和砷的被查抄赐死，玷污了皇帝（宠信他的乾隆）的名声。同时期，八旗军和绿营打不平白莲教作乱，朝廷不得不征召汉人乡勇，是清室威信的又一次重挫。
如果我们快速略过这一百年，只挑重点看，就必须注意鸦片贸易在广州之激增，与其在东南沿海的扩张。鸦片原本已经被指为败坏风气之物，后来导致白银外流与银两铜钱兑换率不稳，使必须以铜钱换白银纳赋的农民百姓受害，引起财政危机。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主持和谈缔约的人也许可以说它很技巧地把洋人威迫引开了。但全国的人都看得见，鸦片在持续增量输入，广州一地的问题又扩大到另外四个通商口岸。这些虽是国境外围上的事务，在北京朝中却卷起了以金钱利益为重的姑息政策与遵守道德原则的严格抑止之间的争执。钦差大臣林则徐若不是道德立场遭人出卖，也不至于被撤职。一八五八年的条约予以合法化的鸦片贸易，当时正在收买唆使中国的官僚界，迫得朝廷只能随波逐流，同时却丧失了国体。过不久，太平天国乱事又起，而且一发就有燎原之势，令人不得不认为是朝廷的欠缺声望替他们打开了从广西直通南京的大道。
要等到北京朝廷同意修改清室中央与忠君的地方巡抚之间的权力均势以后，太平天国才得以平定。朝廷必须把全权交给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省里的大臣，由他们去带领用自己省内贸易税给养起来的湘淮军作战。这乃是清朝权力结构上的重大变迁，可以佐证的事实之一是，此后京师外围各省和江南米仓各省的总督都是由汉人担任。同时清政府也得容许外国人过问中国的政治活动。
我们说过，也有相当的理由说，清政府一路下坡的颓势被一八六〇年代的中兴勒止住了。事实上，清朝已是来日无多了。从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又放火烧了圆明园。清朝却在如此受辱之后接受了与英法的非正式结盟，由此可见同洽中兴只是应急的对策。一八五〇与六〇年代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漫长交战议和过程中，明显可见汉人一般都主张为维护原则而战，满人却宁愿姑息侵略者以换来清室残喘的机会。恭亲王及其支持者——包括年纪尚轻的慈禧太后——成就的姑息政策，是一个权宜之计，让清朝再延续了一代，虽然实际上是使清朝在中国沿海的中英共治局面中退居“资浅合伙人”的地位。
在满籍军机大臣文祥卵翼之下成立，由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总税务司，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双重目的。赫德在建设擘划的前大半任期内，为清政府提供了一个近代化的税收机构，也帮忙管理了各通商口岸上的那些好斗的外国人。整体而言，清政府是大受其裨益的。然而，一八九五年以后，必须紧缩借贷以付给日本赔款，一九〇一年后又要付辛丑条约所有签约国的赔款，总税务司只顾向中国政府索讨赔款的钱，显然变成帝国主义的掮客。
满汉协力与缔约列强合作以维持大局，尽管做得相当成功，满汉各自的利益却有分歧存在，以后将逐渐各行其是。但是在这一切之下还有更大的疑问：清朝既已抵挡不住外国军事上与经济上的侵略，是否有能力招架智识上的外来侵袭呢？
不但中国的政府已经无能治国，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也开始受到质疑了。这个危机之艰险，已经甚于明末以及以往历朝曾面对过的困境。也许只有宋朝的经历可相伦比。但是宋朝在灭亡之后仍旧留下其文化优势，接触过西方知识的清末中国人却不能断定中国文化仍然优于外邦。鸦片烟瘾在中国社会的每一阶层内扩散，就是人们已丧失自信的确凿证明。史景迁依翔实资料做过估测，一九〇〇年间中国的鸦片消费者约有四千万，其中约一千五百万人是有瘾的。按这个数字来算，每有一名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就有十五个中国人染上鸦片瘾。
再就是读书人的士气被在劫难逃之感消磨殆尽，而读书人乃是理学信仰的最重要的守护者。下一章将以清室与士大夫读书人的关系为讨论中心。
第十二章
共和革命 一九〇一——一九一六
国内的新均势
清朝于一九〇〇年败于远征的八国联军后，继续主政至一九一二年才【】亡。原因在于当下并没有其它政权可以取而代之，也因为中国人和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宁愿维持安定而不愿有动乱。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间，海岸与河岸地区通商口岸的改变步伐，拉大了近代化都市区与内地无数乡村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扩大与不平等条约之实施同时开始，这使得心存改革的汉人有机会组织起来并且公开其政治理念——此类行为是清廷不准的。不过，初期主张革命造反的孙中山，还是藉日本扩张主义者的协助，才于一九〇五年领导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成了同盟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成长，但仍蛰伏着。
这股增强聚积的社会力将于一九一一年浮现，酝酿过程中的关键即是清室政府与士大夫菁英间的关系。从一八五〇年到一九一一年的这个时期里，大体上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变化。第一个是士大夫菁英支持清室，平定了太平天国与十九世纪中叶的其它动乱。所用的策略是组织地方团练，以人对人的效忠关系为基础而招募兵士，粮饷由富户大家认捐，或抽取商人贸易的“厘金”而来。
第二个阶段是太平天国乱平以后的重建时期。士大夫菁英积极办设学堂以复兴扩展儒家教育，并且成为各式各样都市福利与小区建设的督导者。上大夫阶级的结构成分改变了，因为地主们往都市里迁移，商人们凭着捐官或参加官方主持的工商建设计划，被纳入了士大夫阶级。大家富户因为有资金与会计事务上的便利而投入了经济发展。而都市化的演变也让外国榜样、外国观念、外国往来关系大量注入。
自一八九〇年代末期展开的第三阶段里，民族主义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阶级同时兴起。这个新阶级提倡开发地方、地方自治、立宪政体。他们循多条路线推动现代化运动，却发现满清政府行动太慢，凡事刁难阻碍，而且已经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
我们先看士大夫菁英在平定乡野造反时扮演的角色。
团练平乱
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事以后，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农村乡下武装起来，藉此在人口膨涨而不安定的乡间维持秩序。这种情势却引起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朝廷如何从中央控制军事力——即“武”的统治。自秦代起，历朝都避免大量征兵为军。汉朝以及后来各朝用过囚犯、乞丐、佣兵、职业军人武人（多为世袭者）组成军队。到了清朝，只以八旗军作战略性的驻防，另外有分驻各省的汉人绿营军。但是白莲教乱事兴起时，八旗绿营都无力镇压。十九世纪初叶时，地方动乱频起，地方官绅纷纷办起乡勇以自卫。
乡勇是地方上捐资给养的军队，成员是兼职的。按孔斐力（1970）所说的，是“既非纯武，亦非纯文”的组织，是亦文亦武的。晚清乡勇的主要特色即是由地方士绅来办理。魏斐德（1966）曾记述，广东的士大夫于一八四〇年代及五〇年代组织村民抗英。广东的官吏一时陷于两难；如果反对广东百姓的仇英行动，将使乡勇与朝廷对立。如果顺应民情，可能引来英国人的报复。做为百姓或地方士大夫手中的武力，乡勇团练有利也有弊。北京的朝廷不愿编设由地方士大夫指挥给养的团练，除非团练能按“官督绅办”的制度完全听地方官吏调度。如果能这样办理，地方官吏一声令下，可以通过分散各地的乡绅士大夫，把广大面积之内上百村庄的数千乡勇动员起来。
除了这种动员力量之外，既有的关系网络也可以发挥辅助功效。关系网之一是按保甲制编组的每一户之内体格健全的男丁。另一个即是家族关系网，藉亲属关系、共同财产、宗祠祭祖行动而联系为一体。此外就是一个市集镇周边村庄共同形成的市场小区。与这些行政的、社会的、经济的网络相互啮合之后，团练系统不但足以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可以夺政府的控制力而代之。因此，朝廷在一八五〇年委托曾国藩等可靠的大臣在自己的本乡主办团练，实在已是走投无路的下下策。
团练组织之所以可靠，端在于其成员全部是本乡本土相识的人。至于像天地会这种跑帮走私的秘密结社，或是逢有饥荒、水灾、兵乱就大量涌到的游民，都不受管制，不会被募编。最危险的仍属太平天国之类的偏执造反分子，他们的团结力量来自共同的宗教信仰。
因此，有两个条件是遏阻太平天国叛逆所必备的。一是复兴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秩序——表现在将领与兵卒问各层级的人对人的关系上。简而言之，团练的指挥权（若想发挥效率）必须以忠诚、尊重权威、领导者以身作则等人际关系的动机为基础。湖南团练的个案研究显示，像曾国藩这种书生将领，经过反复试验才发展出一套合用的观念和方法，终于调教出像湘军这样能打败乱军的地方兵力。这些本属地方团练的军队，后来成了专职征战的武力。
团练的另一个致胜条件是，藉税捐筹得充足的粮饷补给。从团练有意为维护儒家秩序而奋斗之始，士绅富户的捐款就是主要经费来源。几近山穷水尽的朝廷出售科考“功名”，甚至官职，也是财源之一。但是一八五三年以后主要还是靠新增的贸易税，课征对象是运输途中或存于仓栈的商品。因为税率是千分之一的微额，故名为“厘金”。由于国内贸易成长，这项新税的收入颇丰（外资贸易行的货品运经内陆的时候，依条约规定应被课以类似的“运输税”）。
值得注意的是，抽厘金一开始是地方与省内主管的，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按苏珊·曼（Susan Mann，1987）研究课收厘金的制度传布到每一省的情形，主要道路和各大城市所设的关卡织成一面细密厘金税收网，整个都在北京朝廷的直接权限之外。后来，中央政府会收到厘金收据与支销的形式上的报告。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厘金税额和盐税在中央政府总收入帐上已经是等量齐观了。总之，厘金税制也和团练乡勇一样，名义上是为朝廷在办事，事实上却造成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一种新的均势，而且经常倾向于对地方较有利。
消灭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便是这样给养成军的。组织团练的大臣们不但抱持共同的观点与意识形态，而且私下也有姻亲、师生、科考同年等关系相联——中国统治阶级的整合即是靠这些关系维系。孔斐力说，“湖南菁英的紧密整合”的原因有二，即“清朝的学制系统，以及遍布于官僚系统中的提拔栽培与报答效忠的关系网络”。虽有异端邪教与外人侵略的威胁，这个忠于儒家秩序的统治阶层还是联合挺了过来，一八六〇年代以后，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团结性就渐渐消散了。
士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乱事过后的晚清几十年重建期间，曾经武装乡里的那一代士大夫，已改换成另一种都市士大夫阶级，经管的是对小区有益的事务。这些事务有许多是从宋代起就与地方士绅相关的，也有许多是十九世纪晚期都市迅速兴起后才有的新职务。这些事务可以让官僚体系容纳不了的士大夫菁英不至于闲着。清朝的科举制造出来的人才一直多于政府可任用的名额，因此，蓝菁（Mary Backus Rankin，1986）所说的明清两代“最缓进式的统治”（minimalist form of government），继续靠士大夫阶级去处理介乎官与私之间的公事。
在“公”的范围内，士大夫们首先担起了管理灌溉水利的任务，其中包括筑坝修堰。维特福吉尔（K。A。Wittfogel，1957）等人曾有理论说，中央掌握住了水资源的控制权，才能使朝廷有无上的权势。这个说法正好适用于地方士大夫势力的兴起。像水这样重要的小区资源，必须各自按其不同的地方环境条件办理，不能只听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