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贸征取的税收并未受到重视，除非是财务出现困难了，而这种困难每逢有军事需求或王朝衰征时一定会发生。中国的市场活动网络（如绪论中提及者），不久就要在宋代出现，而且其活力将超出政府的控制能力之外。
此外，安史之乱使中国变得军事化了。此时唐朝在中亚地区的边塞被侵犯，西北大部地方被吐蕃占据。中国境内新设藩镇起初总共三十处上下，大多有武官镇守，凭其率领的戍卫军队，势力驾凌于地方政府之上。相对的，中央政府几乎没有自己的兵力，数度遭遇吐蕃军进犯之灾。公元七六三年以后，天子只能依赖四个区域并不稳妥的力量，即是京畿、西北边境、长江下游、大运河地带——这一区乃是京城的命脉。华北多处藩镇不受中央管辖，占去了纳税额为国家岁入四分之一的人口，只剩下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为朝廷税收的来源。
乱平之后也有一、两位皇帝在削减费用和集权中央方面做出成效。但是唐朝的盛世已过，中央变成「内廷」由宦官把持，「外廷」则是党争不断。
大体上，唐代文官体制的建立，助长了儒家学术的重振。有关唐宋交替的这一层面，大街·麦克穆论（David McMullen，1988）最近作过研究。在唐代的学校制度、科举、尊孔、政府仪典，以及史学文学的培养之下，经学古文有了持续的发展。唐代士人阶级的壮大，也为北宋学术思想鼎盛先铺好了路。
公元八四五年间，唐朝皇帝下诏，广泛而有系统地拆毁佛教院寺，没收院寺拥有的大量免课税的地产。有将近二十五万的僧尼被强制还俗。从此以后，度牒一律由政府发给，藉以控制僧尼人数。唐代的功业与中国佛教的盛况是同时衰落的。
此时华北的权力关系显示，中央政权的实际空位期从公元七五五年的变乱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九七九年。唐朝留下来的藩镇相继成立集权化的军事政权，乃是这段空位期与后来宋初政府的典型。
唐末的五十年是无政府状态的活生生实例。不论文武官员都是竭尽腐化之能事，乡村农民受着百般的压榨，邪恶丑行变成了一种常态。忠国之心已丧尽，盗匪横行。暴民聚集成众，到处流窜劫掠。皇帝、宦官、文臣都是一筹莫展。大盗黄巢作乱六年之久（公元八七八～八八四），起兵于山东，率众南下至福州、广州。继而北上，攻入洛阳和京师长安，大肆屠掠。唐亡于公元九○七年，此时突厥和其它胡族已占据华北大部，其它地方亦有藩镇割据。
在残败之中继起的是在华北以割据式版图建号称帝的五代，以及华中华南藩镇称王的十国。割据局面一直要到公元九六○年禁军在新都拥帝改国号为宋，才获得解决。
第4章
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
物质欣欣向荣
宋代三百年存在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一方面，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印刷的书籍、绘画、文官考试制度，只是中国此种卓越地位的两、三个实证。而另一方面，就在中国如此兴盛的同时，内亚细亚（Inner Asia）的外族侵略者，渐渐从军事与行政上控制住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宋代的文化成就是否与后来的外族统治有关呢？这是极其重要——却不单纯——的问题。
公元九六○年，五代的末一朝，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在禁军拥立之下成为皇帝，新登帝位的赵匡胤便改国号为宋。深谋远虑的宋太祖与宋太宗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任文官接掌，并且将最精锐的军队集合为禁军，文官层僚经由科举建立，税收集于中央。这些都是控制军权与制订文官职权的代表性措施。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北宋（九六○～一一二六）从此将成为中国最富于创造的时期之一，有些方面恰似两百年后才在欧洲展开的文艺复兴。
评价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关键性的地位，必须从多方面着眼。首先，是从有形的成长方面，如人口、都市化、生产、工技，以及国内与对外的商贸各方面。
中国人口于汉代中期（约公元第二世纪时）达到大约六千万之数，经过分裂时期很可能发生的数目下降，似乎又在第八世纪早期的盛唐时回升到五、六千万。在宋初可能增至一亿，到十二世纪结束时，约维持一亿二千万：大约四千五百万在淮河以北的地区，七千五百万在长江沿岸以及西南（见地图10、11、12）。
人口成长引来了兴旺的都市生活，这在京城尤其显着。做为北宋的政治行政中枢，开封城是朝臣官员的最大集中地，也是衙门人役、军队、宫廷扈从及闲杂人等汇集之处。开封只有唐朝京城长安面积的五分之四，却有古罗马城三倍大。公元一○二一年间城内人口将近五十万。如果连京城九郊在内，总计人口有大约一百万。到一一○○年，登入户籍的人口数为一百零五万，加上禁军，总数可达一百四十万。
如此人口密集的都市能够民生不虞匮乏，是因为开封位置靠近古时大运河与黄河的交会处，在黄河下游谷物集散地驳船运输线的起点。中国国内贸易与区域间的相互贸易之顺畅，得力于大运河、长江、长江支流及湖泊，以及其它河流系统上的廉价运输。这些水道总共长四万八千多公里，造就了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贸易区（见地图16）。中国境内既有如此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外贸不免只算得上旁系分支了。
开封的工业发展，主要是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例如，华北有大量煤与铁的矿藏，靠水上运输，可以低价供应京城。约第十世纪时将森林耗竭的情形，迫使冶铁必须舍木炭而改用煤为鼓风炉燃料，而且，宋代冶铁者因为使用以此法生产的铸铁，又发展成功可炼钢的脱碳法。到了一○七八年间，华北生铁年产量有十一万四千吨（七百年后英国才能够出产出此数的一半之量）。
从这儿，战争的艺术得到了铠甲和钢质武器。围城作战中也使用了大炮前身的弩炮，而火药最初是用于火矛、榴弹、射石炮之上。古昔时候的围城是胜败难料的，因为被围的城中贮有补给，往往能比处于荒芜原野上的攻城者支撑得更久。但是宋代发明的新武器却能击毁城墙城门，引爆火药地雷，从城外燃起城内的大火。
不幸的是，宋人的这项战争技术很快就被女真人学会，一一二六年攻陷开封以后，便在华北建立了金朝。宋朝只得南下至杭州另建新都。
南宋这个都城在十三世纪早期最繁荣的时候，自钱塘江口一直绵延，从人口约四十万的南郊起，经过约有五十万人口的皇城，达于有将近二十万人口的北郊，全长三十二公里有余。据马可波罗记载，杭州颇有与威尼斯雷同的特色。宽广西湖的清澈之水，顺着大约二十条沟渠流入城中，再将城内的废物挟出，往东注入河口的有潮水域，城墙之内的总面积是十八平方公里，中央有由南至北的一条宽阔的御街。蒙古人于一二七九年征服中国之前，杭州人口超出了一百万（有人估计有二五○万），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可能有五万人口；我们不难理解他目睹中国都市生活时为何叹为观止了。
南宋时期的外贸在政府岁入中居于大宗，这几乎是十九世纪以前仅有的一回。杭州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宋时外贸迅速成长的一个因素。其中又以经由香料之路从东印度群岛运至中国（亦通往欧洲）的香料需求最大。进口货品需求之高，甚至声名远播的中国丝绸与瓷器出口，以及铜钞，都不足以均衡进口。迁徙到西班牙并且影响欧洲至深的伊斯兰教民，也于宋时大量增加在广州、泉州、厦门、福州、杭州的海上贸易。中国的货运沿着东亚海岸抵达东印度群岛和印度，甚至远达东非。但是南宋的外贸大抵仍操于阿拉伯人之手。商贸课税使盐税和贸易税成为南宋税收的主体，不再像往昔那样仰赖土地税赋供养朝廷了。商业成长的一项影响是，唐代始创的纸钞再度起用。先是政府用汇票调动资金，继而使用期票、可转让票券，终至由政府发行全国通用的纸币。马可波罗见到纸币时，和见到煤的时候一样吃惊。
中国此时期的航海科技是领先全世界的。中国造的有分舱区的大船——包含四层甲板、四或六桅、十多件帆，用艉柱舵、航海图、罗盘导向，可载五百人。这种科技远远超前西亚与欧洲，此期地中海用的大木船还在靠人力和操舵橹航行。
宋代惊人成就的这些层面只是几个例子。任何有现代意识的扩张主义者回顾诸如此类的成长和创造力时，可以想象到，宋代中国若自由发展下去，将可能主导航海世界，并且自亚洲发动侵略，移民欧洲，从而改写历史。看起来，欠缺的只是动机和刺激。这当然是想入非非了，但也再度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阻滞了艾尔文（Elvin，1973）所说的中国的「中古时期经济革命」继续发展？答案容易指向异族侵略者，指蒙古灭宋是阻挠宋人走向近代之路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颇有单一恶因理论的诱人之处，但是我们随即可以知道，原因是不止一个的。
以下几节将论及科举制度如何成为文职官僚的主要来源管道，谋得官职的可能性降低如何鼓励士人转入地方事务而成为乡绅望族的领袖，理学思想又是如何助长这种转移。
教育与科举
宋代教育普及的技术性关键在于有了印刷的书籍。钱存训在其论书籍与印刷术的权威性著作中详述过，中国之所以能发明印刷的书，第一要件是纸。早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时，纸已发明，但迟至晚唐时期才用于木版印刷。北宋是第一个使用印刷书籍的时代，欧洲还落后得很。中国以植物纤维制的纸，比欧洲的碎布制纸便宜。若与活版印刷比较，木刻版印刷更为简便省钱，而且更适于汉字。印刷的文书正是逐渐扩张的宋代士人阶级的生命活血。
印刷的书籍带给佛寺与家塾的教育活动很大的激励。起初政府有意全面管制已经普及的印刷，到了一○二○年代，又改以授与土地和书籍为办学校的奖赏。目的是要在每一州县都设置官学。官学收期待朝廷任命的诸生，教以儒家经术及礼仪，据贾志扬（John W．Chaffee，1985）说，在宋徽宗时，官学总共占地一五○万亩，可供二十万名诸生廪给。
科举制度成为上层社会阶级生涯不可或缺的巨大无比又盘根错节的定制。唐以后的一千年以至一九○五年，这个制度扮演了与学术思想、社会、行政体系、政治相关的许多角色。
宋初的两位皇帝制定科举为甄选人才的办法。七品以上官员可以凭荫任举荐自家子弟为生员，所以官宦阶级仍可以一代代传下去。但是唐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官吏是科举出身，到了宋代增至百分之三十上下。宋代考官要选出愿意支持新文官秩序的人，即是彼得·波尔（Peter Bol，1992）所说的「会忠于文官治理概念」的人。主考官预防作弊的方法包括：应考者进场前搜身，考卷编号而不写姓名，誊写考卷以免批阅者识出考生的笔迹。公元九八九年间规定了每次科考录取人数分配额，使某些文风鼎盛的地方不至于占据太多录取机会。
几十年前最早进行宋代科举研究的人士认为，这是比真才实学的制度，使青年才俊不被埋没。近年来更详细的研究却显示，豪门巨族还是有超出比例数目的子弟进阶为官。除了因为大家子弟有良好的读书环境条件，也因为有推荐管道和关系影响。
贾志扬认为，宋代三百年中，科举之为谋求官职手段是每下愈况的，但矛盾的是，报考的人却愈来愈多。这种情形反映的事实是，在朝为官的「当权派」家庭愈来愈有办法安插自家子弟得第。不外乎是凭荫任特权，参加正规考试之外的各式各样特种考试或不对外开放的考试，以及奇怪至极的——只凭连连考试而每考必落第（这令人联想到成绩差劲的学生，起码成绩单上可以得一个「努力：甲等」）！因此，正规科举得第者占一○四六年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一一一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一九一年占百分之三十一；一二一三年只占百分之二十七。报考人数渐增以后，规定的录取比例也递减了：一○二三年每十人报考有五人上榜，一○四五年为每十人取二人，一○九三年每十人取一人，一一五六年每百人取一人，一二七五年是每二百人取一人。
于是，受经典教育参加科考变成证明社会地位的手段，至于得第或落第，有官做无官做，倒也无所谓。罗伯·海姆斯（Robert Hymes，1986）所做的一项社群研究可为例证。该研究追查出举子阶级之成长如何超过官职之成长，大多数科举得第者，因而根本得不到一官半职。官学注册的二十万生员之中，约有一半要参加科考。得中的五百个人，才有资格进入包含大约二万个职位的文官界。所以，对大多数举子而言，做官之路是走不通的。在此情况下，乡间市场小区成长而需要地方上的领导者，便吸引举子重回故里。南宋的家族地位高下，渐渐不再以有没有人做官为评定条件，而是要看在地方上的财、势、名望如何了。
海姆斯的研究发现，七十三个小区显要家族，平均维持其地位大约一四○年。同时发现，家庭的、学业的、私人的「浓密关系网」结合了有官位的人与布衣百姓。做官只是奠定高地位的要素之一，而且不是非有不可的。换句话说，士人阶级扩大为涵盖地方富豪、家族长老、非正式的公职人员、卸任官员。所有人的先决条件只是受过正统经学教育，文化上具备「士」的资格。这些人由于受过儒家思想熏陶，自觉负有维持人世间物质与道德秩序的大任。导引他们的是新儒学的教条，亦即是北宋儒士文官思辩而产生的理学。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创立
儒家思想主张致力于行为的完美无私。但是由于败类在中国和别国一样常见，儒士们过一阵子就要呼吁改革。大多数的开国君主上台掌权，也是为了要来革除奸恶。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宋朝臣子都是正统学术调教出来的，改革者自然也在其中出现。我们观察儒家思想这种周期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