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75＇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南市教育局长招待中餐，“菜颇丰，仍为中国旧习惯也”。 ＇76＇7月13日，他来到阔别十三年的北平，“今日重来，更觉北京之伟大”。＇77＇7月23日，他随科学参观团到东北参观。31日，他们参观了抚顺一个制铝厂遗址，“现其机器为苏联移去，人民政府将向苏联索回云”。 ＇78＇8月13日，他在大连参观时得知，“据中苏条约，苏军可驻军三十年云云”。 ＇79＇8月19日，他们在大连海滨公园，同行的王成组“因在海滨照苏联军营，致被押至公安局”，他们都“颇为惊恐”，不过当地交际处处长很快就将人保释出来了。＇80＇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团体请吃晚饭，到场的有500人以上。“此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81＇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尽管风雨飘摇，气象学界仍然为庆祝竺可桢60岁生日出专集、辟纪念室。6月14日，在上海的一次气象讨论会上，赵九章代表气象学会当面将5月间编印的《竺可桢先生六旬寿辰纪念专刊》交给他，其中收入文章17篇，报告一篇，印刷也很精致，表彰竺可桢在气象界的筚路蓝缕之功。竺可桢在致谢词时说，自己在浙大十三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渔父，因避秦乱而入异地，及其返家，则一切茫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其如余今日之于气象学矣……”＇82＇实际上，在他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从未停止对科学前沿的关注，从未放弃科学研究，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不少有见地、有科学价值的专业论文。如今告别了浙大，他能否全身心地回到正常的科学研究中，此后将会面临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布满了问号。
此前，他在5月27日的日记中说：“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83＇ 6月5日，在讨论中央研究院出路的会上，他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虽是俄国对于理论亦极注重，但以中国经济之支绌，将来难免不为专题而给款，而此等专题胥为应用的……”＇84＇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因等待市政府来宾，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了九点，陈毅亲自来参加。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半个小时，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接着，陈毅讲了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85＇几天以后中央研究院被接收。
8月18日，竺可桢受命参观东北时，曾在大连作过一次《说台风》的演讲，发表在10月的《科学大众》上。9月16日，他与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86＇
10月16日，竺可桢得知自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一（院长是郭沫若），不可能再回到上海了。“在未与郭沫若接洽以前，不知院中之大政方针，故亦事事摸不着头脑。”＇87＇ 10月20日，他到北大理学院和饶树人谈科学院事。“深以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时至十小时不等。外间又谣传研究事将全归科学院办理，大学只是教书。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云云。余谓科学院大政方针虽尚未定，但大概不至于如此极端。”陆定一等都劝他暂时不要南归，等科学院有了眉目再说。＇88＇
从10月起，竺可桢读的书开始悄悄发生变化。10月20日， “午后三点至东安市场购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89＇10月31日，在北京回南京路上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对于哲学科学颇为广博。书中对马赫学派攻击不遗余力。”＇90＇ 11月5日，他借来一本关于苏联文教事业书，“其中述苏联科学院事颇详”。＇91＇12月10日，他读《科学与社会》一书，有关于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 ＇92＇
从12月19日起，竺可桢开始学俄文。几天后他日记里也讲到，一早起来读半小时俄语。12月21日，他到三联书店买了《联共党史》。晚上，他到中南海参加中苏友好总会举办的晚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第二天，科学院中苏友好支会也举行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当晚各民主党派在北京饭店联合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他没有去。
60岁的竺可桢从头学俄文也好，阅读《联共党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也好，无非都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一个他所陌生的时代。既然选择了留下，这一切便是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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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52页。
＇7＇＇45＇＇51＇＇61＇《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696、697、692、691页。
＇8＇《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15＇＇16＇＇17＇＇19＇＇66＇《竺可桢全集》第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9、94、100、100、100页。
＇52＇＇64＇《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47、53页。
＇55＇竺可桢手迹原件复印件。
＇86＇《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
影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导自由主义。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创办《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周刊等有影响的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远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领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不愿出面组织在野党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府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复电。）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15＇12月23日，“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时，他又给赵夫妇写信，再次提及：六月中，阎内阁发表了我的外交部长，后来他们用种种法子，力劝我不要向外发表我不就外长的话，因此，我从六月到十月初，什么报馆记者都不见！10月初公超的外长发表了，但局势大坏，我也不忍就谈我私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一搁至今。＇16＇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17＇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18＇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自法国回来，在子文兄＇处＇见面，他力主张我出来担任救国事业的领导工作。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马斯…科克兰＇的影响，T。F。＇ 蒋廷黻＇不信。今夜我听T。C。的话，更恍然明白了”。＇19＇总之，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也未改变初衷，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
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