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有先王之遗民。”是其风禀先公，雅禀先王也。上举变风，下言先王，风、雅互相见也。上言国史作诗，此言民之性，明作诗皆在民意，非独国史能为，亦是互见也。作诗止於礼义，则应言皆合礼。而变风所陈，多说奸淫之状者，男淫女奔，伤化败俗，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若夫疾病尚轻，有可生之道，则医之治也用心锐。扁鹊之疗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将死之势，则医之治也用心缓。秦和之视平公，知其不可为也。诗人救世，亦犹是矣。典刑未亡，觊可追改，则箴规之意切，《鹤鸣》、《沔水》，殷勤而责王也。淫风大行，莫之能救，则匡谏之志微，《溱泱》、《桑中》，所以咨嗟叹息而闵世。陈、郑之俗，亡形已成，诗人度已箴规必不变改，且复赋己之志，哀叹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谓匡谏之志微。故季札见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见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诗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训，孰能若此。先亡者，见其匡谏意微，知其国将亡灭也。○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疏＇“是以”至“之雅”。○正义曰：序说正、变之道，以风、雅与颂区域不同，故又辨三者体异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辞，言诗人作诗，其用心如此。一国之政事善恶，皆系属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诗者，谓之风。言道天下之政事，发见四方之风俗，如是而作诗者，谓之雅。言风、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於一国，故谓之风，以其狭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谓一人言之。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於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风之与雅，各是一人所为，风言一国之事系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系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谓一人言天下之事。风亦一人言一国之事。序者逆顺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张逸问：“尝闻一人作诗，何谓？”答曰：“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谷风》、《黄鸟》，妻怨其夫，未必一国之妻皆怨夫耳。《北门》、《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举其夫妇离绝，则知风俗败矣；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一人言之，一国皆悦。假使圣哲之君，功齐区宇，设有一人，独言其恶，如弁随、务光之羞见殷汤，伯夷、叔齐之耻事周武，海内之心不同之也。无道之主，恶加万民，设有一人，独称其善，如张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与之也。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然后得为风、雅，载在乐章。不然，则国史不录其文也。此言谓之风、雅，理兼正、变。天下无道，政出诸侯，而变雅亦称雅者，当作变雅之时，王政仍被邦国。《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是善政、恶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厉之诗亦名为雅。及平王东迁，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内，是以变为风焉。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义曰：上已解风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训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齐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还以齐正为名。王之齐正天下得其道，则述其美，雅之正经及宣王之美诗是也。若王之齐正天下失其理，则刺其恶，幽、厉小雅是也。诗之所陈，皆是正天下dafa，文、武用诗之道则兴，幽、厉不用诗道则废。此雅诗者，言说王政所用废兴，以其废兴，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诗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陈，有饮食宾客，赏劳群臣，燕赐以怀诸侯，征伐以强中国，乐得贤者，养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陈，受命作周，代殷继伐，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饱德，能官用士，泽被昆虫，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风见优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见积渐之义，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异也。诗体既异，乐音亦殊。国风之音，各从水土之气，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雅、颂之音，则王者遍览天下之志，总合四方之风而制之，《乐记》所谓“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是其事也。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从旧俗。“变风”之诗，各是其国之音，季札观之，而各知其国，由其音异故也。小雅音体亦然。正经述大政为大雅，述小政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风述诸侯之政，非无小大，但化止一国，不足分别。颂则功成乃作，归美报神，皆是大事，无复别体，故不分为“二风”、“二颂”也。定本“王政所由废兴”，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误也。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疏＇“颂者”至“神明者”。○正义曰：上解风、雅之名，风、雅之体，故此又解颂名、颂体。上文因变风、变雅作矣，即说风、雅之体，故言“谓之风”，“谓之雅”，以结上文。此上未有颂作之言，文无所结，故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训“颂”为“容”，解颂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颂体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当云“颂者，容也”。以雅已备文，此亦从可知，故略之也。《易》称“圣人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则形容者，谓形状容貌也。作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则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谓道教周备也，故《颂谱》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营造之功毕也。天之所营在於命圣，圣之所营在於任贤，贤之所营在於养民。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节，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迩咸服，群生尽遂其性，万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验也。万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业也。民安业就，须告神使知，虽社稷山川四岳河海皆以民为主，欲民安乐，故作诗歌其功，遍告神明，所以报神恩也。王者政有兴废，未尝不祭群神，但政未太平，则神无恩力，故太平德洽，始报神功。颂诗直述祭祀之状，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报德可知。此解颂者，唯《周颂》耳，其商、鲁之颂则异於是矣。《商颂》虽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德，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於《周颂》也。《鲁颂》主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也。颂者，美诗之名，王者不陈鲁诗，鲁人不得作风，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为颂，非《周颂》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颂名，故取备三颂耳。置之《商颂》前者，以鲁是周宗亲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
＇疏＇“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正义曰：“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於此也。序说《诗》理既尽，故言此以终之。案《诗纬·汎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与此不同者，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讬之。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汎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诗》既含此五际六情，故郑於《六艺论》言之。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自，从也。从北而南，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吕辛反。趾音止。驺，本亦作ＺＺ，音侧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后“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
＇疏＇“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至“系之召公”。正义曰：序因《关雎》是风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广论《诗》义《诗》理既尽，然后乃说《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语；则者，则下事，因前起后之势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不直名为“周”，而连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鹊巢》、《驺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故系之召公。不复言“南”，意与《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变文耳。上亦云“《关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诸侯之风，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风，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为《周南》，感先王之化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无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者，《志》张逸问：“王者之风，王者当在雅，在风何？”答曰：“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为风。”逸以文王称王，则诗当在雅，故问之。郑以此诗所述，述文王为诸侯时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称王者之风，於时实是诸侯，诗人不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称“王者之风”，是其风者，王业基本。此述服事殷时王业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为风”也。化霑一国谓之为风，道被四方乃名为雅，文王才得六州，未能天下统一，虽则大於诸候，正是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犹以诸侯待之，为作风诗，不作雅体。体实是风，不得谓之为雅。文王末年，身实称王，又不可以《国风》之诗系之王身。名无所系，诗不可弃，因二公为王行化，是故系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诸侯，使诸侯为之主，亦此义也。其《鹿鸣》，文王诗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为风也。若然，作王者之风，必感圣人之化，已知文王之圣，应知终必为王。不为作雅而作风者，诗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时未称王号，或为作雅，或为作风，人志不同故也。○笺“自从”至“王季”。○正义曰：《释诂》云：“从，自也。”反覆相训，是“自”得为“从”也。文王之国在於岐周东北，近於纣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风化南行也。《汉广序》云“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是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谥，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疏＇“《周南》”至“之基”。○正义曰：既言系之周、召，又总举二《南》要义。《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高以下为基，远以近为始。文王正其家而后及其国，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业，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见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犹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颂》之成功。”亦谓二《南》为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并如字。《论语》云“哀而不伤”是也。郑氏改作“衷”，竹隆反。窈，乌了反。窕，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闲也。”王肃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恕音庶，本又作“念”。好，呼报反。逑音求。
＇疏＇“是以”至“之义也”。○正义曰：上既总言二《南》，又说《关雎》篇义，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内之化。是以《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伤处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君子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此是《关雎》诗篇之义也。毛意当然。定本“是《关雎》之义”，俗本“是”下有“以”者，误也。郑以“哀”为“衷”，言后妃衷心念恕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贤才之行，欲令宫内和协而无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