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相当的色目官吏进行防范和牵制，这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在用人政策方面的制度化。与这种制度相适应，又形成了元朝选官的特殊途径：第一是根据家庭出身选官，即主要看出身成分，不是看实际才能；第二是从吏员选官，元代称为“吏进”。据元朝人的统计，由吏升官的官员占元朝官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元制规定，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元朝州、县官多在外铨选，即使由吏部或中书省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力也很大。因此吏员要升官，只要能讨上级喜欢就行了。这就为请客送礼、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上勾下连创造了条件，元朝的吏治腐败、政治黑暗与此有很大关系。
忽必烈重视儒学，希望由儒学培养一批“经国安民”的人才，让人们遵守“三纲五常”之道，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元代尊孔碑（选自《成吉思汗》）但在整个元代，儒学并未提高到独尊的地位，在佛、道、儒三教中，儒教一直被排在第三。元朝的皇帝一般都不习汉文，朝廷大臣中的蒙古勋贵，也很少有人留意儒学，因此在元朝，学校的恢复是十分缓慢的。《元史》记载，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中央才正式“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这时离成吉思汗建国已过了81年，离元朝统一也有8年了。元朝在中央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学习的内容是用蒙古文翻译的《通鉴节要》等，学员学有成就，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回回国子学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立，学习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主要任务是培养波斯文翻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元朝的书院大部分具有地方官办学校性质，虽其学术作用并不太大，但它对元代文化的普及和理学的传播却有较大贡献。民间的书院，则为各地乡邻子弟提供了学文化的机会，主要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做普及工作或为科举做准备。
元统治者对科举的作用认识得更慢，恢复得更晚。元世祖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元世祖虽认为“此良法也，其行之”，但因朝廷大臣反复讨论多次，意见不一，遂“事不施行”。至元二十一年，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言：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认为“惟贡举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后来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主张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元仁宗时虽然推行了科举，但在政治生活中并没占多重地位。因此有人认为，元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仅占百分之四。元朝有“九儒十丐”之说，人分十等，儒生被排在第九位，只比乞丐处境好一些。这种说法反映了元朝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下的事实。
修建大都早在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之孙霸都鲁就曾向忽必烈建议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开始萌发以燕京为都城的想法。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新任丞相安童和刘秉忠等人也建议以燕京为首都，认为漠南汉地已归我所有，中原、江南亦旦夕可下，故而定鼎、驻跸之所不应再在漠北的和林，即使开平也不宜定为首都，一是因为开平初建，人口稀少，农、牧、手工业都不太发达，很难满足一个大国首都的物资需求；二是交通不便，定都开平，也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于是建议：可以参考唐朝的两都制和辽金的陪都制，以燕京为国都，以开平为陪都。这年下半年，忽必烈下令成立提点宫城所。刘秉忠、谢仲温等负责新城址的选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等；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也黑迭儿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郭守敬负责新都的水利建设。至元四年（1267）正月，刘秉忠受命营建新都城的宫城。作为一位精通儒学和佛教的著名学者，刘秉忠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和《周易》中阴阳八卦的原则，而明清北京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辨方正位，为天下本元大都城内东西南北各有9条大街，其中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也符合“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说法
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定制，修建大都（4）
太庙位于齐化门内，社稷坛位于平则门内，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也体现了《考工记》“左祖右社”的原则；朝廷及官署在南，市场则集中在积水潭北岸的日中坊，体现的正是“面朝后市”、“日中而市”的原则。
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中轴布局，左右对称”也是北京城和皇宫规划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它体现了惟我独尊、皇权至上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封建皇权思想。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围绕皇宫这个中心展开的，其中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元大都是沿丽正门、灵星门、崇天门、宫城的大明门、延春阁出厚载门；明清时是从外城最南端的永定门北行，依次通过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端门、午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抵达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体现了皇城“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有些专家学者曾经做过实地测量，他们发现，从大明门到景山内万岁山距离为2500米，而从大明门到太和殿庭院中心的距离是1545米。二者相比，其比值正好是黄金分割率的0618。古代的设计师将太和殿放在这个最佳位置上，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真可谓是匠心独运了。
象天法地，敬天法祖元大都的规划和皇宫的建筑设计都蕴含着象天法地、敬天法祖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元明清的皇宫都坐落于北京城的中心，象征的正是三垣中的中垣——紫微垣高居中天、永恒不变，体现了帝王的至尊、皇权的至重；双塔庆寿寺（选自《图说北京史》）
中垣受众星拱卫，皇宫受天下朝贡，体现的则是万众所归、人心所向；皇城之内旧有积水潭，皇宫附近有北海、中海、南海，则取象于紫微宫后的天河银汉；三海之上建有琼华岛、广寒殿，又有瀛洲、太液池之称，象征的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壶、瀛洲；紫禁城中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正应三垣之数，而东西六宫则象征周围的12颗星辰；紫禁城中的乾清宫为皇帝所居，此地位于宫城之中，又属禁地；而天市垣在紫微垣之北，因此元代建城时市场设在紫禁城北面。
阴阳八卦，天地相合元大都城的规划布局，紫禁城的设计建筑，乃至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的建设等，无不体现《易经》的阴阳八卦思想。比如，刘秉忠建造北京城时设计了11个城门，有的学者认为刘秉忠出身于佛门，当过和尚，认为北京地区原来是一片苦海，苦海中有孽龙存在。要镇住孽龙的惟一办法只有请托塔天王的三太子哪吒。他有三头六臂，北京城的南3门相当于哪吒的三头，东西城的6个门相当于他的六臂，而北城的两个门则相当于他的两只脚。《可闲老人集》有诗云：“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如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说：“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周易》中“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天数1、3、5、7、9和地数2、4、6、8、10，取“天地之中和”，即将天位数的中位数“5”与地位数中位数“6”相加，合为“11”。因此，北京城11座城门的设计含有天地相合之意。从地理方位上看，南方为阳为天，故而南面城门为三，取象阳数；北方为阴为地，故而北门为二，取象阴数。其意也是与天地相合。
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选自《图说北京史》）
龙的世界，君权神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号称“龙的传人”，而皇帝则被说成是“真龙天子”。龙是皇权的象征，因此皇宫就建成了龙的世界，龙无处不在，天子的威仪也无所不在。据统计，仅太和殿一处，就有龙12654条，若是把整个皇宫内的龙加起来，那可就是天文数字了。皇宫内的屋顶用黄琉璃瓦，三大殿台基高达8米以上，甚至大门门钉的数目也是最多的，这些都是皇宫最高地位的体现，是帝王“九五”之尊的表现。大都城是封建宗法礼制的象征，代表着帝王的权威，成为我国古代一处既具实用性，又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群。
阴阳五行，象形化生阴阳五行学说在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的设计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紫禁城宫殿整体上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为阳，在布局上有三朝五门，多用奇数；内廷为阴，在布局上有两宫六寝，多用偶数。两宫为乾清宫和坤宁宫（交泰殿为之后增建），六寝为东西六宫。外朝中路的三大殿坐落于土字形的汉白玉台基之上，土为阴阳五行之一，居于中央。把三台建成土字形，表示这里是天下的中央，同时，土也代表江山社稷，表明希望江山永固，社稷安定。“南三所”为皇子的宫室，由于幼年属于五行中的“木”，生化过程属于“生”，南三所的方位又是在东方，故都施以绿色琉璃瓦屋面。绿色为春天树木萌芽之色，象征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出皇帝对其后代所寄予的希望。而后宫中的太后、太妃的生化过程属于“收”，从五行上说，属于“金”，方位在西，所以太后的住所如慈宁宫、寿安宫、寿康宫都分布在西路。
元大都海运与运河图（选自《图说北京史》）城门宫殿，取意乾坤《日下旧闻考》记载：“元建国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意也。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大都城南端的正门原来称为“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意。北面的东门称为安贞门，则合于“坤”卦的卦辞“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北面的西门称为健德门，取意于“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厚载门，则取意于“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东门称为“崇仁门”，正西门称为“和义门”，则是体现了“立天道曰阴曰阳，立地道曰柔曰刚，立仁道曰仁曰义”的说法，含有“东仁”、“西义”之意。
元世祖忽必烈南下灭宋，统一中国
在贾似道一伙的把持下，南宋日益走向腐败和衰落。泸州骁将刘整率军民30万投降忽必烈，并向忽必烈提出了进军襄阳，从中间突破，攻占临安的灭宋方案。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方案，任命刘整为都元帅，与大将兀良合台围困襄樊。阿合马以7万水军，配合史天泽攻陷樊城，合围襄阳。宋军守将吕文焕开城投降。为庆祝对宋战争的胜利，忽必烈采纳群臣建议，颁布了建国号诏，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准备对宋朝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的联席会议上，大家共同推举伯颜为灭宋战争统帅。这时，宋度宗去世，贾似道立其幼子赵为小皇帝。贾似道率领的13万宋军被伯颜歼灭，震动朝野，贾似道被削职为民，后被押送的军官所杀。太皇太后下哀痛诏，动员各路军民勤王。江西的文天祥散尽家财召集了5万义勇军，向临安开拔。而当政的南宋朝臣却以文天祥的义勇军是乌合之众为借口，将其拒于临安城外。宋蒙焦山之战，南宋大将张世杰的10万水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南宋元气大伤。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令伯颜发动对宋朝的总攻，三路大军很快进至临安城下。南宋丞相陈宜中等逃离临安，不知去向。文天祥被太皇太后任命为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大营议和。他要求伯颜存其社稷，并从临安撤军。伯颜扣押了文天祥，南宋太皇太后等不敢继续抵抗，将传国玉玺与降表送至元营。伯颜决定将南宋皇室及众臣送往大都。文天祥中途逃跑。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在崖山被歼，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文天祥被俘，被押解回大都。忽必烈亲自出马，劝说文天祥出任元朝的宰相或枢密使，但文天祥誓死不投降元朝，后被处死。元朝统一中国，符合了各民族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
元世祖忽必烈大元帝师，总领释教
颁布珍珠诏书，开通万里驿路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为巩固蒙元帝国对吐蕃的统治，将萨迦五祖八思巴封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派八思巴与白兰王一起返回吐蕃，一是开辟一条从吐蕃至燕京的驿路，二是正式建立吐蕃地方政权。八思巴建议仿照内地的驿站制度，从青海起直至萨迦，清查沿途人口、物产、道路情况，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忽必烈答应了这一要求，命枢密院派一位将军率3000人马协助白兰王修建驿路。这年五月一日，忽必烈颁发了著名的珍珠诏书。
八思巴、白兰王一行从上都出发，带着大汗诏书、国师法旨，以及从御库领出的大量赏赐品和筑路所需物品，前往吐蕃。他们依次来到朵八思巴铜像
思麻的丹底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