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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早晨，林清派出天理教众，约定分头行进，由宣武门潜入，然后200多名天理教众，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午时一到，由宫内太监接应，开始攻夺皇宫大门——东华门与西华门。
东华门一路。攻打东华门的一支，由陈爽带领，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为向导内应。他们快要攻进东华门时，有卖煤的人争道，有人暴露了兵器，被守门官兵察觉，门卫关闭了城门。结果仅有陈爽等少数人闯入东华门内，其余都逃逸。署护军统领杨述率领护军，御天理教众于协和门下，杀死数人，有的教民则冲到内廷的侧门苍震门。
西华门一路。攻打西华门的一支，陈文魁居首，刘永泰押后，太监张太、杨进忠、高广福为向导内应。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他们率领50余人，全队进入西华门。尔后，他们反关西华门，以防清护军进来。陈文魁等天理教众，边进边战，杀死守卫数人，由尚衣监、文颖馆，冲进到隆宗门外。由于时间耽搁，护军得到警报，关闭了隆宗门。双方激战在隆宗门外。天理教众由隆宗门外小房，登上高墙，窥视大内。这时，有几名天理教众，由廊房越墙，冲向养心殿。正在上书房读书的诸皇子闻变，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急命进撒袋、鸟铳、腰刀，饬太监登垣以望”。有的教民手举白旗，攀墙登殿，近养心门。旻宁立于养心殿下，“发鸟铳殪（yì）之，再发再殪”，以鸟枪击毙墙上二人。皇三子绵恺，紧随皇兄旻宁之后，冲到苍震门，也发枪射击。留京的礼亲王昭梿、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等，闻警后“急率禁兵，自神武门入卫”。时诸王公大臣已从神武门急入，聚集在紫禁城西北角的城隍庙前。随后火器营的1000多人也调入紫禁城。正当天理教众准备放火焚烧隆宗门时，火器营官兵赶来阻击天理教众。
天理教众以几十个人的短小兵器，去对付强大的护军，又有诸王大臣督战，自然必败无疑。最后教众退到武英殿前，寡难敌众，或遭擒或被杀，无一幸免。后经过一番搜索，内应太监七人也全被擒获。
在紫禁城里潜藏的天理教众，熬过一夜。第二天清晨，又下了一场雷阵雨。天理教徒，饥无可食，渴无可饮，夜不可歇，神不得宁。他们熬过两昼夜，直到十七日，才被搜查出最后的十几人，但没有一个主动投降的。
此时的紫禁城内，一片混乱，甚至镇国公永玉、护军统领石龄等，竟要准备车辆逃跑。翰林院编修陶凫卿遇袭，仆人骆升以身遮挡，骆升被砍几刀，陶凫卿才保住了性命。他后藏于柜中，到十八日才被发现。
十七日晨，清廷派番役到南苑黄村西宋家庄林清家中，佯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林清信以为真，继而被诱捕。朝廷又派人逮捕了林清家属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至此，天理教众进攻皇宫的行动失败。嘉庆十八年（1813年）是癸酉年，这一事件又称为“癸酉之变”。
此时的嘉庆帝呢？他在丫髻山行宫，于十六日获得皇宫惊变的急报，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嘉庆帝随后返京。
十八日，嘉庆帝命大臣起草《罪己诏》。十九日，当他路经京东燕郊时，传闻“有贼三千，直犯御营”，扈从大臣、兵丁都吓得面如土色。嘉庆帝此时强作镇静，说：“不必惊惧。俟贼果至，汝等效力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事后证明，这是谣传，一场虚惊。他当天回到北京，诸王大臣等迎驾于朝阳门内。嘉庆帝非常感慨，众大臣也都呜咽痛哭。
二十三日，嘉庆帝在西苑（今中南海）丰泽园，亲自审讯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廷讯开始，命先将刘得财、刘金二人带来，斥问为何“萌此逆谋”，将二人夹打后处决。接着提审林清。林清在重刑之下，承认此次进攻紫禁城之目的，就是要把皇帝赶回关东。嘉庆帝恼羞成怒，命将林清凌迟处死，并将其首级送到直、鲁、豫地区示众。此后，嘉庆帝派兵火烧起义据点大兴县宋家庄，林清的姐姐、妻子，按律缘坐，均被处决。嘉庆帝再三严令对其他被捕者，严加审讯。在审讯中，施用了各种酷刑。最后，嘉庆帝命将被捕者及其家属共300多人，或处死，或流放，或为奴。他们的房屋、土地、财产被抄没，分赏给八旗官兵。后又在太监中进行了严格地清理，对相关太监或发往黑龙江给官员为奴，或拨给亲王、郡王名下管束使用。
这次事件使清朝皇帝第一次认识到自入关170年来，大清的江山社稷发生了危机。嘉庆帝回宫后颁布《罪己诏》，声言要把与事者斩尽杀绝。
嘉庆帝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等地追剿；又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下令对起义地区蠲免钱粮，赈济灾民，区别首从，教徒不究。在“剿抚兼施”的政策下，直、鲁两地天理教军主力，仅两个月，基本瓦解。
嘉庆帝遭遇紫禁城两变后，为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决定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严密保甲法；搜缴了1000本“奸盗邪淫”书籍，披阅后于殿廷烧毁；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出入紫禁城；不准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师城内及紫禁城、圆明园增设哨卡，添置、整修防御工事和设备；增加驻防军队；严格紫禁城内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制度，等等。
平定天理教起义后，九月十七日，嘉庆帝自白涧回跸燕郊，特颁《遇变罪己诏》。其大意说：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逆匪，犯禁门、入大内。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xǐ）！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四）对嘉庆帝的《罪己诏》，可作几点分析：
第一，态度尚好。嘉庆帝这个人，遇到大的事变，总是反省自己。不像有的人，文过而饰非，功劳归己，过错责人。甚至不惜伪造文件，表明圣上一贯正确。他说，遭此突变，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又说：“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这话不管是做样子也好，真心实意也好，总算表了个态，做了自我批评。
第二，表彰功者。事变后次日，封皇二子旻宁为智亲王。他说：“旻宁系内廷皇子，在上书房读书，一闻有警，自用枪击毙二贼，余贼始纷纷潜匿不敢上墙，实属有胆有识。朕垂泪览之，可嘉之至，笔不能宣。宫廷内地，奉有祖考神御，皇后亦在宫中。旻宁身先捍御，护保安全，实属忠孝兼备，著加恩封为智亲王。”（《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四）
第三，批评臣工。他说：“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这四个字——因上、循旧、怠惰、玩职，道出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解决的办法，要么“赤心报国”，要么“挂冠致仕”，而不要尸位素餐，误国误民。
第四，笔随泪下。天理教众，手无寸铁，200余人，攻入禁城。他说：这是大清国170年以来，也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未有之事。并为此而“笔随泪洒”，真是动了心！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重大事变面前，哭天抹泪，不算英雄。要在有气魄、有格局、有毅力、有办法，勇于克服积弊，敢于进行改革。可惜，“平庸守成”四个字，决定嘉庆帝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第五，心有余悸。嘉庆帝遭遇天理教徒之变时54岁。这年，他连生日也没有心思过了。他说：“十月初六日，为朕寿辰，国家典礼，自初三日，至初九日，俱穿蟒袍补褂，正日御正大光明殿受贺，此定例也。今岁突遇此祸，若仍照常年典礼而行，朕实无颜受贺，况军书交驰，邪氛未靖，尚有何心宴乐乎！……向年俱进如意，即日回赏，原上下联情之意耳！今遇大不如意之事，岂可复行呈进。朕不见此物，转觉心安；见物思名，益增烦闷矣！”（《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五）
第六，见微知著。嘉庆帝直至他临终的前一年（嘉庆二十四年），还在大臣的奏折中朱批道：“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
但是，嘉庆帝究竟汲取了什么历史教训呢？没有！没有从根本上敬畏历史，牢记教训，从而加速一个历史趋势——江河日下，社稷日危！
相关推荐书目
（1）（清）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
（2）关文发：《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张玉芬：《嘉庆道光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万依主编：《故宫辞典》，文汇出版社，1996年
第八讲 光绪皇帝之死
一、正常病死说
主张光绪皇帝正常病死者，主要依据是：
第一，官书记载。《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等官书，都记载光绪帝是正常病死：
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七九）
上疾大渐，酉刻，崩。（《清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癸酉）癸酉（二十一日），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二》）
以上，都说光绪皇帝病重而死，是自然死亡。
第二，久病难医。光绪帝长期身体不好，久病难医，因而病死。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光绪帝身体多病，但尚能维持。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即使云集天下名医来京会诊，光绪帝的病依然有增无减。因为：其一，这一年发生戊戌政变，他开始了从帝王到囚徒的生活。他夜间失眠，气不舒畅，神烦心悸，健康日差。其二，珍妃被害，孤苦难当。在《宫女访谈录》中记载：“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从此以后，光绪帝的病，日益加重，直至病故。
第三，私人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十六日，江苏名医杜钟骏为光绪帝诊病后，在其所著《德宗请脉记》中，记载了他为光绪帝诊病经过以及光绪帝临终前的病状。他看过光绪帝的病症说：我此次进京，以为能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无错。他在著述中认为光绪帝属于正常死亡。
第四，档案记载。两份档案材料提供光绪帝的死因。
其一，光绪帝《病案》（《脉案》）。光绪帝37岁时的《病案》，记载了他从小身体虚弱和病情发展，资料翔实且私密：
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较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心头疼体酸，夜间盖被须极严密。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年（1886年）的脉案还记载，光绪帝经常患感冒及脾胄病，经常服用汤药、丸药。可见光绪帝在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时期，身体衰弱，多病缠身。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九日，《脉案》记载：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用的地步。宫中御医们束手无策。五月初十日《脉案》记载：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九月《脉案》记载：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失调。十月十七日，三名御医会诊《脉案》记载：光绪帝的病情，极度虚弱，元气大伤，病情危重，出现心肺衰竭症状。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的《脉案》记载：夜里，光绪帝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神志昏迷。二十一日《脉案》记载：光绪帝的脉搏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口倒气。傍晚，光绪帝死。
其二，光绪帝医药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了珍藏的历代清宫医案，有关光绪帝的脉案十分齐全，特别是他临终前半年病情加重的时段，诊断记录和服药经过尤为完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光绪帝进入弥留状态。御医张仲元等人诊得：“皇上脉如丝欲绝。肢冷，气险，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随后，又经御医多方努力，却无力回天。
第五，学者观点。有学者根据清宫医案记载认为：光绪帝从开始病重，一直到临终，病状逐渐加剧，既没有中毒的迹象，也没有暴死的症象，病死之因，属于正常。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光绪帝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等疾病。这是导致光绪帝壮年死亡的直接病因。光绪帝的御医六人，每日一人轮诊，各抒己见，治法不一，也耽误了医治。“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变化，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症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光绪帝是死于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