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大讲堂，零七开讲。
绵延五千年画卷，卷开清史。
近三百年清史疑案，拍案称奇。
拍案称奇大家，阎姓崇年。
这是零七年始在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播出的一条节目宣传片的解说词，介绍的是今年新推出的《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首轮亮相的节目，即由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阎崇年先生开讲的《清宫疑案正解》，共12讲。
《中华文明大讲堂》的推出，是这次北京卫视频道改版的重要举措之一，是这个频道每晚10点开辟的文化通档节目之一，是体现北京电视台“文化品位，大家风范”节目定位的一个范例。这样一档文化内涵深厚、表现形式沉稳的节目，能达到预期的收视效果吗？能被广大观众接受吗？说实话，开始时我这个做台长的心里也在打鼓。
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我的心情放松多了。我注意到这个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稳步上升。收视特点是：进入收视调查的人群基本就不离开，50分钟收视曲线始终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一旦看了这个节目的观众，就会忠诚地看下去。节目播出一段时间后，收视率已达到2。68，占据当周卫视频道节目收视率排行榜第七名，进入北京地区各频道收视率统计的前50名，实属不易。而中华书局以首印10万册的开价为阎先生的《清宫疑案正解》出版图书“买单”，更证实了这样一档文化内涵深厚的节目是被广大观众认可的，是被社会所接受的。做为台长，我也觉得很欣慰。
凡是一个成功的节目，总有它成功的原因，我想至少可以给《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的首战告捷总结这么三条经验：
一、社会有需求，市场已证明。电视节目是个万花筒，要适应各种观众的需求。而由名师大家讲演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节目，是否社会也需要呢？2。68的收视率和出版社“买单”，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观众也需要高品位的文化作品。他们完全有能力欣赏这类作品。这也坚定了我们走“文化品位，大家风范”的创作之路的决心。
二、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记得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走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那么，什么力量能最有效地起到这个作用呢？是传媒、大众传媒、电视传媒。我们的节目制作人员借助电视传媒这个平台，调动了尽可能多的电视手段，让高深的知识大众化，让观众乐于接受。学者的学识与电视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在这里相得益彰。
三、阎先生个人的作用功不可没。“名人效应”在电视这个行业是一种“规律”，节目中有公众人物就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我认为阎先生算是个公众人物，但我更欣赏的是阎先生的“学者”风范。阎先生讲东西没有更多的华丽词藻，没有更多的渲染夸张，而他分析问题的严谨、缜密，演讲思路的清晰、明了，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正解”感受。包括我本人，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也愿意忙里抽闲争取看一看阎先生讲的内容。
我赞成阎先生对他讲史概括的“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的说法：
——求知，历史会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
——求真，历史会提供江山风雨的真实；
——求励，历史会提供修齐励志的经验；
——求愉，历史会提供赏心丽目的愉悦；
——求鉴，历史会提供参政资治的通鉴。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北京电视台感谢阎崇年先生对《中华文明大讲堂》开篇之作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观众读者对节目和读物的厚爱。也祝愿从《中华文明大讲堂》中涌现出更多的名师大家，涌现出更多弘扬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好作品，以飨广大观众和读者。
北京电视台台长刘爱勤
2007年3月7日
引 言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清史热”。很多人都关心清史，尤其是清宫疑案。1992年我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接待方组织大陆清史专家和台北市民就清宫历史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一位台北市民问道：清宫疑案究竟有多少？我略加思索后回答：大约有上百起。最近我到一些地方演讲，每到一处都会有人问到清宫疑案的问题。
这些事例给我的印象是，许多观众和读者都关心清宫疑案，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案子的真相。因此，我把这大约百起的清宫疑案梳理了一下，选出10桩疑案，一件一件地进行“正解”。此外，还对很多读者和观众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即清朝宫廷教育和清朝宫廷过年，予以介绍。
为什么要进行正解呢？因为：这些疑案发生在清宫——从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到北京，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到末帝溥仪，时间既久远，又多系皇帝家事、宫闱秘闻，外人难得其详。于是，正史野史，官私记载，笔记小说，或为尊者讳，或道听途说，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歧异纷纭，更为这些疑案增加了几分玄秘色彩，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难窥真情。这就需要根据史料，辨伪存真，揭开历史迷雾，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所说的“正解”，它与“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完全根据史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不进行艺术的渲染和夸张。
下面，我们开始《清宫疑案正解》的第一讲——《努尔哈赤斩子》。
第一讲 努尔哈赤斩子
一、褚英其人
努尔哈赤先后娶有16位妻子，共生育16个儿子和8个女儿。褚英是努尔哈赤的长子。努尔哈赤19岁结婚分家，娶了女真女子佟佳氏·哈哈纳札青（又叫詹泰）为妻。第二年，他们生下一女，即东果格格。后来佟佳氏又生下两个男孩：长子叫禇英（1580～1615年），次子叫代善（1583～1648年）。
褚英，万历八年（1580年）生，这年努尔哈赤21岁。努尔哈赤起兵时，褚英只有4岁，代善才1岁。努尔哈赤带兵打仗，主要将领是他的胞弟舒尔哈齐和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等。
概括起来，褚英的一生有“三幸”和“三不幸”。
“三幸”是：其一，出生在努尔哈赤家，父亲后来成为大清国的开创者；其二，从小在父辈和费英东、额亦都等杰出将领那里学习军事技艺和知识，长于弓马，武艺高强；其三，参加乌碣岩等大战，受到锻炼，得到父汗的重用。
“三不幸”是：其一，母亲死得较早，父亲在危难中起兵，他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其二，家庭时时遇风险，处处遭劫难，所以他很小就开始了马背生涯，在刀光剑影、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成长；其三，那时女真没有文字，他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缺乏心智韬略。
褚英的“三幸”和“三不幸”，既成就了他，也最终毁灭了他。
褚英19岁的时候，首次带兵打仗。《清太祖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褚英率兵征东海女真安楚拉库路，收取20多个屯寨的部民而回，被赐号“洪巴图鲁”（汉语意为“旺盛的英雄”）。褚英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在乌碣岩之战中的出色表现，通过这次大战，他受到父亲努尔哈赤的重视。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努尔哈赤派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护送新归附的部众回建州。在归路上，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派大将博克多率1万兵马横行拦截（《满文老档》卷一）。双方在图们江畔的乌碣岩（今朝鲜钟城境内）进行了一场大战。
乌拉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中一个兵强马壮的大部，乌拉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乌拉街乡。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乌拉部和海西女真另三部叶赫、哈达、辉发，因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日益强大而不安，组成联军对建州发动进攻，结果被打败。同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等九部联军3万之众，在古勒山与努尔哈赤所部并力一战，结果，叶赫贝勒布斋等4000人被斩杀，乌拉贝勒满泰之弟布占泰被俘。
努尔哈赤为了弥合矛盾，结好乌拉，将布占泰送回并扶持他做了乌拉贝勒。建州和乌拉先后五次联姻：努尔哈赤的女儿穆库什、舒尔哈齐的两个女儿额实泰和娥恩哲，都先后嫁给乌拉贝勒布占泰为妻；布占泰的哥哥满泰（原乌拉贝勒）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后来生了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布占泰的妹妹乎奈又是舒尔哈齐的妻子。可以说，两部是亲上加亲。
但是，这种以政治利益为纽带的联姻，并不能彻底弥合双方的矛盾。乌碣岩大战是两部矛盾的突出表现。
在乌碣岩大战中，舒尔哈齐顾及和乌拉贝勒的姻亲关系，便同部将常书和纳齐布率兵停在山下，畏葸不前，观战不动。建州扈尔汉、扬古利则在山上树栅扎营，派兵守护带来的500户，率200人同乌拉军前锋格斗。随后褚英与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两路夹击乌拉军。褚英率先冲入敌阵，时天寒雪飞，双方战斗异常激烈，最终乌拉兵大败（《清史列传》卷三）。代善擒斩乌拉大将博克多。这一仗，建州兵斩杀乌拉兵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拉兵败兵逃窜，“如天崩地裂”（《李朝宣祖大王实录》卷二〇九）。
乌碣岩大战不仅大大地削弱了乌拉部的力量，而且打通了建州通向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通道。在建州内部则引起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努尔哈赤与褚英父子两个关系的重大变化。
第一，兄弟之间矛盾激化。舒尔哈齐（1564～1611年），是努尔哈赤的胞弟，努尔哈赤10岁丧母时，舒尔哈齐才5岁。努尔哈赤起兵后，舒尔哈齐跟随长兄，作为副手，四处征战，屡立战功，二人相互扶持，相处和谐。但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兄弟之间却渐渐出现裂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向朝鲜来使申忠一说：“日后你佥使（官名）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这表露出舒尔哈齐对已获权位与财富并不满足，想和长兄争名利、争权位。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建州兵征哈达时，“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勇敢冲杀，驱骑争锋。舒尔哈齐却在哈达城下畏缩，遭到努尔哈赤的当众怒斥，他们兄弟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乌碣岩大战，更令努尔哈赤对舒尔哈齐不满，他下令将舒尔哈齐的两员大将常书、纳齐布论死，这明显是在杀鸡骇猴、敲山震虎。舒尔哈齐苦苦恳求说：“若杀二将，即杀我也！”努尔哈赤最终答应免二将死，但罚常书银百两，夺纳齐布所属牛录（《满洲实录》卷三）。而且，此后努尔哈赤不再派遣胞弟舒尔哈齐将兵，削夺了他的兵权。
舒尔哈齐被夺去兵权后，郁闷不乐，常出怨言，认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不久，他移居黑扯木（地名），远离胞兄。据《满文老档》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三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尽夺赐弟贝勒之国人、僚友以及诸物”，又命将忠于舒尔哈齐的大臣乌尔坤吊在树上，下积柴草，以火烧死。这明显是给舒尔哈齐脸色看。
舒尔哈齐口头上表示悔改，而心中更加郁愤难平，史书上记载说：“弟贝勒仍不满其兄聪睿恭敬汗之待遇，不屑天赐之安乐生活，遂于辛亥年（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卒。”（《满文老档》上，第一册）
关于舒尔哈齐之死，清朝史书记载的都非常简略。《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记载：“上弟达尔汉（汉语意为“神圣”）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hōnɡ），年四十八。”清朝官书都仅用一个“薨”字，记述舒尔哈齐的死。舒尔哈齐的墓在东京陵（今辽宁辽阳）。明朝人和朝鲜方面记载说努尔哈赤对其胞弟舒尔哈齐“计杀之”、“腰斩之”，但不是直接史料。所以说，舒尔哈齐究竟是病死，幽禁而死，还是被努尔哈赤杀死？实际情形不得而知，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至于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矛盾逐渐激化的原因有三说：
其一，明朝人认为，他们兄弟之争是因对明朝政策的分歧；
其二，朝鲜人认为，他们兄弟之争是因对权位利益的贪欲；
其三，近年有人认为，他们兄弟为了争夺一个女人——叶赫老女。这毫无根据，当属戏说。
第二，褚英地位迅速上升。《无圈点老档》开篇记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褚英28岁，在乌碣岩之战中，立下大功，被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汉语为“广略”之意，也就是“大智勇”的意思）。第二年，褚英偕贝勒等率军进攻乌拉，攻克宜罕山城。旋因居长，屡有军功，被授命执掌国政（《清史列传·褚英》）。这年他29岁。
但是，“福兮祸之所伏”。褚英执掌国政，对这位年轻贝勒来说，是福还是祸？
二、杀子始末
褚英柄政之后，因年纪轻，资历较浅，而又心胸偏狭，操切过急，受到“四贝勒”、“五大臣”内外两方面的反对。
“四贝勒”即努尔哈赤“爱如心肝”的四个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代善是褚英的胞弟，比褚英小3岁；阿敏是褚英的堂弟、舒尔哈齐第二子，父亲死后被努尔哈赤收养；莽古尔泰是褚英的五弟，作战骁勇，骑射精通；皇太极是褚英的八弟，聪睿精明，武艺高强。他们拥权势、统军队、厚财帛、领部民，以德、功、长、能，于天命元年（1616年）被授为和硕贝勒。
建州没有立嫡以长的传统，诸弟们不满于褚英当嗣子、主国政的地位。但他们如果直接上告对长兄的不满，似有争嗣之嫌，于是同“五大臣”联合，倾轧褚英。
“五大臣”就是努尔哈赤“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他们早年便追随努尔哈赤，威望高，权势重，历战阵，建殊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