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的祖先构成。分枝代表后来的发展，用斯宾塞的术语来说，许多分枝已“分化”为高度专门化的形态，它们中每一个都如此“完整”，以致它能解决它的特殊困难，解决它的生存问题。
我们的工具和器具的进化之树看起来十分类似。假设它从石头和棍棒开始；可是在越来越专门化的问题影响下，它分化为大量高度专门化的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些生长着的进化之树与我们成长着的知识的结构相比较，那末我们发现，人类知识的成长之树有完全不同的结构。诚然，应用知识的发展很类似于工具和其他器具的发展：始终存在着越来越不同的和专门化的应用。但理论知识（它有时叫做“基础研究”）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发展。其发展方向几乎与这种不断增多的专门化和分化相反。正如斯宾塞所注意到的那样，理论知识的发展大体上趋向于日益完整、趋向于形成统一的理论。①当牛顿使伽利略的地上的力学与开普勒的天体运动的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倾向变得十分明显，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着。
① ＇斯宾塞批评孔德时写道（论文集，1891年版，第2卷，第24页）；“科学的进步是双重的，它既是从特殊到一般，又是从一般到特殊。同时它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作为这个原理的例子，斯宾塞提到物理学中的十个发现，包括伽利略和牛顿的理论（同上书，第25页以后）。＇
当我们说到进化之树时，我们当然假定时间的方向指向上方，即指向树生长的方向。采取同样向上的时间方向，我们将不得不把知识之树描述为从无数的根部长起来，这些根向空中长而不是向下长，并最终倾向于长成为一个共同的树干。换句话说，理论知识增长的进化结构几乎正与生物或人类工具或应用知识的进化之树的结构相反。
现在要解释这个理论知识之树的整合性成长的问题。它是我们追求理论知识的特殊目的——说明事物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目的——的结果。此外，它是人类语言存在的结果，人类语言不仅使我们可以描述事态，而且可以讨论我们的描述的真理性，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批判它们。
在探求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理解，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都是以给出说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说明的问题。
这些问题完全可能起源于实际问题。因而“为了反对贫穷人们能做些什么？”这个实际的问题，已导致“人们为什么贫穷？”这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从这个问题到工资和报酬的理论，等等；换句话说，导致纯粹的经济理论，当然这理论不断地产生它自己的新问题。在这个发展中涉及的问题，特别是未解决的问题，增殖起来，并且成为分化了的问题，就象我们的知识成长时它们往往表现的那样。然而说明的理论本身已表明，斯宾塞首先描述了整合性成长。
举生物学中的一个类似的例子，我们有与天花这样的流行病作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可是我们从免疫的实例进到免疫学理论，并从这里又进到抗体形成理论——以其问题的深度和其问题增多能力而著称的一个纯生物学领域。
问题的说明是由提出说明的理论来解决的，说明的理论能够通过显示它本身的矛盾或它与事实或一些别的知识不一致而受到批判。可是这个批判假定，我们希望找到的理论是真的理论——与事实一致的理论。我相信，正是把真理看作与事实相符合的观念使理性批判成为可能。借助于统一的理论，我们说明问题的好奇心和热情是普遍的和无限制的，连同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更加接近真理的目的就说明了知识之树的整合成长。
在指出工具的进化之树与理论知识的进化之树之间的差别时，我还希望反驳一下现在很流行的观点，即人类知识仅能理解为我们生存斗争的工具。提出的观点可能用作对过分狭隘地解释我所说的猜想与反驳的方法以及最适假说继续生存的一种警告。可是它决不会和我说过的意思相抵触。因为我没有说最适假说总是有助于我们自己生存的假说。我宁可说，最适假说是最好地解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假说，是比竞争的假说更好地经受住批判的假说。如果我们的问题是纯理论问题——找寻纯理论说明的问题——那么，批判是由真理或逼近真理的观念所调整，而不是由有助于我们生存的观念所调整。
这里谈到真理，我希望讲清楚，我们的目的是找到真的理论或者至少找到比我们目前已知的理论更接近真理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我们某些说明理论是真的。我们也许能够批判一个说明理论，能够证明其虚假。然而一个好的说明理论总是对某些即将来临的事情的大胆预言，它应该是可检验的和可批判的，但它不可能被证明是真的：如果我们在任何一种满足概率运算的意义上采用“可几的”这个词，那末，它决不可能被证明是“可几的”（就是说，比它的否定更可几）。
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虽然我们获得了理性批判的艺术和真的说明即与事实一致的调节观念，别的什么也没有改变；知识增长的基本程序仍然是猜想与反驳和消除不适当的说明，而且因为消除有限数量的这种说明不能减少可能存在的说明的无限性，爱因斯坦可能犯错误，正象阿米巴可能犯错误一样。
因此，我们不能把真理或可几性归于我们的理论。采用真理和逼近真理这样的标准仅在我们的批判中起作用。我们可以拒绝一个假的理论，我们可以因为一个理论不如它的先行者或竞争者更逼近真理而拒绝它。
我或许可以把我讲过的东西用两个简单的命题概括起来。
（1）我们可能犯错误也容易有过失；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东西。
（2）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理论，但我们能理性地批判它们，并尝试性地采纳那些似乎最经得起我们批判并有最大说明力的理论。
我讲演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2．关于生物学方法，特别是进化论方法的看法
在我的讲演的第二部分中，我准备简要地讨论一些有关生物学方法的问题。我不得不严格压缩这一部分的讲演，以便给第三部分留有余地。
我将从两个总论点开始。第一个论点是：
（1）如果谁想把科学方法看作在科学上取得成功的方法，他一定会失望。成功没有捷径。
我的第二个论点是：
（2）谁想把科学方法或这种科学方法看作证明科学成果的方法，他也一定会失望。科学成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批判和检验。在其得到支持方面，仅仅能说，经过所有这些批判与检验之后，它似乎比它的竞争者更好，更有意义，更有力，更有希望，更逼近真理。
尽管这两个论点存心使人心灰意冷，我还可说某些更积极的东西。存在某种象成功的秘诀那样的东西，我将在下边提出来。
在你们研究的任何阶段中，要尽量弄清楚你们的问题，观察它的变化，并使之更明确。要尽量弄清楚你们掌握的各种理论，要知道我们都是无意识地掌握理论，或把这些理论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中大多数几乎肯定是假的，反复地尝试表述你们正在坚持的理论并批判它们。并尝试创立另外的理论——甚至替换那些在你们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理解所掌握的理论。每当一个理论对于你们表现为唯一可能的理论时，可把它看作你们既不理解该理论也不理解想要该理论解决的问题的表征。要始终把你们的实验看作是对理论的检验——看作发现理论的缺点并推翻它的尝试。如果实验或观察看起来支持一个理论，要记住，它实际上是减弱了另外一些可供选择的理论——或许是你们以前没有想过的理论。把反驳和替换你们自己的理论作为你们的抱负，这要比捍卫它们或让别人去拒绝它们更好。但也要记住，很好地捍卫一个受到批评的理论是任何具有成果的讨论的必要部分，因为只有捍卫它，我们才能发现这个理论的力量，以及针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始终试图以最强有力的形式提出理论并仅对这个形式加以争论的话，讨论或批评理论是没有用处的。
采用彼得。梅达沃在里斯讲演①里解释和使用过的区分，我在这里描述的关于世界的发现或学习过程，可以说成是唤起的过程，而不是启发的过程。我们了解环境，不是由于受它的启发，而是由于受到它的挑战：我们的反应（包括我们的期望、预测或猜想）由它唤起，我们通过消除不成功的反应来学习——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然而这种唤起的方法可能模拟或装成启发，结果看起来好象我们是从观察开始靠归纳法得到理论。关于唤起进化的过程模拟启发过程的这一观念是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它在这里要讲的部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① ＇P。B。梅达沃：《人类的前途》，1961年版。＇
人们常把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理论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理论相提并论，这是一个错误。牛顿用公式表示了一组旨在描述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由它引起的行为的普遍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提出这样的普遍定律。没有关于进化的达尔文定律。实际上，倒是斯宾塞试图系统表述进化的普遍定律——“分化”和“结合”的定律。正象我试图指出的那样，它们不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可能是十分正确的。但与牛顿定律相比，它们是含糊的，并且几乎是缺乏经验内容的。（达尔文自己发现斯宾塞定律没有什么价值。）
然而，达尔文对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描述的革命影响至少象牛顿的一样大，尽管不象牛顿的影响那样深。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表明，通过以纯物理的语言说明世界上存在计划和目的，在原则上可能把目的论归结为因果关系。
达尔文向我们所指明的是，自然选择机制原则上能够模拟造物主的行动以及他的目的和计划，它也能够模拟有理性的人类为实现其目的采取的行动。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末从生物学方法的观点看来，我们能够说：达尔文指明，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采用目的论解释——甚至我们当中那些相信所有解释都应该是因果解释的人也一样。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任何特殊的目的论解释原则上终有一天可能变成因果解释或由因果解释作进一步的说明。
虽然这是重大的成就，我们必须补充，原则上这个短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定。迄今为止，达尔文和任何达尔文主义者都没有就任何单个有机体或任何单个器官的适应进化给出真正的因果解释。他所表明的一切——充分地说明——这样的解释是可能存在的（即它们在逻辑上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几乎无须说，我对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将引起许多生物学家的不满，他们相信生物学中目的论解释象神学解释一样糟或差不多一样糟。他们的影响强到足以使查尔斯·谢灵顿爵士那样的人以非常抱歉的语气说：“我们不能从研究任何特殊的反射类型中得到预期的益处，除非我们能够讨论它的直接目的作为一种适应的行动”。①
① 引自查尔斯。谢灵顿：“神经系统的综合作用”，1906年版，1947年版，第238页。
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比较显著的观点——但对我的讲演的第三部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机体只有在它的行为中显示一种为生存而斗争的有力的倾向或气质或脾性，才可能实际生存下来。于是，这样一种倾向往往变为一切有机体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它将在它们的行为中和它们的许多组织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显示出来。这无疑意味着，自然选择不仅用于模拟并且用于解释（只要在原则上解释）目的论。
同样，可以说，拉马克的进化论，特别是关于器官在对它们的使用的影响下进化，在不用它们的影响下退化的原理，已由J。M。鲍德温（一位普林斯顿哲学家）＇根据沃丁顿和辛普森＇和薛定谔在一定意义上用自然选择的语言解释过。②他们的解释方法被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在假说方面也大大扩充了，我打算在我的讲演的第三部分说明这个问题，因而在这里就不分析它了。但我希望弄清楚，鲍德温＇沃丁顿，辛普森＇和薛定谔所指明的是，启发的拉马克进化论怎样可能用自然选择的达尔文进化论来模拟。
② 参见J。M。鲍德温；《发展与进化》，1920年版，和薛定谔：《精神和物质》，1958年版，特别是“伪装的拉马克进化论”这一章，第26页以下。＇原来，我在这里还参考J。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的综合》，1942年版，P。梅达沃使我注意到，事实上在这里参考它是可疑的，他使我注意沃丁顿的文章；参见前面第6章第XIX节第2个注。＇
这是一个在物理学中也存在的解释型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最早由康德以及后来由拉普拉斯提出的假说，这一假说试图解释这样的事实，即太阳系的所有行星，在或多或少相似的平面上（这些平面彼此相距不很远），以相同的方向围绕太阳运动。这个“星云假说”（象斯宾塞通常叫它的那样）假定了作为一种典型的初始状态的旋转星云，经过某种凝聚过程（或经过斯宾塞所说的分化和结合过程）形成行星。用这个方法，该理论解释或模拟了原来似乎是有意识地设计的安排。＇在这里可以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可以被扩大，甚至可能用“生存”型假说替换。根据后一个假说，运动在非常分散的平面上或部分地以不同方向运动的行星系，根据某种量值等级，将比我们的太阳系更不稳定；因此不大可能遇见更不稳定的星系。＇物理学中另一个例子是：牛顿引力论运用引力的超距作用。＇G。L。勒萨热于1782年发表了一个理论，它模拟解释了牛顿学说中的超距作用。在这个理论中，不存在吸引力，只有推动其他物体的物体。①＇人们可以说，爱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