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影响的力量是这些内容和意义的组成部分。因为内容和意义的部分功能是要进行控制。
康普顿问题的这种解决符合康普顿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通过我们的理论和目的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动进行的控制是可塑性控制。我们不是被迫使自己受理论的控制，因为我们能够批判地讨论它们，而且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理论缺乏我们的调节性标准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加以拒绝。因此，这种控制决不是单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理论控制我们，而是我们也可以控制我们的理论（甚至我们的标准）：这里有一种反馈现象。如果我们服从于我们的理论，我们是经过考虑之后自由地服从的。即在对可供选择的对象进行批判的讨论之后，根据这个批判性讨论，在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自由选择之后才这样做的。
我捉出这一点作为我对康普顿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在着手解决笛卡儿问题之前，我现在简单地概述一下我的解决办法中已含蓄地使用了的更一般的进化理论。
XVIII
我为提出我的一般理论作了许多解释。我花了很长时间对它作充分考虑，以使自己搞清楚。但是，我还觉得很不满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一个进化的理论，恐怕我除了重新强调几处之外，对现在的进化理论增添不了多少东西。
我不得不这样自白，这是很惭愧的。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蔑视进化哲学的话。二十二年前，卡农。查尔斯。E。雷文在他的《科学，宗教与未来》一书中，把达尔文论战描述为“维多利亚茶杯中的风暴”，当时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批评他①太注意“从茶杯里冒出来的蒸气”，我的意思是指进化哲学的夸夸其谈（尤其是那些告诉我们有无情的进化定律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茶杯竟变成我的茶杯了，②而且由于它我不得不低头谢罪。
① 比较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06页，注1。
② 意指进化论成了波普尔感兴趣的东西了。——译者
且莫说进化哲学，进化理论的困境是它的同语反复，或几乎是同语反复的这个特点。困难在于，虽然达尔文主义和自然选择极端重要，但它们都用“适者生存”（赫伯特·斯宾塞的一个术语）来解释进化。然而，断言“生存者即最适应者”和同语反复“生存者即生存者”两者之间看来即使有差别也是不大的。因为恐怕除了实际生存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判断适应性的标准。所以我们从某些有机体幸存下来这一事实作出结论说，他们是最适应者，或者说是最适应生活条件的有机体。
这就表明，达尔文主义（连同其所有的优点）决不是完善的理论。迫切需要作一种重述以使它稍微明确一些。我打算在这里所概述的进化理论，就是试图作这样的重述。
可以说，我的理论是试图把我们在分析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时所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整个进化上去，它包括某种作为可塑性控制的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进化观点，和作为体现一一或就人类而言包括外体演进——这种增长着的等级系统的某种有机体观点。它采取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但它是重述了的，因为它指出它的“变异”可以被解释为多少是偶然的试错策略，而且“自然选择”可以被解释为通过排错来控制变异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将以十二个简短论题来表述这个理论。
（1）所有的有机体昼夜不断地从事于解决问题。所有那些有机体的进化序列（表示生物分类的门）也是这样，它从最原始的形式开始，现在活着的有机体是其最新的一代。
（2）这些问题是客观意义上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可根据事后的认识加以重建（对此后面我要多说几句）。在这个意义上，客观问题不需要与其对立的有意识的问题，而凡是有其有意识的对立物的地方，有意识的问题不必和客观问题相符合。
（3）解决问题总是通过试错法来进行：新的反应、新的形式、新的器官、新的行为方式，新的假设，都是试探性地提出来，并受排错法的控制。
（4）排错或者可以通过完全排除不成功的形式（通过自然选择除去不成功的形式），或是通过控制的（试探性）进化即变更或抑制不成功的器官、形式、行为或假说等来进行。
（5）可以说，单个有机体嵌进①人体，在这个门的进化期间，控制得到发展——正如有机体在其个体发育中部分地重演它的系统进化。
① “嵌进”（不过不是我归功于艾伦·马斯格雷夫的术语）的思想，或许可以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959年版，第VI章中找到（我引自《良友》丛书版，第18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每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都经历了许多变化，而……每一个改变了的结构往往是遗传的，因此，每一次改变不会……完全不留痕迹，因而＇有机体的＇每一部分的结构……是许多遗传变化的总和，物种经历了这种变化……”亦见E·鲍德温，载《生物化学的前景》，第99页以下，以及那里所引的文献。
（6）单个有机体是它所属的有机体进化序列（它的门）的最前端：它本身就是一个试探性的解决办法，探索新环境的小生境，选择环境并改变环境。因此，它和门是有关的，几乎完全象个别有机体的动作（行为）和这个有机体有关一样。个别有机体和它的行为两者都是尝试，而尝试可以通过排错排除掉。
（7）用“P”表示问题，用“TS”表示试探性解决办法，用“EE〃表示排错，我们可以把事物的基本进化序列描述如下：
P——》TS——》EE——》P
但是这个序列不是循环的，一般地说，后一个问题不同于前一个问题。它是已产生的新境况的结果，这部分地由于已试验过的试探性解决办法，以及控制这些解决办法的排错。为了说明这一点，以上图式要重写为：
P1——》TS——》EE——》P2
（8）但甚至在这个形式中，仍然丢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探性解决办法的多样性，尝试的多样性。因此，我们最后的图式变成了这样：
（9）就这个形式来说，我们的图式可以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图式相比。按照新达尔文主义，主要有一个问题：生存问题。如在我们的系统中一样，它有多种多样试探性解决办法——变种或变异。但是只有一种排错方法——消除有机体。而且（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P1和P2有本质上不同这一事实被忽略了，或者其重要性没有被清楚地认识到。
（10）在我们的系统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生存问题。有许多非常特殊的问题和次级问题（虽然最早的问题可能完全是生存问题）。例如，一个早期的问题P1可能重现。它的解决可能导致一个新问题P2：断绝还是延续后代的问题，这里子代不仅妨碍亲代的发展而且使子代彼此之间的发展受到威胁。①
① 新的问题境况的出现可描述为有机体“生态学的小生境”或有意义的环境的一个变化或演变。（它或许可以称为“习惯选择”：比较卢兹的文章，《进化，1948年第2期，第29页以下。》有机体或它的习惯或它的栖息地的任何变化产生出新问题，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个（往往是尝试性的）解决办法的难以置信的价值。
也许指出以下这一点是有益的，即避免亲代的发展受子代阻碍的问题可能是由多细胞有机体的进化解决了的那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人不是断绝后代，而是建立起共同的经济，用各种新方法生活在一起。
（11）这里提出的理论把P1和P2加以区别，而且这种理论表明，有机体试图对付的问题（或问题境况）时常是新的，并且是作为进化的产物而出现的。从而这个理论对通常有点含糊的名称即所谓“创造进化”或“突现进化”②含蓄地作了理性的叙述。
② 参考康普顿关于“突现进化”的意见。
（12）我们的图式考虑到排错控制（象眼睛一样的警报器官；反馈机制）的发展，就是说能排除错误而不消灭有机体的控制；而且最后使我们的假设代替我们灭亡成为可能。
XIX
每个有机体可以看作是可塑性控制的等级系统——作为由云所控制的云系统。受控的子系统作试错运动，这种运动部分地受控制系统的阻止，部分地受控制系统的限制。
我们在语言的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之间的关系中已经遇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低级功能继续存在并起着它的作用，但是它们受到高级功能的约束和控制。
另一个特别的例子是这样。如果我安静地站着不动，那么（按照生理学家的看法），我的肌肉仍不停地工作着，以几乎是任意的样式收缩和放松着＇见前一节第（8）个论题中的TS1到TSn＇，但是我没有觉察到这是由排错（EE）控制着的，每次我的姿势稍有不同，几乎立刻就被纠正过来。所以，我用多少象一台自动驾驶仪保持飞机稳定飞行的同样方法，保持安静地站着。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前一节第（1）个论题——每个有机体一直在通过试错解决问题，它通过多少有点偶然的①或似云的尝试，对新老问题作出反应，如果不成功的话，这些尝试就被排除掉。（如果成功的话，它们就增加了变异生存的概率。这些变异“看上去象是”这样取得的解决办法，通过把它并入新有机体的空间结构或形式中去，有助于使该解决办法代代相传。②）
① 尝试与排除错误的方法所运用的并非完全随机的或任意的尝试（象有时提出的那样），虽然这些尝试看起来可能是很随便的。至少必须有一个“后效应”（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第162页以下的意义上）。因为有机体经常从它的错误中学习，也就是说有机体建立了压制或消除或至少减少某些可能尝试的频率的控制（这些尝试在其演化的过去或许是实际的尝试）。
② 现在有时叫“鲍德温效应”：例如见G，G·辛普森“鲍德温效应”，载《进化》，1953年第7期，第110页以下：和C。H。沃丁顿，同卷，第118页以下（特别是参见第124页）和第386页以下。亦见J。M。鲍德温的《发展与进化》，1920年版，第174页以下相H。S。詹宁斯的《低级有机体的行为》，1906年版，第321页以下。
XX
这是这个理论的简要提纲。这个理论当然还需要加以详尽阐述。但是有一点我想稍为充分地解释一下：＇在XVIII节第（1）到第（3）个论题中＇我对术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运用，特别是我的主张，我们可以在客观的或非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谈论问题。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进化显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许多生物学家说，某些器官的进化解决了某些问题，例如，眼睛的进化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即在运动着的动物没撞到硬东西之前，眼睛就及时地发出警报让它改变方向。没有人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是有意识地找到的。那么，我们谈到解决问题，难道不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吗？
我不这么看。相反，情况倒是这样：当我们谈到问题时，那往往是从事后的认识来谈的。正在处理问题的人几乎说不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除非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即使他能解释他的问题，他也可能把问题弄错了。这一点对科学家来说也是适用的，虽然科学家属于那些有意识地试图充分认识他们的问题的少数人。例如开普勒意识到的问题是去发现世界的和谐秩序，但是我们可以说他解决了的问题是对一组两体行星系的运动作数字描述。同样，薛定谔误解了他用（不受时间影响的）薛定谔方程去解决的问题：他以为他的波是电荷变换连续场的电荷密度波。后来马克斯·玻思对薛定谔波幅作了统计诠释。这个解释使薛定谔吃惊，并且使他在有生之年中一直不喜欢这个解释。他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那个问题。现在我们凭借事后的认识才知道这一点。
可是很显然，正是在科学上，我们才最为意识到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事后的认识以及说阿米巴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不必假定阿米巴在任何意义上意识到了其问题）并无不当：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只有一步。
XXI
但是康普顿告诉我们，阿米巴的行动不是理性的：①而我们可假定爱因斯坦的行动是理性的。因此，终究还是有些差别。
① 参见《人类自由》第91页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73页。
我承认是有差别的，即使他们的几乎是任意的或似云的试错运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②他们对待谬误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爱因斯坦不象阿米巴，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时，他总是有意识地尽力找出其中的毛病、发现其中的谬误；他批判地探讨他自己的解决办法。
② 比较H。S。詹宁斯，上引书第334页以下。K。Z。洛伦兹的《所罗门国王的戒指》（1952年，第37页以下）描述了一个关于解决问题的鱼的美妙例子。
我认为，对自己的想法采取有意识的批判态度，的确是爱因斯坦的方法和阿米巴的方法之间的重要区别。这就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如果某个假设看来能经受住比较认真的批判，爱因斯坦就在更仔细地检查这个或那个假设之前，很快地放弃掉上百个不合适的假设。
正如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最近所说：“我们的全部问题是尽快地犯错误”。③惠勒的这一问题是通过有意识地采取批判态度而解决的。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理性态度或理性的最高形式，科学家的试错是由假设组成的。他用语词并时常用文字表达假设。然后他通过批判，实验检验，并在那些能发现其中缺点并为此而高兴的科学家同伴的帮助下，努力发现任何一个假设的缺陷。如果这一假设不能至少象它的竞争者那样经受住这些批判和这些试验，①它就要被排除掉。
③ 惠勒的文章，载《美国科学家》1956年，第44期，第360页。
① 我们只能选择许多竞争性假设中“最好的”——按照致力于追求真理的批判性讨论来看是“最好的”假设——意味着我们选择按照讨论来看“最接近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