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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是狄尔泰的主要问题之一；他特别谈到需要超越历史编纂学上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的倾向。在这段上下文里，可以提到狄尔泰和其他人称之为“理解循环”（“the bermeneutic cicle”）的著名问题。这问题是：（一篇课文，一本书，一部哲学著作，一个时期的）整体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各部分时才能被理解；而反过来，这些部分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整体时才能被理解。看来人们还不是普遍知道，这观点被培根表述得十分精彩（《论科学的增进》，VI．x．vi）：“从所有的词汇里我们必须引出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每一个单词可以得到解释”（“解释”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指“阅读”：见本章最后一个注）。这种观点还以一种过分生硬的形式出现在伽利略的《对话》（前引著作第108页）里。在这里，据说辛普里修说：为了理解亚里士多德，人们必须把“他的每一条名言经常放在心头”。
如科林伍德这段话所说，他的论点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在于重现过去的经验：
假如……他（历史学家）正在读狄奥多西法典，而且他面前是皇帝的某条法令。仅仅阅读与翻译这条法令的语言，还不等于知道其历史含义。为做到这点，他必须想象到皇帝试图对付的境况，而且必须束皇帝想到的那样去想象那个境况。然而他自己必须清楚（似乎皇帝的境况是他自己经历的）如何处理这种境况，他必须找出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所以那样取舍的理由，因而他也就必须经历皇帝在决定这个特定事件时经历的过程。因此，他是在自己的头脑里重建这位皇帝的经验，而且只有他这样做了，他才能对这条法令的含义有历史的知识——后者与纯语文知识明显不同。①
① 比较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6年版，第28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你会看到，科林伍德特别强调与我所谓的问题境况十分相当的境况。但这里还是有差别的。科林伍德意在说明，理解历史时重要的不是分析境况本身，而是历史学家重现的精神过程，即对原来经验的共鸣重复。对科林伍德来说，分析境况仅仅是对这种重现的一种帮助——种不可缺少的帮助而已。我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我认为重现的心理过程并不重要，虽然我承认它有时可能是对历史学家的一种帮助——对其境况分析的成果的一种直观检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重现而是境况分析。历史学家对境况的分析是他的历史猜测，在上述例子里是关于皇帝的思考过程的元理论。这种历史猜测由于跟皇帝的思考过程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所以不能把皇帝的推理过程重现出来，但试图对这个过程进行理想化的和经过推理的重建工作，略去那些不重要的因素，也许还要增加些东西。因此，历史学家的中心的元问题是：在这个皇帝的问题境况中决定的因素是什么？历史学家在成功地解决这个元问题的限度内理解历史境况。
所以，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现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者反驳自己推测性的境况分析。
甚至在任何重现的尝试都必然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也可能是十分成功的。因为有许多行为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历史学家的活动能力，因而也就超出了他的重现能力。要重现的行为可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行为。或者它可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主义行为或一种卑鄙的怯懦行为。或者它可能是远远超过历史学家能力的某种艺术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出色成就。应该承认，如果他在自己试图分析的领域里的能力不够，他的分析将是无益的。但是我们不能（象科林伍德那样）要求历史学家兼有恺撒、西塞罗，卡图鲁斯和狄奥多西的才能。没有一个艺术史家能成为伦勃朗，艺术史家中很少有人能复制一件伟大的艺术珍品，
在一些最有趣的场合下，重现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做不到的，在另一些场合下，重现也许是完全可能然而完全多余的。我这里想的是不胜枚举的那些平常情况，在那里，境况一旦分析，行为者的行为显然是以平常普通的方式适合于这个境况。
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这样去重建行为者所遇到过的问题境况，使行为者的行为变得适合于问题境况。这跟科林伍德的方法非常相似，但是这一点正好从理解理论和历史方法中排除了主观的或第二世界的因素，这因素对于科林伍德和绝大多数理解理论家（释义学家）来说正是其显著特征。
我们对境况的猜测性重建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发现。这种重建可能解释一个迄今未解释过的历史侧面：并且它可能为新的证据所确认，比如为如下事实所确认：这种重建也许引起我们对某些过去被忽略或者未被解释的引喻的注意，从而增进我们对某一文献的理解。①
① 除了前面讨论过的伽利略潮汐理论和伽利略与开普勒的关系，这里还可以提到另外一个关于解释的例子，在《猜想与反驳》第13…15页，我讨论过培根的“interpretatio naturae”，指出它的意思是“阅读或仔细理解自然之书”，而“interpretatio”这个词具有与现代用法不同的法律意义，它在培根那里意思是：如实准确地（对外行）“宣读”或“解说”法律。（我的这一解释完全是从上引《论科学的增进》得出来的，并且对《论科学的增进》中这一整段话——而不仅是对第197页注①所引的那孤立的部分，作了清楚的阐明。）在我《猜想与反驳》的同一地方，我还说明培根的理智的纯洁性观念和理智纯洁化观念：它指的是从理智中清除偏见，也就是清除（心灵的预期的）理论。
于是发生这样的情况：狄尔泰（《文集》，第V卷，第318页）错误地解释培根的“interpretatio naturae”，把它错误地描述成一种隐喻（因为他按interpretation＇解释＇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来解释它，而现代意义的解释几乎等于培根的antieipatto montis＇心灵的预期＇。）同样，兰克（《全集》，第49卷，第175页）错误地解释培根的纯洁性观念：如果承认我的推测性解释并考虑到上下文，那就可以清楚看到，在兰克讨论的培根的一段话里，培根（他写的是拉丁语）用“caste”表示“谦虚地”（应理解为：不忙于做出预言或玄妙莫测的断言，如上下文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兰克把“caste”误译成“chaste”（纯洁）。此外，兰克用“纯洁和勤劳地”来代替“谦虚和坚贞的”，没有正确地翻译培根的“caste et perpetuo”（意译为“谦虚地并虔诚地”为好）。兰克还对这种我认为很费解的错误译文加了个错误的说明。兰克认为这段话出自“《新工具》的前言，这无疑是历来写得最好的序言之一”。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新工具》是有一个前言，但里面找不出兰克引的那段话．这段话可能出自与《新工具》一同出版的《伟大的复兴》的前言，但是后者跟其前言之间还隔着十多页篇幅（那里是《科学的分类》和一小段解释，这段解释注明这里缺《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
这段话可以翻译如下。（原文见《弗兰西斯·培根文集，第1卷第130页：“Nos vero……”该书由J．斯佩丁、R。L。埃利斯和D。D。希思编，1889年版）：“然而我谦虚地虔诚地处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从未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理智从它们身上移开，为的是让它们的图象和光线（如果能够的话）进入视觉的焦点”。（培根在分号后面结束了他的句子：“所以，创造能力和杰出的能力没有剩下多大余地”。）
兰克的译文和评语是：“'让我们'，培根在《工具论》的前言——至今写得最好的一个序言——中说道：‘让我们纯洁、勤奋地逗留在事物之中，并将自己一直提高到它们之上，得以把它们的图象和光线放入我们中流动。'”
“他说这是观察自然．研究历史当然就更加困难了。”（再往后，兰克谈到历史编纂学——与自然解释相对立的历史解释——的特殊困难。）
正如人们可以从兰克对培根的简单原文（拉丁文）的错误翻译里看到的，对原文的解释（这种解释毕竟是历史编纂学的一部分）的确几乎象对自然的解释一样的大胆。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利用猜测和反驳去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想法反驳我们的猜测，直到这些猜测完全适合问题境况的来龙去脉，排除掉臆断的特性，并且达到使作者所想说的具有最大限度的说服力为止。
关于推测性解释方法的其他一些例子，特别参见我的《开放社会》第1卷的注释以及我的《猜想与反驳》附录6—9（1969年第3版：1972年第4版）。
总之，我已经试图表明，第三世界的观念有益于一种理解理论，这种理解理论的目的在于把对实在的直观理解与理性批判的客观性结合起来。
这是1968年9月3日在维也纳所作的讲演，根据《第16届国际哲学大会档案》第1卷，第25…53页翻印。某些补充材料最初以德语发表在《瑞士人》月刊，1970年第3期。
第五章 科学的目的
说到科学活动的“目的”也许听起来有点天真；因为，显然，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目的，而科学本身（不管可能指的什么）没有目的。我完全承认这一点。然而当我们说到科学时似乎多少清楚地感到：存在某种表征科学活动特点的东西；而且既然科学活动显得相当象一种理性活动，既然理性活动又必定要有某种目的，试图描述科学的目的或许就并非完全无益的。
我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对于我们以为需要说明的任何事物，找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所谓一个说明（或一个因果的说明）指的是人们用来描述被说明的事态（the explicandum）的一系列陈述，而其它陈述，即说明性陈述，构成狭义的“说明”（the explicans ofthe explicandum）。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认为，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或多或少是大家已知为真的，或假定已知为真的。因为要求说明原来是纯粹虚构的事态，没有什么意义。（飞碟可以代表这种情况：需要说明的可能不是飞碟，而是关于飞碟的传说；然而如果飞碟存在，就不需要说明这种传说了。）另一方面，作为我们探究对象的explicans＇狭义的说明＇一般说来并不是已知的：它有待于发现。因此，科学的说明，每当它是一个发现时，一定是通过未知说明已知。①
① 参见我的“评贝克莱是马赫的先驱”，最后的引文前面的一段正文。载《英国科学哲学》1953年第4期，第35页。（收入我的《猜想与反驳》，第174页。）
要使explicans＇狭义的说明＇令人满意（令人满意可以是一个程度问题），必须满足许多条件。首先，它必须在逻辑上限定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其次，explicans＇狭义的说明）应当是真的，虽然一般说来未必知道它是真的；至少，在经过许多批判性检查之后也不能知道它是假的。如果不知道它是真的（往往是这种情况），就必定有独立的证据支持它。换句话说，它必定是独立地可检验的，它所能经受的独立检验越严格，我们就越认为它是令人满意的。
所以我还要阐明我对“独立的”这个词及其对立面“特设的”和（在极端情况下）“循环论证的”这些词的用法。
设a是一个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且已知是真实的。因为a从a自身轻易地得出来，我们总能把a当作它自身的说明。就算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知道explicans＇狭义的说明）是真的，并且由它得出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这也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是循环论证，所以我们必须排除类似的说明。
然而，我这里想到的这种循环论证是一个程度问题。考虑如下对话：“为什么今天海面波涛汹涌？”——“因为尼普顿海神非常愤怒。”——“你有什么证据能支持你所说的尼普顿海神非常愤怒呢？”——“哦，你没有看见海面上怒涛汹涌吗？而它不总是在尼普顿海神愤怒的时候汹涌的吗？”这个说明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正如完全的循环说明一样）explicans＇狭义的说明＇的唯一证据是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自身。②人们感到这种几乎是循环论证的或特设的说明非常不令人满意，并且相应地要求避免类似的说明，我相信，这种感受和相应的要求是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不满意乃是批判的或理性的研究的最初成果之一。
② 这种推理保存在泰勒斯（第尔斯…克兰茨，第i卷，第456页，第35行）；阿那克西曼德（第一克，All，A28）；阿那克西米尼（第—卷，A17，B1）；阿尔克迈奥（第一卷，A5）。
要使explicans＇狭义的说明＇不是特设的，它必须内容丰富：它必须有各种可检验的推断，而其中特别是与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不同的可检验的推断。当我说到独立的检验或独立的证据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可检验的推断。
虽然这些看法或许多少有助于阐明关于可独立检验的explicans＇狭义的说明＇的直观观念，要表征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和可独立检验的说明的特点，它们还是十分不够的。 因为如果a是我们的explicandum＇被说明的事态＇——再设a是‘今天海浪汹涌’——那么我们总能提出一个非常不令人满意的explicans＇狭义的说明），即使它有可独立检验的推断，这个explicans＇狭义的说明）也完全是特设的。我们还能随自己喜爱而选择这些推断。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果子的汁很多”和“凡是乌鸦都是黑的”。设b是它们的合取。那么我们就能干脆以a和b的合取为explicans＇狭义的说明＇，那就完全满足了我们所谈到的要求。
只有当我们要求利用普遍陈述或自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