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老百姓“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这跟傅斯年说的“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倒是遥相呼应异曲同工。
冷眼旁观的陆贾目睹了秦始皇求仙的失败及其恶果，对风靡一时的寻仙问药长生不老一类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反对谋虚逐妄，认为把时间、精力和财力用于社会建设，才是正理。他说：“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神仙家“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实在是如饮狂药，言不及义。
陆贾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人道异也。”认为自然界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不受人间事务变化的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又牵强附会地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内在必然联系的孤立偶然事件连成一体，混为一谈：“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霓之属，因政而见。治道生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也许他的本意只不过是警诫当局从善去恶勤政爱民，但客观上陷入神秘主义，为后来董仲舒建立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开了端绪，其负面作用是毋庸讳言的。
陆贾特别强调仁义的作用，认为仁义的普及对达成治世至关重要，言之再四。他说：“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静，与神浮沉，莫之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性情，显仁义也。”又说：“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陆贾转引《春秋。谷梁传》的句子作为结论：“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但他并不因此否定刑罚的作用，而是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重视教化、教育和道德，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天经地义，是《新语》的另一特点。陆贾写道：“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义，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陆贾对存在社会阶层的认可，与尼采的相关见解，似乎不谋而合。尼采认为，“人与人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他说：“人们如果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就有进一步的要求；按照有力的程度开始分散，个人不再无条件地把自己与同类平等看待，而是去追求同类，……气味相投的人互相勾结，合成一股势力进行活动；在这些势力中心之间进行着对立力量的摩擦、战斗和认识、和解、接近，规定彼此互相支持；最后出现了一种等级制度。”也就是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有益于产生天才和激励旺盛进取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角色的自由转换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如何和谐共生。陆贾对此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他倡导克己多赢，认为舍此就必然会造成隔阂对立，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乱麻一堆死水一潭的结果只能是火山爆发玉石俱焚，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什么才是陆贾理想中的政府呢？“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健全、理性而强有力，政令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无碍，令行禁止，如手使臂，标准一致。这跟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无君论思想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又说：“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这是说，不要汲汲于有为，不要做面子工程表面文章，无为方能有为，无治才能大治。他同时大力主张节俭，坚决反对“骄奢靡丽”的不良风气。
陆贾的理想国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据一位移居北欧的朋友说，那厢推行社会资本主义，与陆生描述的这幅模样倒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之谓欤？这又让梁某想起傅斯年的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陆生的思想有若干成分非常超前。比如他说：“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一切泥古不化、偶像崇拜和因循保守。时隔两千余年，仍然不能不说这是极为高明通达的见解。
陆贾说：“《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又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这可相。”又说：“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这像是韵文，不惟文字精奥，而且音节铿锵。
《新语》兼具史论和政论，是秦汉之际惟一的名著。《汉书。艺文志》将陆贾的3篇赋作为汉赋的开山之作。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对之赞叹不已：“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续。”他又说：“汉室陆贾，首发其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辨之富矣。”可惜陆贾的其他著作早已失传。
王充在《论衡》中也对陆贾和他的《新语》推崇备至：“《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阕。”
陆贾是太史公佩服而喜爱的人物，自不待言。刘知几也在《史通》中感慨万千地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能得到中国历代史学和文学顶级大师们的交口称赞，大汉开国重要谋士陆贾和他的代表作《新语》的成色，也就可想而知。陆贾生荣死哀流芳千古，不能不说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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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小倾心军旅之事，对刀光剑影，逐鹿中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直心慕手追，无限神往。又一向喜欢乱翻书，尤其对军政、历史读物及人物传记，更是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前期，先后读到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惊为天人，叹为观止，一连几天念念在兹，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倏忽廿载，时移景迁，已非惨绿少年时，网上冲浪也早就成为时尚。但这两本小书，兀自是我床头案上的常备书籍，常读常新。坦率地说，在当今铺天盖地的历史写作热潮中，尽管姹紫嫣红各擅胜场，却似乎并无什么重量级的作品能够后出转工，给我带来类似的惊艳和阅读快感。
2005年中，几个非常偶然的因素凑在一起，机缘巧合，我开始在天涯社区敲发一点文字。克尔凯郭尔说过：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没想到的是，就此一发而不可收。而这些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和受欢迎的程度，亦远非始料所及。《红尘冷眼》、《风雨江山》、《百年五牛图》……，一个个系列应运而生纷至沓来，倒也使我这个局外人多多少少体味到些微京城文化名人老六津津乐道的所谓“写作的快感”。
200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敲毕《关于鲁迅》全文，《百年五牛图》系列全部5篇文章得以了账。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稍后，去长三角转了一圈。在上海，特意到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和山阴路的鲁迅故居看了看。这对于我，无异于是一次仪式的完成。此后一段时间，将会与鲁迅相对疏离一点，暂时也不想再写现代史方面的玩意。我打算将眼光和笔墨向前投放一番，换一种玩法。
于是便轮到《谋士群研究》了。计划中的这一系列，是个“三部曲”：包括《大汉开国谋士群》、《三国谋士群》和《大唐开国谋士群》。我认为这是三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值得花些力气好生写写。敲谋士群系列玩，大致有两层目的：表层是过把瘾——纸上谈兵的瘾。熟悉的朋友都清楚，我对军人军事的兴趣，其实远在文人文事之上。正当壮岁，忽焉盛世已至，形势比人强，夫复何言。看来，只能满足于纸上谈兵了。深层目的则是，为日后开敲我真正想写的东西——《精神与肉身：我的1997》，先找找感觉，练练笔。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胡适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