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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简·雷诺/文
佚名/译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
“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
“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
“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基剧场演出，我的父母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基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卡迪拉克。所以我一开始做乔尼·卡森的经纪人，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卡迪拉克到处逛，母亲总是要弯下身子。这样，父亲对镇上每一个人大嚷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她了。
“嘿，”父亲说，“我儿子为我买了这辆车！”
终身的保修证书
我父亲钟爱证书。任何一件他买的产品，他都要为保修证书做一个卡片，以及一张封面——“作为我们的文件”，当然，用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只是万一。
曾经有一次，我旅行回家，发现抽水马桶的座垫坏了。合页已经锈烂，我想把它扔掉。
可父亲说：“等等，别扔！我有一张20年保修期的证书！”
几分钟以内，他已经把那东西找了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片，看起来像老式的黑白照片。
我说：“这不行，爸爸！我可不想举着这副锈光的马桶座垫穿过镇上的大街！”
“那么，我来。我有保修证书！”
我只好开车送他到杂货店，还有那副难看的破座垫。卖出它的人已经在十年以前退休了。他的儿子走了出来。
爸爸说：“我的马桶座垫坏了。我想要个新的。”
小伙子看了看，说：“它锈光了，我不能给你个新的。”
爸爸给他看那张证书：“是吗？那看看这个，还有92天！”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新座垫。
新座垫的保修证书保证它可以用到2008年。我们到家以后，爸爸又填了张卡片，用很大的字写上我的名字。这说明它将由我来继承。
最后一个故事将告诉你，我的父母究竟是哪种人。
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需要一笔钱来买一辆福特的二手车。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开始工作——搬沙土，刷油漆，为邻居打篱笆——我拼命地干，干得很带劲儿。最后，我终于搞到了买一辆车的钱。作为礼物，我父母送给我一个崭新的纳格哈德牌汽车椅套。
不过，只要我关车门的时候稍微重一点，车窗玻璃就摇个不停。但我没钱换它。我开着车到处跑，包括去学校。
我的学校有一座很庞大的建筑物，你能从许多间教室直接看到停车场。有一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坐在课堂上，心疼地看着我的车——和我那崭新的椅套——被透过破车窗的雨水浸湿。
这时，我看到妈妈和爸爸开着车，撞倒了停车牌，发出刺耳的刹车声，然后停到我的车旁。他们从车里拖出一块很大的塑料布，走到雨中，为我的车盖上。
为此，爸爸提前离开了办公室，专门回家拉上妈妈，还有这块塑料布，再开车来救我心爱的汽车和崭新的椅套。我看着他们做这些，就在课堂上，我哭了。
我的父母陪伴我度过我生命中的每一次高潮和低潮，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离我而去。我只有记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让他们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永远……
第六章我钟爱的女人
欧文·坎弗尔德/文
佚名/译
每年，埃塞尔都将家庭逛集贸市场列入她的预算，因此在赶集的日子，我们一家12口便挤在面包车里，向康涅狄格州的高申科恩乡村集市进发。
“记住，”埃塞尔叮嘱孩子们，“要待在一块儿，别去碰那些动物。今天我们不骑马，但待会儿你们将得到一个惊喜。”
那是1968年，我们最小的孩子才8个月。埃塞尔推着婴儿车，我带领其他的孩子——从2岁到11岁的小不点儿们。我们在集市上溜达观赏，那儿有许多东西值得看一看。碰到朋友时便停下来和他们聊几句。
走了一半，埃塞尔朝鸡舍旁的阴凉处走去。孩子们立刻猜到将得到什么好东西了，呼啦一下围拢过来。
“好吧，谁想吃汉堡包？”当欢呼声平息过后，她从钱包中掏出一笔钱，仔细地数了数将刚好够买汉堡包的钱递给我。“带凯文、凯瑟、斯蒂文和夏罗去帮帮你。”
接着她另外给最大的孩子琳达一些零钱并吩咐着：“你和希拉、欧文去买些苏打水回来。我带其余的孩子去看小鸡。”
一路上，我不时地停下来回头看看她，她身穿粉白相间的格子短裤、白衬衫和网球鞋，虽然她的秀发已经灰白，可看起来仍像个青春少女。“你们妈妈可真漂亮！”我对我照看的孩子们说。
如果她听到了，定会皱起眉头，“你真是浪漫得无可救药了。”她经常这样说道。
饱餐一顿后，我们又汇入人流中，直至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我们非得走了吗？”孩子们嚷嚷道。
“是的，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相当愉快的上午了。”埃塞尔说。
“那我们的惊喜呢？我们会有玉米吃吗？”
“当然，玉米已经买了——你们谁要气球？”
孩子们再次欢呼起来。她又掏出些钱，递给我并对孩子们说，“和爸爸一块儿去，”然后对我说，“记住买不同颜色的气球。噢，那些蓝色的不是很漂亮吗？”
我买回了10个气球。我非常惊讶她的预算中竟包括这个。10美元对于我们可谓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晚上当我们啃着香甜的玉米时，孩子们中有人说道：“噢！今天玩得可真快活！”气球中已有两个爆了，另有一个飞上了天。不过其余的几个在后来的一两天里都漂浮在起居室的天花板上。
埃塞尔是精打细算的天才，但我看短命的气球实在是相当奢侈的东西。
“孩子们总得从集市上带回点儿什么。”她解释道。
以后我们每年都到高申去，但买的汉堡包却越来越少。到了1980年，便只有埃塞尔和我两个人去集市了。我们称之为“约会”。
最难忘的集市约会是1987年的那次，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我们已成了年轻的祖父母，和最亲密的朋友期待着度过五十多岁令人兴奋的时光。日子已不那么拮据。我们的婚姻非常美满，因为在32年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将对方放在首位。
现在她已是满头银丝。我则长了个不小的啤酒肚。埃塞尔常常提醒我应该减肥。但是在去集市的日子里，她总稍稍纵容我一下。
当我暗示说胡椒味的比萨饼相当美味时，她惊呼：“欧文，现在可才上午9点钟！”
“一个男人在大太阳下走了这么久，感到饥饿是理所当然的。”
“好吧！我答应你，可你现在吃实在是太早了。”
在集市上我们一边开玩笑一边和朋友打招呼。然后，我们去看家畜鉴定展览。
“知道吗，你穿短裤仍然非常漂亮。”
“噢！别说了。”
“可确实是这样。”我牵起她的手。
“欧文，我们都五十多了！”不过，她并没有缩回手。我们手牵手继续走着，就像19岁时一样。
“看那个浑身肌肉的家伙，”她低声说道，“他在女朋友面前展示肌肉呢！”
“没什么了不起！”我说，“我同样可以做到。”她用胳膊肘捅了捅我的大肚子，放声大笑。
我们一直待到下午，她买了香喷喷的玉米棒子。有几个孩子要来吃晚饭。当我们驾车离去时，我告诉她，这是迄今为止最美妙的一次约会。
一路上，我一只手驾车，一只手握着她的手。后来我常想是否那时她已意识到自己活不过一年了。我想她肯定是知道的。
失去了她，才发觉季节的变化是那样难以忍受。从前，她全身心地爱着我，用她的爱保护我。她从不曾说过：“我们俩一起肯定能做成。”我们能做成事情是因为我们努力。她从没有要求我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而只是她自己有一颗善良的心并相信我也能做到这一点。当我消沉时她从来不说：“我不会放弃你。”她就是从没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在她去世后的第一个9月，我独身一人去了趟集市，希望能在那儿减轻孤独的感觉。我本是去寻找平静的，可去后才发现其实自己是想寻求她的身影。我走在毫无生趣的路上，对食物再也提不起丝毫兴趣，也无心观看牛的鉴赏会。这只能是我俩共同的节日，我俩共同的集市，但她却不在了。来这儿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啊！
我快步往回走，好似要将痛苦甩在身后。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卖气球的人。我停下脚步，凝视着他，静静地回想着过去。
“我买那个蓝色的。”最后我说道。
在荒凉的乡村墓地，我将系着气球的一篮鲜花放在她漂亮的墓碑前。碑上刻着：埃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