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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拉科西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以显示左派队伍的胜利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但却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发展留下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拉科西登上执政党总书记地位后，采取“溶化”社会民主党的步骤，不断发动各种“清查”运动，把原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但其社会思潮始终若隐若现地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传播。
卡达尔执政时期对社会民主党的冤案作了认真平反，并同社会党国际改善了关系，以维利。勃兰特为代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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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政策“在匈党内找到了孳生的土壤和气候。
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宣扬“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建立“欧洲大厦”
的主张，对社工党内激进反对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社工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复活，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东欧各国相比较，它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备，更富有时代特征。
80年代中期后，匈仿效苏联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做法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匈舆论导向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波下明显地向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方向倾斜，并在党内逐渐成为主流。而这一切又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涅尔什在接受采访时谈到1987年他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首次会晤的情景时说：“戈问我，你们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向西方寻求出路。接着又向他说到匈牙利准备实行多党制，戈表示赞同。总之，我的印象戈尔巴乔夫是个务实主义者。”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是多方鼓励匈牙利“变革”的，乐于看到匈牙利能沿着与苏联同一方向演化。这是匈社工党内反对派势力能得到不断扩大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1988年4月，卡达尔在匈社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不无忧虑地提到：“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种情况：不断扩大的民主和公开性正在被利用，而且是被那些不同意我国政策的主要政党，甚至不同意现行社会制度的人滥用了。一旦在观点上出现这种现象，就必须用辩论和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反对它。即使在将来，我们也不允许政治组织活动，不允许损害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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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观点的存在。我们无意用扣帽子的方法增加我们的敌人的数量，但是我们有权期望并要求每位公民为维护立宪政体而遵守我们的法律。“
这是卡达尔退出政坛前向全党发出的告诫。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国际格局中，匈牙利作为小国一直处于依附苏联的地位，苏联对匈牙利政局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匈牙利民间笑话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卡达尔对赫鲁晓夫怀有深情，对安德罗波夫也有好感，唯对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始终存有戒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吃惊地发现戈尔巴乔夫比自己激进得多，他无法跟上戈的步伐，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卡达尔困惑焦急，直到去世。
匈剧变后的首任总统根茨对戈尔巴乔夫有过充满激情的评语，他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影响着全世界命运的进程，匈牙利和中欧的变化也是由于他的倡导才变得有可能并且实现了”。
①
第三节 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社工党提前于1989年10月6～10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当时拥有72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是1276名。
①191年8月21日根茨接见《人民自由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刊登在该报8月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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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后社工党内产生的各种派别竞相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
会上就更改党名、制定党纲党章、党的组织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上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一项决议往往要表决几次才能通过。因此，会议时断时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原来的“改革俱乐部”组成的改革纲领派和人民民主派在会上结成的改革派联盟，其代表有440人，占了上风；与此相对峙的有匈社工党团结革新派和捍卫匈社工党纲领派。
匈社工党主席涅尔什致开幕词，为这次党代大会定了基调，他说：应当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因为实际上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错误的道路，它采用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
因此1946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起义是正确的，它开辟了建立匈牙利社工党及其现实政策的道路。
他谈到导致党陷入危机的一些重大错误，说1972～1974年改革停滞，1983～1986年在没有进行新的深刻改革的情况下党主张加快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政治失误。这两个错误的决定也是造成匈牙利大量欠款的直接原因。因此人民追究匈牙利社工党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为自己解脱，应当接受批评。但是党从这当中吸取了教训，努力消除执政党不受监督的情况和一党制。从这当中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社工党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最后，涅尔什抛出为当时动荡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轰动的建议，即放弃实现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
，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解散原来的党，另行建立新党。
党代会围绕如何评价匈社工党的过去和党要维护团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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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代表改革派联盟的波日高伊表示，他决心“同过去的领导人彻底决裂，同过去40年的错误、同造成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一刀两断”。他宣称：“目前，匈社工党的历史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一起都已接近尾声。从此以后，其党员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党的主人。这个新党首先要根据欧洲左派的价值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求进行组织建设，在政治上通过竞选争取作执政党。”
他主张那些不同意新党纲、党章的人可以离开党。
格罗斯等人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主张更新党，建立新的团结，不同意改建新党。
格罗斯强调：“必须忠实地描写历史。
如果为了眼前的政治目的，只谈论社工党以前的错误或罪过，这将对任何发展和振兴造成严重的危险。“
他声称：不能放弃工运的进步价值和共产主义思想，只应当放弃败坏它声誉的实践。完全否定，无论是打着左的旗号，还是右的旗号，都是不能允许的。“他认为：”在一个准备迎接大选的党内，各种派别应当取得一致意见，向舆论显示出它的团结。否则就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两种对立意见激烈交锋，最后改革派联盟的主张获胜。
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把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的决议：“在我国历史上，以匈社工党的名称为标志的时代已经结束。迄今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斯大林主义制度已耗尽其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和道德上的潜力，已不适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这样，作为国家党的匈社工党的历史业已结束。
为了全面、彻底地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复兴，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这个新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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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诚地反对自己前身的过去，同各种罪恶和已被证明为错误的原则、方法划清界线。它与官僚主义的党治国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裂。这个新党同时将自己视为匈社工党内历次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它无保留地承认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和尊重创造价值的劳动。“大会接着又通过了社会党纲领和新的党章。
纲领称：“党首先要同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变种划清界限。坚持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样一些思想的价值，如扩大人的自由、实现来自下层组织的社会公共意志、自治、真正的集体化、社会联合、公平、机会均等和社会保障。”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
，建立“以混合经济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的自治体制为基础的多党议会民主”。新的党章规定：“匈牙利社会党是靠自己劳动而获得收入者、小经营者、匈牙利族和其他民族同胞的党，从而改变了原党章中匈牙利社工党”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劳动人民的党“
的性质。
新党章不再提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等。到了190年4月，社会党“二大”通过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该党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承认并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社会党，它接受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宣布匈牙利社会党在政治上不是数十年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那些斯大林式政党的继承者。
社会党成立后，立即遭到以原社工党总书记格罗斯为首的一部分党员的反对。同年11月17日，他们发表呼吁书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一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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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捍卫40年来以巨大牺牲为代价所取得的成果，战胜令人窒息的危机和探索通向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
12月18日，格罗斯等人重新组织召开社工党“十四大”
，通过党的政治声明，指出，匈社工党的长远目标是在匈牙利建设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阻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至此，一个拥有72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分崩离析，最后裂变为两个分别仅有4～4万左右的小党。
匈牙利社会党的成立使国际舆论哗然。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评论说：“这几个月来，在所有动摇整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地震中，10月7日的布达佩斯会议可称是最大的一次。
匈牙利共产党不仅自行停止活动，改建为社会党，而且它还决定最终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同马克思主义一刀两断，这完全可以说是相当于一次精神革命了。
布达佩斯的这次党代会有可能成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作为第一次，一个，“人民政权”正式放弃了共产主义。“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说：”在东欧的匈牙利执掌专政的权力长达40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
，脱离历来的共产主义，以西欧型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改变基本路线，连党的名称也改为“社会党”
，这等于是宣布共产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失败，可以说这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出现明确转机的第一步。“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匈党的非常14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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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宣布成立社会党还不到24小时，戈尔巴乔夫就致电祝贺温尔什当选为社会党主席。
第四节 和平过渡——政权更迭
匈牙利剧变首先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内讧、分裂，自己搞垮了自己；党外反对派是在这特定的政治气候下羽翼日丰，最后掌管了政权。这同东欧其他国家先是由党外反对派步步进逼，执政党节节退让而失去政权有所不同。
1989年6月起，匈牙利的形势已不是自我完善的改革，而是明显地朝向制度和政权更迭的方向迅速转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的里应外合的格局下得以实现的。那么，推动这次剧变的主要政治势力有哪些呢？波日高伊在191年9月的一次报告中说：“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46年事件，后流亡国外的人。”
与社会党陆续抛出“由党治国家过渡到法制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来更新党的进程同步，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也加紧了实现“和平过渡”的步伐。
1989年6月13日，社工党与9个反对派和7个社会团体举行三方圆桌会议，共同商讨向多党制“和平过渡”的步骤和办法。波日高伊代表社工党参加谈判。反对党派步步紧逼，社工党节节退让。在反对党的要求下，社工党同意退出军队和内务部门，同意解散工人卫队。
1989年8月28日，波日高伊擅自在圆桌会议上接受反对派提出的任何政党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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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建立基层组织的主张，社工党的基层组织只能在居民区活动。此事在社工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对。社工党主席涅尔什遣责波日高伊事先没有得到授权就作这样的表态。社工党在会上建议在宪法修改草案中说明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但后来由于反对党的反对也放弃了这一原则立场。
6月13日～9月18日历经马拉松式的会谈，三方就“和平过渡”的实质问题达成协议，签署了有关修改宪法、建立宪法法庭、政党法、国会代表选举法以及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6个重大法律草案，准备提交国会讨论和通过实施。
这样，从法律和组织上为反对党通过大选掌握政权铺平了道路。
1989年9月19日，在党外成立了“争取民主匈牙利运动”组织，其宗旨是“和平、民主的改造社会。”该组织的职能是在多党制过渡中起到“非常的政治组织作用”
，由波日高伊担任主席。他表示，匈社工党不再谋有宪法保障的领导地位，这并不意味党将放弃它的领导作用，党要在同其他政党条件均等的情况下通过宪法做到这一点。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要同过去社工党的错误“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并踌躇满志地表示要参加190年的总统竞选。
结果事与愿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名落孙山。
80年代末，苏、美两大国对匈牙利“和平过渡”的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匈和同年12月美苏首脑马尔他会晤，加速了匈剧变的进程。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正当匈牙利为卡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