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妇女们请注意：
欢迎到本银行加入一个专为妇女的贷款规划。
这个招牌可能会得到免费媒体的报道传播，但根本不会吸收妇女借贷者。首先，在孟加拉乡村，85％的贫苦妇女都不识字，其次，如果不同丈夫一起，她们很少能自由跨出家门。为了招募妇女借贷者，我们必须发明出一整套技巧。首先，由于“遮蔽”的规矩，我们这些男人根本不敢走进村里一个妇女的家中。“遮蔽”涉及到一系列规矩，按照《古兰经》的训喻戒律来保护妇女的谦卑与纯洁。按照“遮蔽”最起码的解释，也要禁止妇女出家门，或是被除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以外的任何男人看到。
在乔布拉这样的乡村；“遮蔽”被覆盖上了对那些早于伊斯兰的神祇的信仰色彩。通常是村里的毛拉们（pseudomullahs）在伊斯兰教的小学（ maktabs）或是为村民讲解伊斯兰教义，使得这样的信仰长存下去。虽然不识字的村民们把这些人当作宗教权威敬仰，但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只有很低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他们讲解教义时并非总是基于《古兰经》。
即使在不那么严格遵守“遮蔽”规矩的地方，习俗、家庭、传统，加上礼仪，使得孟加拉乡村男女之间的关系极为刻板。所以当我去见村里的妇女时，从来不会要求一把椅子，也不会要求人对我打躬作揖之类，那本来是对有权威的人应有的礼貌。相反，我会尽可能随和地拉家常，说些有趣的事，或是对一个母亲夸赞她的孩子，来打破僵局。我还告诫我的学生和同事们，不要穿昂贵的衣服或花哨的纱丽。
我不会进到一个女人的家里，而是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见我，监视我的举动。然后我就等在那儿，这时，我的一个女学生走进那户人家，为我做介绍。然后这个中介再把那些女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带给我。我一一回答她们的问题，那个学生再回到那家去传达。有时，她会来来回回的一个多小时，而我仍不能说服这些隐身的妇女从格莱珉贷款。
但我第二天还会来。那个学生又得在农妇和我之间往复回合，重复传达我说的所有东西和那些乡村妇女的所有问题。这样，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经常是，我们的中介没能捕捉到我的所有想法或妇女们的问题，于是会变得很混乱。有时，那些丈夫对我很恼怒。我猜想，由于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学系主任，这多少使他们放下心来，但他们总是要求我们给他们贷款，而不是给他们的妻子。
一天，我正坐在村子房屋之间的一块空地上，乌云压顶，下起了雨。正当季风雨季，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那家的妇女送出一把伞让我遮雨，我倒没怎么淋湿，但那个可怜的中间人每次在我和那家人之间来回传话时都得淋雨。雨更大了，于是那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妇女说：“让教授在二门避雨吧，那儿没人。免得这姑娘来回挨淋了。”
那房子是典型的孟加拉乡下棚屋——一间窄小的屋子，泥地，没有电，没有椅子，没有桌子。黑暗中，我独自坐在床上等着，熬煮 atap稻的香味从隔壁飘了进来。一面竹墙和一些架子将这家与邻人分隔开来，每次我的中间人在隔壁与妇女们讲话时，我都能大概地听见她们说的话，但她们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每次那个中间人回来传达她们的话时，隔壁那些妇女就紧挨着竹隔扇听我怎么回答。这种交流方式很不理想，但肯定比站在外面的雨地里要强多了。
以这种方式——听到彼此的声音，但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人——交谈了二十分钟之后，墙另一边的妇女开始绕过我的助手，用吉大港方言直接向我喊出一些问题或评论了。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可以分辨出透过隔扇的裂缝盯视着我的那些人的轮廓。她们的问题中有许多和男人问我们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必须组成小组呢？”“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给我个人发放贷款呢？”
大概有25个妇女都挤在竹墙那儿窥视我，突然，隔扇被她们压塌了一部分。这些妇女还来不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坐在那间屋子里和我直接对话了。她们中有一些把脸藏在面纱后面，另一些咯咯笑着，很腼腆，不敢直视我，但我们终于不再需要中间人往返传达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一群乔布拉村的妇女在屋子里谈话。
“您的话把我们吓坏了，先生。”一个将脸藏在纱丽里的妇女说。
“只有我丈夫才会处理钱这东西。”另一个妇女说，她背对着我，以使我看不到她。
“把这笔贷款给我丈夫吧，他管钱。我从没碰过钱，也不想碰。”第三个妇女说。
“我不知道拿钱做什么。”一个坐的离我最近的女人说，但她将目光避开了。
“不，不，别给我，我们拿钱没用。”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说；“为了嫁妆费的事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可不想和丈夫再打一架了。教授，我们就是不想再惹麻烦。”
从她们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困与虐待造成的毁损。她们的丈夫对任何别的人都毫无能力，于是就毒打她们来发泄自己的挫折感。从许多方面讲，妇女得到的是牲畜的待遇。我知道，婚姻暴力是很可怕的，我理解为什么这些妇女都不想被卷入对现金的控制——那一直是为男人保留的传统领域。
我还是竭力鼓励她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不借呢？它会帮助你们开始赚钱的。”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你们用它投资，你们可以赚到钱，养活你们的孩子，并送他们上学呀。”
“不行，我母亲临终时对我说，绝不要向任何人借钱。所以我不能借。”
“是的，你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给你的告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她今天还活着的话，她会劝你加入格莱珉的。她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格莱珉规划，她对这一试验一无所知。那时候，她只能从高利贷者那儿借钱，她劝你不要去和高利贷者打交道是对的，因为他每月收取10％或更高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母亲知道我们的话，肯定会建议你加入来为你自己创造一种像样的生活。”
她们的话我都听到过太多遍，我全都有现成的答案了，但是很难说服这些吓坏了的人。她们一生中从没和任何机构打过交道，我主动提供给她们的每一样东西都陌生而吓人。那天的进展很慢。非常慢。随后的很多天也都是这样慢。在整个季风雨季和Ashar月，人们都吃 kalmi、puishak或 kachu shak之类多汁多叶的绿色蔬菜。 kachu shak像是一种长长的芦笋，煮熟后有一种鲜美的味道与口感。我最喜欢闻的是村里人将 kachu shak与干月桂叶、土茴香籽和姜黄放在一起熬煮时散发出来的香味。
刚刚开始去说服妇女从格莱珉贷款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让女性银行工作者做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总是如何才能消除她们的恐惧，而我的女工作者们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还是很慢。每一天结束时，我都询问我的学生们工作进展情况。女工作者们通常会在烟盒背面草草记下可能贷款的人的名字。结果，我雇用了三个年轻妇女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工作——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努加罕·贝格姆（Nurjahan Begum）和詹娜·夸尼恩（Jannat Quanine），和家在乔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区、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鲁亚（Priti Rani Barua）。与男同事们相比，这些女性更容易与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但是她们也面临许多障碍。的确，我们向虐待与隔离妇女所开展的斗争，不仅是代表我们的贷款者，也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女雇员。
一个银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要求他或她在乡村地区独自行走，有时单程跋涉长达五英里。许多可能成为银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长们认为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伤风败俗。虽然他们可能会允许女儿坐在办公桌后面上班，但他们不能接受她们整日为格莱珉在村子里工作。这些女银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间跑来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不应该骑自行车。我们买了练习用的自行车，还办了训练班，以使我们的女工作者们有信心骑车。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们骑自行车会招致当地人的攻击。虽然村民们能允许女人乘坐牛车、微型出租车、人力车，甚至是摩托车，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无法接受一个女子骑自行车。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贷款者有94％都是妇女时，我们的女雇员们去村子里工作时依然要经常面对敌意和歧视。当一个女性银行工作者初次到一个村子去时，遭到围观是常有的事。她经常会受到村民的批评。他们只习惯在家里见到女人，而不习惯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女人。
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1994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1994年起由于退休规划我们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雇员，一直令人伤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年轻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众多压力。我们开始进行格莱珉试验规划时，努加罕还在吉大港大学读研究生。她当时23岁，正在攻读孟加拉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11岁时丧父。她母亲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学业之后，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里第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女性，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她感到很骄傲。她乞求母亲允许她工作，但母亲拒绝了，争辩说，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该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愿意让她为NGO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会怎么说。于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迟开始工作的日期，那个NGO为她延期了三次，终于无法再等，于是她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
当格莱珉提出给努加罕一个职位时，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努加罕没有告诉他们，她不会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她将整天在最穷的村子、最穷的地区间奔走，与乞丐和一无所有的妇女们交谈。她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惊恐万分，强迫她辞职。1997年10月她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只要她的亲人们不知道格莱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勉强地允许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乔布拉村对一位毫无任何谋生手段的贫苦妇女做一个案例研究，那位妇女名叫阿玛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这样做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我相信，激发一个新员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亲眼看到穷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我想让努加罕的内心被贫困现实所触动。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会如何适应。和穷人一起工作并且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获得的硕士学位并不能保证她拥有内在动力、信心和力量向这些穷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们的障碍。她会愿意花时间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吗？她必须学会把她的客户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需要帮助与变化的人。她必须和穷人建立一种便捷无畏的沟通，完全地了解她的贷款者们的生活与困难。于是，在努加罕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边说：“试着去和阿玛加·阿米娜单独谈话。试着去感动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带笔和纸，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萨杜贾曼（Assaduzzaman，简称Assad，阿萨德）一起去了乔布拉村。阿玛加·阿米娜冲阿萨德点点头，问努加罕说：“他是你丈夫吗？”
“不是，”努加罕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同事。”
“你怎么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来见我们呢？”阿玛加·阿米娜问道。这有违“遮蔽”的规矩，使她对努加罕产生了怀疑。
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努加罕赢得了阿米娜的信任。阿米娜将自己过去的遭遇告诉了努加罕。阿米娜生育了六个孩子，有四个饿死或病死，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比她年长许多的丈夫也重病缠身，几年里，他的医药费把家里的绝大多数财物都耗光了。他死后，阿米娜只剩下了一个空房子。她四十多岁，根据孟加拉的标准已经是老人了。与世界普遍情况相反的是，孟加拉妇女的平均寿命要比男人短。她是文盲，以前从没挣过任何钱。她曾挨门兜售自制的糕饼点心，没怎么成功。她的姻亲要把她和孩子们从她生活了二十年的房子赶出去，但她拒绝离开。
有一天，阿米娜回来，发现她丈夫的兄弟已经把她的锡屋顶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