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能想要学会看懂存折上的数字，或是想要搞清楚已经偿还和待偿的数额。常有格莱珉的贷款者想要读懂十六条决议，学会记账，或是随时掌握业务信息，他们或者可能想学习饲养家禽，养牛，或是学习种植，储藏，粮食加工的一些新方法。格莱珉也正在将新的技术带给他们：手提电话，太阳能，互联网。很快，贷款者们就需要学会计算打电话的费用，或是学着去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词语了。
在尚未创办格莱珉银行时我就对在孟加拉的国际援助机构提出过批评，我批评的最严厉的、也是现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就是世界银行。这些年来世界银行与格莱珉有过那么多斗争与不合，以至于一些评论员称我们是“拳击对头”。世界银行里总还有些人懂得小额贷款是怎么回事，但由于风格迥异，多年里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干架上，而不是互相帮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电信会议上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世界食品日美国委员会的全国协调员帕特丽夏·杨（Patricia Young），邀请我和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作为专题发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个国家进行同步卫星转播的电信会议。
我并不了解电信会议是怎么回事，但我接受了邀请，把它看作一个可以阐释我的观点的机会。我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
我并没有打算去和世界银行总裁吵架，但科纳布尔说到世界银行向孟加拉的格莱珉提供了经济援助时，令我恼怒了。我认为我应该纠正这个错误的信息，于是很有礼貌地插话说，世界银行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科纳布尔不予理会，又提到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帮助了格莱珉。这次我坚决地反驳了他。科纳布尔对我的抗议置之不顾，继续重复说世界银行向格莱珉银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认为我应该对卫星电视的观众们澄清事实。我们这些格莱珉银行的人从来没有想要也没有接受过世界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们不喜欢那家银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专家顾问经常会插手接管他们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被纳入他们的运作方式轨道之前，他们是不肯罢手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人来干预我们的体制，或是来吩咐我们如何行事。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年，我们的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一笔两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还告诉科纳布尔——他正在喋喋发表关于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干才的议论——雇用聪明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有益穷人的方针和项目。
我发现，多边捐助者的扶贫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举我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的经历为例。1989年，为了应付岛上不断加剧的儿童营养不良，启动了一个名为“完善”（Dungganon）的格莱珉复制项目。几年以后；“完善”项目的创建者塞西尔·德尔·卡斯蒂略（Cecile del Castillo）博士为了扩展她的项目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申请款项。那个机构于是派了四个使团来对她的提议进行调查，在机票、食宿和专家费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然而，由于复杂的官僚原因，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得到一分钱。换言之，专家审查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而岛上那些贫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笔由这个机构所援助的小额贷款。我忍不住评论道，如果那个内格罗斯项目能得到等同于联合国使团的花费的款项的话，就够援助好几百个贫困家庭了。
咨询业的兴起严重地误导了国际捐助机构，形成了一种假设，即接受捐助的国家在确认、准备和项目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顾问们对所援助的国家颐指气使，那些顾问甚至常常会扼杀受援国家的能动性。这些受援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会迅速认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数字，尽管他们很清楚那些数字并不正确。
当格莱珉在1986年向世界银行清楚地表明不会听任其干涉我们经营的立场之后，该银行决定试图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额贷款组织，采用我们的方法并结合其他一些小额贷款项目的方法。我认为那是完全不实际的打算。最终，孟加拉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提议，但是世界银行并没有从这件事中汲取教训。反之，它将被拒建议书中的“孟加拉”涂掉，转手又把它提交给了斯里兰卡政府。
与世界银行之间的令人不快的交往经历，促使我尽可能地去了解其他发展机构。我越来越清楚地观察到，多边援助机构有大把可发放的钱，在各个国家发放的数额都由官员们来决定，官员们发放出去的钱越多，他们作为贷款官员得到的评级就越高。因此，捐助机构里的年轻而有野心的官员们会选择一些价钱最大的项目。随着巨额的款项的移动，他们的名字也在升迁的阶梯上向上移动。
在我这一行里，我经常目睹捐助机构的官员们在孟加拉不顾一切地将大笔大笔的钱发放出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几乎会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直接或间接地贿赂政府官员。例如，他们会去租住政府官员所拥有的昂贵的新房子，或是打着官方研讨班和会议为幌子，邀请官员们参加海外诱惑之旅。顾问、供应商和潜在的承包人则常常为这个贿赂机制提供方便，说到底，他们是捐助者资助的项目的最大受益者。
据孟加拉的一个研究机构估计，在过去二十六年内所接受的三百多亿美元的国际援助中，75％并没有用在孟加拉，而是被花费在设备、用品和来自捐助国本身的顾问身上。大多数富有国家的外援预算主要用于安置本国人就业和销售本国的商品，扶贫只不过是一件顺便捎带的事。用在孟加拉的那25％，通常是直接进了当地的供应商、承包人、顾问与专家这一小撮人的腰包。这些钱大部分都被这些精英用来购买外国制造的消费品，根本无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或劳工阶层。人们普遍认为，捐款的大部分最后都变成了那些帮助做出采购决策和签订合同的官员与政客们的酬金。
所有受援国家的情况都大致相同，其援助的总额为一年500亿到550亿美元。援助的项目制造出大量的官僚机构，它们很快就变得腐败、低效、亏损累累。当今世界所鼓吹和倡导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企业的优越性，而援助款项仍源源扩充着政府的花费，往往与市场经济的利益相悖。
大部分外援资金都被用于建造公路，桥梁等等，意在“以长远利益”帮助穷人。然而，得到此类援助绝大部分利益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富人。在穷人变得更穷的同时，外援却成了一种对权势者的慈善。如果援助欲对赤贫者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就必须重新制定其路线，方能使其更直接地送达穷人家中。
我相信，必须设计一整套具有新目标的全新扶贫方法。事实上，所有开发援助都应以直接消除贫困为目标。开发应被视作一个人权问题，而不仅只是一个增加GNP的问题。在国家经济好转时，穷人的状况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应该对开发重新定义，其定义应只是指底层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测量的正向变化。
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向我找茬，对我无数次地公开指责世界银行之类的“开发援助”组织而非常恼怒。像许多人一样，他认为世界银行是一个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报偿的机构。他举起麦克风，用一种挑战的声音说道：“除了总是那么挑剔批评，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如果你是世界银行的总裁，又会采取什么实在的措施呢？”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是世界银行总裁的话，我会做什么。”我很冷静地说；“但是我想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部搬到达卡。”
“那又究竟是为什么呢？”
“噢，如果像刘易斯·布莱斯顿（Lewis Preston时任世界银行总裁）所说的‘世界银行的首要目标是与世界贫困做斗争’，那么在我看来，这家银行就该搬到一个最贫困的地方去。在达卡，世界银行将被人类的苦难与赤贫所围绕。设身处地于问题之中，银行的官员们或许能够更迅速更现实地解决问题。”
那个采访者点点头。他看上去不像开始时那样激动了。
“还有，如果总部搬到达卡的话，这家银行的5000名雇员中肯定有许多会干脆拒绝来。达卡可没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个世行银行家愿意选择在那儿养育儿女的地方，我想，那会导致许多人主动要求退休或改变工作。那将有助于达到两个效果：首先，顺势排除那些并非致力投身于向贫困之战的人；其次，能够削减费用，因为达卡的薪酬会远远低于华盛顿特区的昂贵标准。”采访就此结束。
1987年我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媒体有过一次更富有建设性的会见。当时我正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发言，听证会结束时，被匆匆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儿，有人正忙着对着一个话筒讲话。我根本不知道一个电话会议是如何组织的，也没有人给我做过介绍，但是我已经在那儿了，面对着一个话筒和来自大报社的十四名编辑、作家，他们正在线上等着向我提问。
首先对话筒发言的是萨姆·戴利—哈里斯（Sam DaleyHarris）。他原是一名高中教师，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以立法终结饥饿为己任”（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Starvation Using Legislation，简称RESULTS）的全国性志愿组织。他每个月都和所有志愿者一起开全国电话会议，我正在参加的是一个记者招待会。萨姆极为温和可亲，他先为几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我开始接受提问。
第一个会议持续了一小时，短暂的休息之后另一个会又开始了，有另外十四个来自各类美国报刊的十四名编辑作家参加。那天我可看到了RESULTS的效率是多么高。会后发表的文章有助于确保相关立法的通过，尽管有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对，立法仍在1987年12月得到通过，据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须捐助五千万美元以为穷人建立小额贷款项目。
萨姆和我马上就成了朋友。他为人平易和蔼，而在对贫困与饥饿之战中却坚如磐石。今天，RESULTS在六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姐妹组织。这些组织将小额贷款作为反贫困的一个关键战略，并且通过其市民积极分子的草根组织进行工作，使其得到社区、媒体、获选代表和政府的关注。他们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机构和一些私人机构对小额贷款项目给予更多的资助，还游说财政部门对世界银行施压，使其更多关注贫困问题——不止一次这样做，而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都这样做。他们还发动运动以促使一些旨在减轻本国贫困的规划与方针得到通过。事实上，在美国的RESULTS还创立了一个名为“本土RESULTS（RESULTS Demestic）”的二级组织，它是在美国的小额贷款创始运动的主要鼓吹者。在过去十年间，RESULTS与格莱珉的联系不断加强。RESULTS的每一个志愿者，或早或晚都变成了格莱珉专家。
1987年的那个电话会议，成为小额贷款运动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它吸引了哥伦比亚广播电台（CBS）的“六十分钟”栏目的注意。1989年，分别来自伦敦与罗马的两位CBS电视新闻栏目的工作人员来到达卡访问。我和CBS记者莫利·塞弗（Morley Safer）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走访格莱珉的村庄，采访贷款者、开发专家、政府官员。那些工作人员一共拍了一百小时的胶片素材，再把它浓缩为十二分钟。1990年3月播放的时候，这个短片断立即引起轰动。直到那时，我才充分意识到了媒体的威力。至今，每当重播那个节目时，我们仍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和电话。在那短短十二分钟里，CBS以最激动人心的方式展示出了格莱珉的精粹。与其前后的任何报道相比，那个片子都更能激发人们行动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当我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对记者谈起小额贷款时，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想通过借钱给小企业帮助它们扩张，使它们能雇用穷人从而以此来减轻贫困。人们花了好一阵才认识到，我所鼓吹的实际是直接把钱借给穷人。政策制定者们总是有将增加就业等同于减少贫困的倾向，而经济学家们则倾向于只承认一种就业——有薪水的就业。而且经济学家大都将前殖民大国的财富起源作为其研究与理论的基础，而不是基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们卑微的现实之上。对贫困的各式关注，都归属于所谓的发展经济学，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领域，基本上都是对经济理论主体的后续添加或重新诠释。
最糟糕的是，经济学家们未能理解贷款所具有的社会能量。在经济理论中，贷款只被看作一种用来润滑贸易、商业和工业之轮的工具。而在现实中，贷款创造能够迅速转化为社会能量的经济能量。当贷款机构与银行制定出一些惠顾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个阶层的经济与社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是在富国还是贫国，贷款机构都只惠顾有钱人，这样做无异于宣判了穷人的死刑。
当银行将被认为是没有信贷价值的穷人拒之门外时，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保持沉默呢？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因为这种缄默与漠然，银行得以在施行金融隔离政策的同时逃脱处罚。但凡经济学家们能认识到贷款所具有的强大社会经济能量，他们或许也能认识到，贷款确应作为一种人权加以促进。
那些核心经济理论的缺陷仍未受到挑战。例如，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微观经济理论就是不完整的，它将作为个体的人或者看作是消费者，或是劳动者，基本上无视其自雇的个人潜力。这种企业主与劳工之间的理论上的二分法，无视个体的创造力与灵活性，并将第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