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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王爷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不是杨坚良心发现不忍下手，而是相州、郧州、益州三大州的总管一齐打着匡复皇室的旗帜领兵反杨，杨坚要忙着救火，暂时顾不上他们了。
不过构难的三方尽管气势汹汹，但却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很快就被杨坚各个击破。其中势力最大的相州总管尉迟迥，从起兵到失败不过六十八天而已。而整个平定叛乱的过程，也不到五个月。随着外间叛乱的渐次平定，杨坚更无顾忌，先后在十月和十二月，分两次以同样的罪名诛杀了陈王、代王和滕王三家。至此，入京的五位藩王及毕王皆为杨坚所杀，这就是北周末期的所谓“六王事件”。
其后杨坚又大开杀戒，将宇文宗室斩尽杀绝，总数不下五六十人。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杨坚何时在攫取最高权力之路上迈出最后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大隋是这样诞生的
公平地说，杨坚之所以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火中取栗，将乱麻沸汤的局面收拾平稳，实在是既容易又颇不容易。
先说容易。杨坚所处的南北朝的确是一个政变频繁、王朝和皇帝像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直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是，只要你——不管凭借什么方式——能在旧王朝中站住脚，只要你能渐渐累积起声望和实力——这大抵都是通过战功取得的——你就有了问鼎国家权力——当然也包括最高权力——的可能。
而马上就要成为大隋天子的杨坚，只不过是凭借先人的军功发迹，他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治武功，手里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却也成了一代开国之君，这就难免让很多人都不能服气。清人赵翼说道：“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这多少有点拾前人牙慧之嫌。类似的话李世民早在他之前一千多年就说过。因为所处时代相去不远，加之隋唐两朝及杨李两家的特殊渊源，李世民动辄就要拿前朝君主说事儿。一本《贞观政要》中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请看他说隋文帝的这一段：“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李世民的轻视简直就是溢于言表。相比之下，《剑桥中国隋唐史》的说法就要客观公允得多——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
说杨坚容易，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
当然还有并不容易的许许多多。
前边说过，杨坚差不多是赤手空拳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的。而当时的形势是，你要不牢牢地抱住这个从天而降的馅饼，并马上加水和面将其做大，不但馅饼会被别人抢走，就连你自己的脑袋也得搬家。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要不当个架空皇帝的权臣，你的身家性命就被皇上攥在手里；而你要当了权臣，将皇上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看起来是稳当了，但潜在的危险却也同时呈几何级数增加，不但别人视你为异类，就是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异类。身为异类，自然人人可得而诛之，且还要遗臭万年。当初的曹阿瞒不就是这样？本朝权臣宇文护不也是难逃身首异处的下场吗？
“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这是当初杨坚在禁中初掌权柄，何去何从还没有完全想好的时候，其夫人独孤氏派心腹家将李圆通入宫转告的话。
“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差不多与此同时，曾是杨坚太学同窗、后一度为大隋重臣、最终却被人诬以谋反伏诛的元谐也这样对杨坚说过。
形势显然是异常严峻。接着又是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三大总管举兵公然挑战。好在此前杨坚已经通过三个系统的亲信，分别控制了京师部队、中枢部门以及相府要务，以中央对地方，挟天子以令诸侯，自有得天独厚的强势与优势。
何况长期动乱，早已是人心思定。
再何况胡汉杂处，早已是人心思汉。
更何况昏君暴君连连迭出，人们也想看看新君是否能有副新嘴脸。
由尉迟迥等人首先发难的武装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件好事。好就好在几个武夫的贸然摊牌，反倒让杨坚省却了许多拉拢收买、甄别忠奸的工夫。随着平叛的胜利，从来都是见风使舵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开始纷纷劝进，此事甚至成了文武百官表明自己政治态度和争取晋身之阶的大好机会。
公元580年九月，司马消难之叛甫平，杨坚就以叛臣之女为由，废静帝司马皇后为庶人，视皇上如无物；接着，他让静帝废除左右丞相之号，只设大丞相一职，由自己担任；再一月，杨坚加大冢宰职，总摄其他五官府，独揽大权；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四十岁的杨坚晋封隋王。
第二年一开年，朝廷下诏改元“大定”，以示“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就在举国一片歌功颂德之声里，杨坚改称相国，总百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被九锡之礼，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
如同骚动于母腹中急于坠地的胎儿，只要吉日一到，大隋就要呼之而出。
术士选定的上上大吉的日子是那一年二月十四甲子之日。
杨坚就在那一天正式称帝成了开国皇帝。因为原封号“■国公”的那个“■”字有个走之偏旁，显得立足不稳颇为不雅，故改“■”为“隋”，以为国号。
和后来当了大隋第二代帝王的儿子杨广一样自奉，杨坚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既新奇又不乏深意的年号——开皇。杨坚一直是以护法金刚自诩的，据说这年号的意思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表明新皇乃“祗奉上玄，君临万国”“生为人王”的真命天子。
而他儿子杨广给自己起的年号是“大业”。
两代父子都表现出要除旧布新、大治天下、开创万世基业的宏伟抱负。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十来年，对着神州大好河山指指点点、有权自起年号的就换了人。那人姓李，单名一个渊字。
李渊其人
和自己曾经的主公也就是大隋前后两代帝王一样，李渊也出生于一个身世显赫的华丽家族，并且还是隋室近亲——比杨广大两岁的李渊还是杨广的亲表哥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有论——
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有着互相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公元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公元581—605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昺，这一对夫妻在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是因为出身显赫，李渊七岁时就袭祖爵为唐国公，显然要比十三岁以前一直待在寺院里的七姨夫杨坚起家早得多！
“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这是《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李渊成年后的描述。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开始名正言顺地当起了大隋皇帝，也就在那一年，李渊成了皇上姨父的高级贴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几个地方的刺史。表弟杨广即位后，他又做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后入职京城，出任掌管京师兵器籍账的正四品的殿内少监——这绝对是个只能由皇亲贵戚担任的要害职位。大约就是在这个职位上，皇上表弟看中了他的才干，后来又令其改任卫尉少卿，掌管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在杨广第二次征讨高丽时负责向前线督运粮草。后来贵族杨玄感发动叛乱，李渊奉诏驰往驿西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一带），兼知关右诸军事，开始职掌兵马。
这份简历似乎表明，李渊对大隋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颇有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意思。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种表述，换一种说法就成了这样：李渊胸无大志暮气沉沉愚忠愚孝混吃等死碌碌无为。甚至就是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里也不乏这样的说法，似乎只有后来成了唐太宗的李世民才是创建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元勋。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会有那种说法，且还上了官修史书，流传至今，完全是李世民及其臣下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一伙用阴谋手段抢班夺权制造说辞开脱罪责而编撰出来的，甚至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以材料翔实、立论公允见长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就是这样的说法。
这没办法，谁让李世民一伙玄武门政变后真就坐稳了天下，并且还弄出个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呢？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观，胜利者不但有权决定今后历史的走向，还有权按着自己的口味和需要，对既成事实和过往历史进行修订篡改。原因简单到简直就不用说，谁让人家胜利了呢？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寇，历来就是国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胜利者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从来不会也不该受到谴责，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结果就是一切，不仅成了现实，而且更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当然为胜利者挣足了面子，但也为后来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现成的说辞，这是不是我们的历史始终深陷于一轮轮抢班夺权、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怪圈而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继续说李渊。
据记载，袭爵唐国公的李渊长得很帅气，也很有才能，因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所以自小就与比自己小两岁的杨广相处友善。后来杨广当了皇帝，两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但依然经常被召去参加在宫中举行的宴会。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宴会上，皇帝对他当众羞辱，拿他脸上的皱纹说事儿，说他是“阿婆面”，并戏称他为“阿婆”。无辜受辱当然不开心，但在皇帝面前又只能唾面自干，李渊回家后忍不住在夫人窦氏面前发牢骚。窦氏是这样为他排解的：“此可相贺。公是袭唐公，唐之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
李渊的抱负哪里仅仅是当个靠祖宗荫庇得来的坐享其成的堂主！
李渊的老谋深算蓄有大志，甚至在他给几个儿子的命名中也可见端倪：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四李元吉（三子玄霸十六岁时早夭），合起来不就是建功成业、济世安民、元亨利贞上上大吉吗？此说有歪批《三国》之嫌，换成《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学术语言就成了这样：“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
早在李渊还是大隋殿内少监、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为奉御时，两人就互为知己，“深自结托”。李渊当上大唐皇帝第二年，宇文士及前来投奔，李渊对身边亲信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那是武德二年（619）的事，往前推六七年，还是大业九年左右，正是隋炀帝执政中后期，那时就暗中策划“密论时事”，可见李渊其人心机之深。
韬光养晦
营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这些都是杨广即位后连兴大役，急于完成的所谓“圣王之业”。这几项都是役民数百万的大工程，再加上其他工程，役民在三千万人次以上，几乎年年都有大役，百姓也就年年都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好容易盼着这几项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大都在大业六年（610）前后基本竣工，可还没容人们喘口气呢，朝廷又要征发兵役攻打高丽了，而且兵役徭役超过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差不多真成了全民皆兵，全民皆役。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山东、河南水灾成患，那一带原本已“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加上官贪吏残，“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这已经成了官逼民反了。
民间沸腾如此，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例如后来的唐太宗），都会有所忌惮有所警醒，从而调整方略休养生息，可自视甚高、一心只想早日成就其圣王伟业的大业天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穷兵黩武。也许，他并不是存心要与百姓作对，只是和几百年前气吞八荒声名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