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战秦琼
没错，单凭这种极不规范的书名你就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本非驴非马、能将学院里一派端庄的老先生气得吐血的关公战秦琼式的书。
“你在唐朝我在汉，你我交战为哪般？”相声里的人物都如此这般发问了，笔者就是再“无知者无畏”吧，也决然不敢拿历史当玩笑。更何况前几年戏说成风，有关影视剧乃至图书都已经臭了街，这才有了新一轮捧着正史正襟危坐的“正说”之风。
物极必反，一切发生了的都是该发生的。
但仅仅正说就够了吗？如果我们真的只是置身事外，就故事讲故事，就人物说人物，除了能满足一点好奇心外，也依然是所获不多。
在如今这个物质空前丰富、科技空前进步、信息空前发达、每一天都日新月异的时代，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对过去的人物和事情抱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因为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人们明白，历史和我们其实是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的。我们的昨天决定了我们的今天，甚至还要影响到明天。哪怕真的已经“幸福像花儿一样”了，现代人血管里奔腾的，哪里真的完全就是全新的、不带一点昔日印痕的红、白血球和血小板？现代的DNA检测可是能通过从我们身上抽出的血，将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面的老祖宗描绘得八九不离十呢！
所以，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读书的乐趣全在于琢磨。古人爱说“功夫在诗外”，其实，不但作诗如此，读诗读史读书莫不如此。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比前人强，是因为前人的肩膀垫起了我们。
如果在读史时再加以对照和比较，那就更是乐趣多多收获多多。
这本书就是如此情境下的产物，主要目的是想对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和唐太宗作一番带有实验性质的拼贴比较。道理既简单又充分，同时还很有趣。因为不管是在正统的官修史书还是在偏爱信马由缰的民间野史中，他们都是形同水火、判若云泥。尽管同是名垂史册，却分别作为坏皇帝和好皇帝的样板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甚至就是唐太宗自己，也动不动就以“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来说事儿，有意无意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和隋炀帝的区别。这当然没错，尽管都是皇帝，也尽管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之父李渊的表弟，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表叔——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或万世唾骂，或千秋颂扬，这可是马虎不得。只是过犹不及，一个人若是总忘不了撇清在外人看来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也就多多少少有了种欲盖弥彰的尴尬。
好皇帝李世民没法儿不尴尬。
曾是大隋第二代帝王的杨广，死后被大唐君臣追谥为“炀”。这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评价了。《谥法》是这样解释的：“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炀”，就是既昏庸又残暴的意思。这本身又成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炀”字作为一个糟到不能再糟的谥号，本是隋炀帝自己最早发现，并加之于陈后主这样贪图女色、醉生梦死、毫无建树的亡国之君的。加给别人的谥号转眼间又成了别人加给自己的谥号，杨广若地下有知，还能说些什么呢？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取代大隋而崛起雄立的大唐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前朝君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隋炀帝的恶名遗臭万年。
这时候的李世民是坦然的，因为他还只是父皇李渊册封的秦王。
后来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那当然是在李世民自己也当了皇帝之后。
汉承秦制，隋唐一家，这原本没什么好说，但这却成了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心病，尤其是当他回首往昔，检视自己是如何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因为那竟是一段和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隋炀帝杨广大同小异的喋血之路！
他们都是老二。次不当立，都是靠阴谋手段篡位坐上龙椅的。
为了那把椅子，杨广弑父屠兄囚弟。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
为了那把椅子，早在还是晋王的时候，杨广就在经略江都的过程中，结党营私大肆活动，刻意培植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为了那把椅子，李世民也早在还是秦王的时候，就一边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一边罗致了大批武将，为日后发难未雨绸缪。
他们都是王朝的第二代君王，也都文武双全，身兼创守，功业卓著，声名远播。
他们都早慧聪明，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在辞赋文章方面都是高手。
他们都想建立不世功业，成为千古一帝。
甚至就连他们的寿命也差不多，杨广活了五十岁，李世民活了五十二岁。
……
两人如此相似，怪不得后人评价说两人就像是对方的影子。
但结果却是，一个成了著名的暴君，遗臭万年；一个成了著名的圣王，流芳千古。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隋亡唐兴，从杨广的大业到李世民的贞观，也不过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何以会出现两个既惊人相似又反差极大、好坏都达于极致而堪称“样板”——好样板与坏样板——的皇帝？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就是为解答这个疑问，才有了这本将两个朝代、两代父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的书。因为没有面面俱到的企图，也就没有正襟危坐按部就班，而是采取了一种剪贴拼图的写作方式，叙述上也显得跳跃不定，所以就有了那样一个不无拗口的副标题。如此写法为的只是方便比较及显示效果，并不全是为了标新立异。
但愿读者能喜欢。
愿识者有以教我。
第一章 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开皇之前——麻秆打狼两头怕——昏君暴死国丈乐——挟天子以令诸侯——大隋是这样诞生的——李渊其人——韬光养晦——审时度势，举兵晋阳——“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老调重弹成新曲
开皇之前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一个年号，用了二十年，开皇元年也就是公元581年。
在这之前，杨坚的身份还是承袭父爵的隋国公、北周太子宇文赟的老丈人。随着北周武帝逝世，太子即位成为周宣帝，身为太子妃的女儿杨丽华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杨坚因此由大将军之上的柱国晋位上柱国，从南兖州总管任上调回京师任大司马。紧接着，又成为宣帝新设的位在百官之上的四辅官之一的大后丞；刚过半年，再跃升为大前疑，成为四辅官之首。这时候的杨坚还不到四十岁，可谓是恩宠连连飞黄腾达，但杨坚自己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那个当了皇帝的宝贝女婿，杨坚是既反感又蔑视，但因为在南北朝众多荒淫暴君中，宣帝的凶悍实在名列前茅，让他心惊肉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微妙又紧张。甚至皇后杨丽华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的纨绔子弟，武帝生前对其颇不放心，但由于其他诸子或年幼或更加不才（例如次子宇文赞），现在的太子哪怕是摊狗屎也得硬往墙上糊。因为将来要托付大任，所以武帝对太子管束极严，痛加捶打的事情时有发生。除了精挑细选太子身边辅臣之外，他还派人在东宫记录太子言行，逐月奏闻。在如此管束之下，太子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矫情修饰”，内心却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皇上早日升天。
北周武帝是公元578年年中，在征伐北齐的路上一病不起、赍志而殁的。这边老皇上刚咽气，那边即位的宣帝就抚摸着被父皇教训留下的杖痕，冲进殡宫，大骂其父死得太迟，当晚就在其父后宫撒野逞泼为所欲为。
接下来就是改元建号，先叫“大成”。可宣帝真正的爱好在于声色犬马，既想独裁，又不耐烦处理日常政务，不到一年，就将皇位交给七岁幼子（是为静帝），改元“大象”，自己二十岁就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新皇即位，首要的大事就是去掉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老家伙，安插自己的心腹。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赟更是变本加厉，对武帝朝的重臣大开杀戒，腾出的位子则由自己的亲狎侍从出任。一时间搞得满朝文武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开始重找靠山另谋出路。
杨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升再升，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明星的。也许是在武帝朝中窝憋太久的缘故，眼看着自己的女婿皇帝挥舞屠刀，将那些前朝重臣诛杀殆尽，早有不臣之心的杨坚刚开始还窃喜不已，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进行政治布局。一次在和自己的亲信交谈时，他曾这样说道：“吾仰观玄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
但杨坚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原因在于天元皇帝虽然没有政治远见，不懂得积德树恩邀买人心，但在铲除异己方面却目光如炬不择手段，只要一发现谁的势力坐大，就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似乎也不能全怪天元皇帝心黑手辣，因为有了变魏为周、功勋殊伟，同时又骄横跋扈、视皇上为手中玩物的权臣宇文护的教训，北周的皇帝对权臣的出现都非常警惕，天元皇帝只不过行事更坚决，目光更敏锐罢了。即位之后，他一方面把武帝朝掌握实权的大臣尽加清除，同时命令宗室亲王各就封国赴任，以免留下隐患；另一方面则重用身边那些无资历威望也不见有什么能力的人，以便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即使如此，天元皇帝还不放心，经常派人秘密查访，将朝臣的言行举止一一记录奏报，略不顺眼，辄加其罪，甚至对大臣鞭笞捶挞，号称“天杖”，每次行杖，起码是百二十下，朝臣几乎无人幸免，直打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
对颇具实力的老丈人杨坚，天元皇帝自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必族灭尔家！”他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皇后杨丽华面前发誓的。那是大象二年（580）五月的一天，天元皇帝和杨皇后生气，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派人召杨坚入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他砍了。那一次杨坚举止合礼，神情自若，所以脑袋也就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杨坚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麻秆打狼两头怕
其实，杨坚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如果不说是越来越难过的话。
身逢乱世，父亲杨忠是真刀真枪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大将军。杨坚出世的时候，父亲是西魏云州刺史、大都督。由于当时战事频仍，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明保佑，杨忠夫妇像当时许多笃信佛教的王公贵族一样，辟出自家宅院一部改作佛寺，将小杨坚交给一个法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杨坚就这样又有了个小名——那罗延，在佛典里是护法金刚、大力金刚的意思。一直到十三岁，被认为是金刚转世的杨坚进入当时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太学学习。同年，他又被辟为功曹，由此踏上仕途。
我们的社会从来都是官本位，也从来都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而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制度更是赤裸裸地对此来了一次集大成。由于出身的原因，加之又是赫赫有名的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在太学未满一年，杨坚就因父亲平定江陵的军功，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官，封成纪县公。第二年又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在当时的勋级表中，这已经是最高的九命一级——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品。不知是不是自惭于自己的外族身份，当时的统治者刻意仿古，中枢官制用《周礼》六官之制，设“三公”、“三孤”、“六卿”及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又定“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具体地说，就是将“命”与“品”结合，品高命多，以一品为九命，九品为一命。
话扯远了，继续说杨坚。
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如此，杨坚该是一路春风得意吧？否。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波诡云谲，稍不留神就会站错队，导致身败名裂或身首异处，所以夹在皇上与权臣之间的杨家父子小心翼翼不偏不倚，这才得以度过了一次次危机——
对杨忠来说是亲家、对杨坚来说是岳丈的独孤信，被罢官后又被迫自尽，与他们无涉；
朝臣李植等人密谋诛杀宇文护归政孝闵帝，结果事泄，连孝闵帝本人也难逃一死，这样的惊天大案也与他们无关。
有过这样一件事：独孤信自尽之后，把持朝政的权臣宇文护任命杨坚为掌管皇宫宿卫的小宫伯。按官制，小宫伯是宫伯的副职，都隶属于天官大冢宰，而当时担任大冢宰的正是宇文护本人。对宇文护来说，此番任命颇有一石二鸟之效：既可安插亲信监视宫中，又可拉拢杨氏家族。送上门的官自然是要当的，但如何当则另有学问。杨坚特意就此事和父亲商量，老谋深算的杨忠沉吟半晌，建议儿子最好还是与宇文护若即若离，理由也是现成的：“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
家常话说出了大道理，杨坚心领神会遵行不误。宇文护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暗中窥测，甚至屡次派术士去给杨坚看相，一旦抓住破绽，就要来个猛虎扑食。把柄没有抓着，但杨坚却被冷冻在起家的官职上，整整八年没有变化。
后来武帝计除宇文护夺回权柄，但杨坚依然没有摆脱被猜忌的命运。深受权臣之害的武帝哪怕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也不能不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臣百倍警惕。更何况关于杨坚“相貌非常”、“恐非人下”的议论不断地吹进耳边，以至于他也像当初的宇文护一样，屡次派术士察看杨坚究竟有无反相。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