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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类的作品中，杨逵又对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著述印象深刻。1923年9月，也就是关东大地震的那一年，大杉荣因为思想主张问题遭受迫害，举家的老弱妇孺被日本宪兵甘粕大尉推入井中。此事在报纸上披露后，杨逵大受刺激，他一向认为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没想到日本政府竟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对付思想家。
另一件令杨逵思路轰毁的事情，是他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了日本人所著的《台湾匪志》。日本人秋泽鸟川所著，（台北）杉田书店1923年4月5日出版。杨逵无法忘记他当时心中的巨大震惊：
到我稍大，在古书店买到一本《台湾匪志》，它记载了十多次的所谓“匪乱”，当然噍吧哖事件也记载在里头，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
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描写台湾人民的辛酸血泪生活，而对殖民残酷统治形态抗议，自然就成为我所最关心的主题。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8—389页。
至此，一个接受了文学启蒙的杨逵，一个走向独立思考的杨逵，一个唤起了民族自觉反抗意识的杨逵，正在悄然形成。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三、游学东京的热血男儿
1924年夏天，为了寻求人生理想和思想出路，十九岁的杨逵不顾一切地东渡日本，奔向他生命的另一岁月。
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台湾青年》、《台湾民报》的创刊，加之台湾留学生在东京的崛起，台湾的抗日民族运动方兴未艾。杨逵的赴日留学，是在当时的文化启蒙氛围影响下，思想与生活受到双重波荡的结果。杨逵读中学的那段时光，每年暑假都有留日学生组织的文化演讲团返回台湾推展文化启蒙活动，杨逵时常参加，也结交了几位朋友。
有一次，留日学生到杨逵的宿舍来，正听见杨逵和同学们在念一首用英语、台语、日语连成的打油诗：
Country King Policeman（草地皇帝是警察）
腰佩油抽汪汪汪！
其中一位留学生便说：“你们都很天真，骂这些混混几句有什么用？你们把他们腰佩的剑说‘油抽’好玩，但它是可以杀人的啊！你们把他们说成狗，但那不是空吠，也会咬人的。我们要民族自决，要解放我们的土地，就应该有学问，有信心，有觉悟，有组织……才成。光戏谑几声是没用的。”他还说：“在东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自由思想家、改革者的著作，也可以看到世界名作家的书，又可以半工半读。”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页。此时的杨逵，泡在台南的中学里，每天要听日本天皇的敕语，看那些统治者的横行霸道，心中早就有些不耐；加上他深感台南二中的天地狭小，三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对学校的课业兴味索然，因课外读物引起的求知欲，却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也感觉课外读物已渐渐无法满足需要，最后促成了我远赴日本求学的决心。”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8页。所以，那位留学生朋友的话，自然让杨逵心有所动，而远赴日本求学的决心，无疑是他生命历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并影响了他整个的人生。
另一方面，急于摆脱父母给他安排的婚姻，也是促使杨逵留学日本的原因和动力之一。杨逵小时候因为体弱多病，父母一直担心他的成长。按照台湾民间的迷信说法，若将小女孩的衣服罩在身上，到庙里焚香朝拜，这样小孩子就比较好养。于是，在杨逵十二岁那年，父执之女梁盒的衣服就被送了过来。当时台湾的童养媳风俗非常流行，梁家与杨家平时相处甚好，家长们干脆协议让梁盒过门做童养媳。梁盒是一个有着红红脸颊和浓密黑发的女孩子，十二岁被带到杨家做“媳妇仔”。杨逵的父母因为自己的几个女儿都在小小年纪夭折，对梁盒更是疼爱有加。当然，替杨逵娶童养媳，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父母因为大哥的婚事，向人借了几百元，一辈子都要扛着这笔沉重的债务。他们为了培养二哥学医，甚至让他当了上门女婿。父母想帮助杨逵考虑婚姻问题，便早早地替他说下童养媳。但不知为什么，杨逵就是无法喜欢梁盒。家里的这种安排，使杨逵在公学校即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中学时代则更甚。性格内向的杨逵对这件事很排斥，他无法忍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未来婚姻格局，成年累月不曾和梁盒讲过一句话，可父母还要他中学一毕业就马上“送做堆”此系台语，指圆房完婚。，这更令杨逵心焦。
面对如此窘境，赴日求学在客观上就成为解脱这种婚姻束缚的途径。于是，杨逵中学未毕业就退学赴日；到日本后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即表明他要解除婚约、切断与童养媳一切关系的决心。但双方父母却回信说，女孩子会永远等着杨逵衣锦还乡，如果杨逵来日另有意中人，可娶梁盒做妾。这让杨逵伤透了脑筋，他不想耽误女孩子的终身，也不愿委屈自己的心意。他知道，以自己的性格来看，如果被金钱、道义和姻亲等等捆绑得动弹不得的话，他是绝对无法脱身的。自我个性与现实的冲突，难免会让他走上绝路。杨逵再度写信，情绪十分激烈，声言若此事未获解决，他必定不再回来。几个月后，事情总算解决了。梁盒后来嫁给杨逵大目降公学校时代的一位同学，听说婚姻幸福美满。从此，杨逵和梁盒一直没再见过面。
对于杨逵这样的贫家子弟来说，赴日留学的费用是一种极大的负担。父亲开的锡店，仅够糊口生活，而杨逵自己又没有经济来源。所幸兄弟之间一向手足情深，大哥给了他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二十元钱，还把自己新婚的棉被与西装给了他，总算让他出门有了一身行头；二哥卖掉他心爱的小提琴，凑了二十元给杨逵做旅费，梁盒的父亲亦送他二十元钱。就这样，带着东拼西凑的六十元钱，怀着一种踌躇满志又前程未卜的复杂心情，杨逵和故乡两位毕业于台北工业学校的青年，搭上一艘四千多吨的小商船，远离熟悉亲切的故土家园，前往举目无亲的日本。
从1924年8月抵达日本，到1927年9月返回台湾，杨逵在东京度过了三年最为艰苦的漂泊生活。初到人地生疏的日本，正值世界经济大恐慌日渐严重的时代，日本的失业人口在1924年已高达七十万左右。一年前遭遇大地震的东京，大街小巷到处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小屋和行色匆匆的路人，灾难的痕迹随处可见。杨逵在这里的求学，不同于当时大部分读书的留学生，他必须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甚至是“九工一读”的方式，自己负担生活和学习，而他所面临的日本社会现实，又使这种个人奋斗显得异常困苦。由于杨逵在台湾时中学尚未毕业，没有直接报考大学的资格，他只能先行进入补习学校。
这段时间，杨逵白天到处找工作，靠打零工勉强度日。从泥水匠，木工，玩具厂小工，电杆工人，到邮局分发信件，当送报伕，他什么工作都干。日本帝国议会议事堂重新建造的时候，为了每天一元的日薪，杨逵也曾肌肠辘辘地挑着沉重的混凝土，一步一颤地爬上高高的鹰架，把混凝土灌进钢筋和钢筋之间。大风刮来，残留的水泥吹进杨逵眼睛，刺痛得他无法睁开双眼。剧烈晃动的鹰架木板桥，让杨逵像水蛭一样整个人贴在那块木板上，才幸免被风刮下来摔死的厄运。做送报伕，辛苦奔波了几天，他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被报馆老板骗去了五元钱的保证金。最为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杨逵连房租都付不起，陷入了早上喝开水，中午吃番薯凑合一顿，晚上又空肚子苦熬的困境。好不容易从一位同学那里借到五角钱，竟然靠它度过了一个星期。
杨逵来到日本，为生活所迫，首先投身的是社会，而社会亦是学校。苦难的人生磨砺，使杨逵对社会人生的真实层面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原来不只在台湾，日本人剥削台湾人，即使在日本，也存在着阶级剥削的悲惨事实和“人吃人”的可怕现象。这种深刻的生活经验，愈来愈唤醒了杨逵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这也是他后来的创作能够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与民族意识，站在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立场上，去拥有广泛的社会关怀面的重要原因。
去东京求学，杨逵的父亲原来希望儿子学习医学，但杨逵却为解决许多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而选择了文科，并陷入了“九工一读”的苦境。后来，杨逵的兄长曾来信劝说，如果杨逵放弃文学改学医学，他可以通过借贷供弟弟读书，这样才能改善经济状况。而对于杨逵来说，他之所以“到日本志愿读文学，就是想用写小说的方式把被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杨逵：《殖民地人民的抗日经验》，原载《中华杂志》252期，1984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页。）当医生本不是杨逵的志趣所在，何况他一直钟情于文学，所以矢志不移。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杨逵不断地挨饿，不断地打工，仍然坚持了工余时间的功课补习。
1925年冬天，杨逵先是通过了颇有难度的专检考试；又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报考了私立日本大学夜间部的文学艺术专科。日本大学位于东京市区，这是一所学风相当自由的学校，选课空间大，又没有硬性的考试制约，学生生活很是惬意。由于时局动荡，没有人愿意躲在象牙塔里，学生多半参加各种聚会。杨逵入校后，对文学艺术科主要讲授的现代文学、电影、戏剧等项，反而降低了研究的兴趣。
他不愿坐在教室里听那些刻板的课程，更热衷于博览群书和参加社会活动。他经常呆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阅读那些充满社会性、思想性的著作，希望为人生打开更大的天地。每每夜晚从图书馆出来，走在满天星光下，无论多么疲劳，内心总有一种声音在激励着他：
多多充实自己，及早回台湾加入民族运动的行列，台湾会用得着我的。
1925年前后，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激荡下，中国大陆、朝鲜、日本以及台湾都卷进了激烈的思想论争之中。杨逵在那时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了解两种世界大事：一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二是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这期间，日本的社会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著大量流行；在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安部矶雄、山川均等人的领导下，劳工运动依次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1923年7月，日本共产党非法结社；1925年12月，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成立了农民劳动党，虽在两个小时之后即被日本政府取缔，但不久又出现了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党、关西民众党、社会民众党等众多团体。那时的日本大学有很多思想研究的组织，受其影响，杨逵一方面致力于组织文化研究会，而读书过程中所讨论的，不只是文化问题，更重视思想研究。他逐期阅读发行于东京的《台湾民报》，从中了解台湾的社会运动。读书方面，杨逵先读了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几本著作，接着读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著述，思想上颇受震动。不久，马克思主义逐渐盛行，杨逵又开始接触了《资本论》，从中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杨逵的思想发生急遽变化后，即把参加社会运动当作思想的实践。当时，日本大学有很多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些组织除了研究社会科学之外，还很注重社会问题的考察。正如杨逵所谈到的那样：
入学不久，我即参加了由学生所组成的工人考察团，到浅草地区的一间寺庙考察“工人集中区”，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贫民区。那里有一大堆的工人挤在寺庙的地下室，天寒地冻只有草包可以御寒，冻死了不少人。这使我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杨逵：《我的回忆》，原载《中国时报》1985年3月13日至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0页。
正是在深入社会底层和参加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杨逵深刻地认识到实践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体会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力量，这促使他走向一生的行动家。1927年的五一劳动节，在日本皇宫的“二重桥”前，杨逵参加了“打倒田中反动内阁”的示威游行，揭开他一生社会运动的序幕。后来杨逵又投入声援朝鲜人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演讲会，在高喊示威口号的时候被日本警察抓走。这是杨逵生命史上的第一次被捕。留学日本的三年，杨逵正是在思想和行动的结合中接受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并形成他一生信守不渝的世界观。
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杨逵没有忘记他最初立下的文学志愿。1925年10月，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运动开始蓬勃起步，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一时成为文坛主流。杨逵得风气之先，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