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创办的缘起，是因为王思翔、周梦江等人在《和平日报》报社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大陆的报刊，其中有不少与官方持不同观点但很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是一般台湾人所无法接触的，因此“萌发了办一份刊物的念头，想把这种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文章和资料选载或摘录成辑，公开发行。”
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28页。这一想法得到了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的支持，有说谢雪红还变卖了一副首饰资助出版。
《新知识》三分之一为新发表的文章，其余为选录转载的文章，其内容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和社会真相披露。据王思翔回忆，《新知识》“以介绍祖国大陆各报刊有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重大问题的言论为主，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钳制封锁，可是因政治色彩太浓，一印成就被查禁了，只由印刷工人偷出几百本散发给熟悉的读者。”
张禹（王思翔）：《一幅半个世纪前的插图》，原载《江淮日报》1994年9月16日；收入《从心随笔》，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20—121页。
杨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编辑工作，但他与这种刊物的核心编辑王思翔、周梦江、楼宪关系密切，有着《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历史渊源和同道志向，因而持续与该报编辑群合作。杨逵在“二二八事件”之前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标志了他战后初期理想信仰受挫、思想认知转折的文章《为此一年哭》，就发表于《新知识》创刊号。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漫漫长夜，杨逵是那么急切地盼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首阳农园的“隐士”气节，“焦土会”的抗争志向，收听日皇投降广播时的欢喜若狂，让杨逵一次次经受了时代情感的巨大洗礼。台湾光复后，为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模范省，杨逵办刊物、写文章，四处奔走，多方努力，致力于台湾新文学的重建。但光复一年的社会现实又是如何呢？
《为此一年哭》写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
很多的青年在叫失业苦，很多的老百姓在吃“猪母乳”炒菜补，死不死生无路，贪官污吏拉不尽，奸商倚势欺良民，是非都颠倒，恶毒在横行，这成一个什么世界呢？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这种如此大胆地揭示了现实真相，针砭社会时弊的作品，杨逵将它投稿给《新知识》，《新知识》也在显著位置发表，可见杨逵对这个刊物的高度认同，以及同办刊人编辑方针之间达到的精神默契。杨逵在表达了自己失望、痛苦的情绪之后，誓言坚决追求民主自由：
“自今天起天天是争取民主日，年年是争取民主年。”我坚决的想，不要再哭了。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在《新知识》仅出一期即被查禁之后，同年年底台中一家新的报社成立，《新知识》主编之一周梦江曾推荐杨逵应征编辑工作，却因为过去从事社会运动的历史，而不被当局录用。杨逵没有气馁，他很快开始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又一程出发。
杨逵在从事《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参与了《台湾评论》杂志社的工作。1946年7月1日，《台湾评论》月刊在台北市创刊，它由刘启光集资，林忠、丘念台、李纯青和周天启等人共同创办，一共出刊四期。
《台湾评论》的主编由李纯青 李纯青（1908—1990），祖籍台湾，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以后来往于海峡两岸。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民族武装自卫会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同年进东京大学社会系。翌年9月回中国参加抗战，先后在上海、重庆、香港任《大公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评及专栏文章，为当时著名评论家。发动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光复预作准备。抗战胜利后返台参加受降典礼，并率记者团巡回全岛访问。1945年李万居创办《台湾新生报》之初，曾邀请李纯青担任主笔之一。主编《台湾评论》，1946年在台北出版评论集《献曝》。二二八事件之后，在上海报刊撰文声援，支持台湾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担任，编辑为王白渊、苏新。是年，杨逵进入《台湾评论》杂志社。这是一份中日文合刊的综合月刊，稿源主要由李纯青在上海负责采集大陆民主刊物的文章来提供，苏新、王白渊实际负责台湾的编务工作。
上述创办人多为大陆返台人士，刘启光是日据时期农民组合的干部，在大陆时又与军统过从甚密。周天启曾是20年代活跃的左翼分子，担任过台湾文化协会的干部，后来曾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编李纯青，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光复后以《大公报》名义返回台湾，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从创办人的背景来看，《台湾评论》作为日据时期的左翼分子战后重新聚集而创办的刊物，在主编李纯青的思想主导下，明显的带有左翼批判精神。杨逵对这个刊物的认同和参与，与其参加过30年代农民运动以及左翼倾向不无关系，他针砭陈仪政府的文章《倾听人民的声音》即在该杂志刊出。从丘念台的《对台湾省政治的期望》、林忠的《台湾政治怎么才能明朗化》、刘启光的《反省、觉悟》等发表于1946年7月创刊号上的文章来看，“他们的诉求，主要还是基于三民主义实行地方自治，民生主义经济下允许的产业自治，同时不忘呼吁弥平省、内外的隔阂，而这些主张其实是延续了他们在重庆‘台湾革命同盟会’时期的建言。”
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40页。
在《台湾评论》的创刊号上，李纯青因发表《中国政治与台湾》一文，公开赞扬共产党的新四军，很快遭到国民党党部的禁售处分，CC派省党部组委李翼中马上批评《台湾评论》“创刊号出，异党作品，赫然刺目，反动言论连篇累牍，余不胜骇然”。此事造成了一时轰动，原定价十五元的刊物，市价一下子涨到四十元。1946年10月10日，《台湾评论》苦苦支撑到第四期后，终于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勒令停刊。
杨逵没有因此停下自己的步伐，他时刻在寻找新的出击方向。
1946年间，杨逵在台中市大同路新北里存义巷十二号的住处，创立了民众出版社，发行人注明叶陶。预计出版“小说故事篇”四册，内容有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周定山的《憨光义·王仔英》、林荆南的《鸭血王》，以及杨逵的《送报伕》；“歌谣俚言篇”三册，内容包括《谢赖登歌集》、《陈君玉歌集》、《蔡德音歌集》；“常识论说篇”三册，主要由《宪政问答》、《民主问答》、《自治问答》组成。这种出版路向，不仅体现了杨逵对台湾当下时局与社会发展前途的热切关注，而且凸显出杨逵对台湾新文学传统的薪传以及对民间文学宝库的发掘。
1947年1月，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由民众出版社出版，在封底广告上，列出了上述预计出版发行书目。但接踵而来的“二二八事件”，让台湾陷入动荡的时局，民众出版社原定的出版计划，也因杨逵同年4月的被捕入狱而夭折。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四、1947：《文化交流》与“中国文艺丛书”
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坛，如何让遭受日本异族统治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推展良好的中国化路线，就成为外省籍与本省籍的作家、文人共同关心的议题。对于杨逵而言，文化交流，两岸互动，共同推进台湾战后的文化重建工作，更是他在编辑生涯中身体力行的奋斗目标。
1947年1月15日，在台中市图书馆长庄垂胜的大力支持下，由台中的中央书局董事长、实业家张焕珪出资，蓝更与 蓝更与，本名蓝运登，1912年生，台中人。台中师范学校毕业后赴日学画，曾任《台南新闻》文教新闻记者，战后一度从事制药业，晚年重拾画笔。为发行人，王思翔和杨逵出任主编，正式创办了《文化交流》。这是一本不定期辑刊，由于出资人和编辑没有大的变化，《文化交流》又被看作《新知识》的再生。鉴于《新知识》的失败，王思翔提议尽量少谈政治，涂上一抹温和的色彩，故定名为《文化交流》。刊物同仁包容了外省和本省的作家、文化人，大家团结一致，合作愉快，蓝更与不仅包揽了一切事务性的工作，还积极为刊物提供工作环境，杨逵与王思翔也成为两岸作家合作办刊的友好见证。
《文化交流》创刊时在《本社缘起》中写道：“在今日的台湾，一方面是旧的文化束缚已经解除，一方面是新的文化尚未能建立。”而要吸收新文化来实现战后台湾的重建，“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达成的，而赖于文化人与文化人间的交流合作，这交流合作不仅是本省文化人之间所必需，亦为省内外文化界之间所必需。”该刊同时刊登署名“冷汉”的文章《吵闹要不得——视文化交流发刊》，正是针对两岸文化有所隔阂的现象而发的。《文化交流》的发刊宗旨，如同第一期卷头语所说：“出版这个小册子的作用正如她的命名，是想在此时此地的文化尽一点交流的作用；因为文化是社会的产物，人与人之间，地与地之间，时代和时代之间，所有的文化都应该交流，才有发展，而交流须有媒触……”
《卷头语》，原载《文化交流》第1期，1947年1月15日出版。转引自叶石涛《接续祖国脐带之后》，收入《走向台湾文学》，（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6—17页。《文化交流》的封面由画家耳氏
耳氏，本名陈廷诗（1916—2002），生于福建长乐官宦世家，八岁因病而失聪。战后随军来台，曾服务于报社及图书馆，1958年后专业从事创作，为台湾著名现代版画艺术家。所描绘，画面是一个背上写着“台湾”的小孩子扑向胸前写着“祖国”字样的母亲怀抱的情景，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文化交流》所肩负的，是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重任，它意在为隔绝五十一年之久的海峡两岸搭建桥梁。这本刊物大半篇幅用来介绍祖国的历史、文物和文化活动，由王思翔组稿；小半篇幅用来介绍台湾文化，由杨逵负责。第一期刊物的文章内容相当丰富，重在两岸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王思翔托台北的朋友向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鲁迅先生的好友许寿裳要来一篇回忆孙中山和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交往情况的文章，并组织了凤炎（周梦江）所撰《台湾史话》、江灿琳的《台湾民谣史》等文章；杨逵除了翻译鲁迅的作品，也特别重刊了赖和的《查大人过年》与林幼春的《狱中十律》等遗稿。他还赶写了《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幼春不死！赖和犹在！》、《阿Q画圆圈》等文章，发表在第一辑上，并集中刊登了虚谷、少奇、南都、衡秋、笑浓、渭雄、云鹏、石华、克士、守愚等台湾作家所撰写的《哭懒云兄》等悼念诗文。“杨逵之所以努力于介绍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却是为了一个理想，希望台湾的文学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留下的废墟上复活过来，迅速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张禹：《忆杨逵》，原载《清明》，1980年第3期；收入《从心随笔》，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7页。
《文化交流》第一辑出版后，杨逵曾专程到台北，向他所熟悉的本省文化界朋友征集意见，邀约稿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思翔也约请大陆来台的知名作家写稿，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二辑很快编好，内容也更加充实了。当时，杨逵家境非常困难，但他为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四处奔波征集稿件，专心致志地写作和编辑，却从来不计报酬，不言辛苦。
1947年2月，《文化交流》第二辑稿子编校完毕，正在排版印刷之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在高压政治和动荡时局中，王思翔、周梦江、楼宪相继逃离台湾，庄垂胜遭受当局迫害而愤然辞职，杨逵也不幸身陷囹圄，仅出了一辑的《文化交流》，很快就夭折了。
1947年的杨逵，在文化战线上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台北华东书局合作，开始编印出版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
战后初期，知识分子最大的课题是台湾的复兴和文化的重建，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语言问题。当时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经谈道，“当地做工作很困难，最大的障碍乃是语言的沟通；因为台湾同胞皆讲日本话，读日本文，有关国语、国文，程度甚低。现在为此事贯注力气，但效果几乎还没有。”
下村作次郎：《台湾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收入《台湾文学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页。
杨逵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于“中国文艺丛书”的翻译和编印，是与台湾的国语普及运动分不开的。当然，它也包含了杨逵推广平民文学、提升大众知识水平的热望。
另一方面，编印“中国文艺丛书”，与杨逵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的初衷不无关系。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