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后代深知父亲的心愿，他们继续以各种方式寻找入田春彦的家属。但从1985年到1997年，十二年的寻觅都杳无音讯。后来经由台湾在东京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张季琳的努力，她在《宫崎日日新闻》上刊登的寻人启事终于有了回应。1999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的外甥女藤江婈子与夫婿一同来台湾，接舅舅的骨灰返回故里。对杨逵家族保存入田春彦骨灰十二年，并寄存宝觉寺长达四十八年的义举，入田家族感念至深。经历了六十年的世事沧桑，杨逵与入田春彦真情相见、生命相托的感人故事，终于有了新的延续；他们所共同见证的那段社会悲剧，也已然成为历史。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三、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
杨逵终其一生，并未见过鲁迅与胡风。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旗手鲁迅的精神仰慕，形成了心中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并直接影响到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他与胡风之间的文学因缘，传递着左翼作家对底层被压迫者的关怀精神，更见证了两岸文学割舍不断的历史联系。
杨逵首度接触鲁迅的作品的时间，大概在1928年左右。当时在彰化居住的杨逵，经常与一群文友出入赖和家里读书看报，讨论文学。杨逵清楚地记得，“先生的客厅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上总是摆着好几种报纸。”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晚年杨逵接受林瑞明访问时，也肯定地回答桌上还有中文杂志。赖和当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而鲁迅又是1925年至1930年间在《台湾民报》出现频率最高的作者。《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鱼的悲哀》、《狭的笼》、《阿Q正传》、《杂感》、《高老夫子》等作品都转载于这一时期，由此形成了鲁迅思想在台湾传播的第一次高潮。赖和平生最崇拜鲁迅，他同样是以文学来疗救社会弊病，改造国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锐抗争的形象，因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而杨逵，作为深受赖和人格濡染和文学影响的作家，他内心认定的赖和，就是鲁迅的形象。1943年1月赖和去世后，杨逵即发表《忆赖和先生》一文，其中谈道：“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颜——当然是透过照片——就会浮出现鲁迅给我的印象。”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由此看来，20年代后期的杨逵，经由赖和而间接地接触到鲁迅作品，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认同与启迪，其背景也是真实可信的。
1935年12月起，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分五期连载由戴顽銕翻译、增田涉著的《鲁迅传》，引发文坛普遍关注。杨逵当时也在《台湾文艺》发表文章，透过《鲁迅传》得以进一步了解鲁迅的精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鲁迅去世。杨逵在自己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迅即于次日刊登了由他主动提议王诗琅所写的《悼鲁迅》，以及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逝世——回顾其生涯与作品》。《悼鲁迅》以卷头言形式出现，其中写道：
不久以前我们丧失了马琪西姆·高尔基而悲哀尚未消逝，又接到鲁迅在十月十九日因痼疾心脏性喘息病去世的讯息。从事文学的我们，在短短三个月中失去了两位敬爱的作家，是何等的不幸……现今在遥远的那边，在那黄浦江边犹如追悼他一样，愁云覆盖了天地……
王诗琅：《悼鲁迅》，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9号，1936年11月。
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正是杨逵和他那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的共同情感。
1938年5月，由于入田春彦自杀的意外促成，杨逵遂开始全面系统地接触鲁迅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至日本战败前，日本当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发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新文学作品转载完全停止。当时，无论是在台湾，甚至是在东京，《鲁迅全集》都被视为禁书，而入田春彦能够拥有一套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大鲁迅全集》，佐藤春夫、增田涉、山上正义、井上红梅等人合译，（东京）改造社，1937年出版。，更证明了他的左翼文学青年身份。杨逵曾说：
这位入田先生的遗物中有改造社刊行的《鲁迅全集》（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月刊行，全部七卷），由于我被授权处理他的书籍，就有机会正式读鲁迅。
杨逵语，见《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原载《文艺》第22卷第1号，1983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0页。
正式阅读《大鲁迅全集》，为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资源。台湾光复后，许寿裳受陈仪邀请，从大陆赴台担任了台湾省编译馆馆长，旋即成为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许寿裳对于台湾文化重建的构想，是期望“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期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台湾新生报》1947年5月4日。而实现这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就是把鲁迅思想的传播与台湾的文化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建设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台湾。
战后的初期的台湾社会，形成了“中国化”的时代潮流，如《民报》在社论中表示：“光复了的台湾必须中国化，这个题目是明明白白没有讨论的余地。”《民报》社论：《中国化的真精神》，1946年9月11日。随之而来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中国新文学被大量介绍，而鲁迅作品在台湾文坛的出版、转载无疑最多，这使鲁迅思想成为战后初期两岸文化人沟通的语境。
许寿裳于1946年6月25日抵达台北，同年即发表《鲁迅和青年》、《鲁迅的德行》、《鲁迅的精神》三篇文章，一年后出版《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1946年5月至1948年1月，从台湾的《中华日报》、《和平日报》、《台湾新生报》三大报刊，到《台湾文化》、《文化交流》等刊物，据中岛利郎的统计，直接以鲁迅为题的评论和创作文章多达十八篇，这一时期文坛出版的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著述为五种
此统计见方美芬编，吴兴文、秦贤次补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关系略年表》，收入中岛利郎编《鲁迅与台湾新文学》，（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35—237页。。战后初期台湾文坛的这一文化现象，可以说带来了台湾传播鲁迅精神的第二次高潮。
得益于入田春彦遗留的《大鲁迅文集》，杨逵在系统的研读中，对鲁迅的精神的理解与传播，更致力于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战后文化重建实践的转化。
1946年10月19日，杨逵分别在《中华日报》日文版以及《和平日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诗歌《纪念鲁迅》：
《纪念鲁迅》
呐喊又呐喊/真理的叫唤/针对恶势力/前进的呼喊//敢骂又敢打/青年的壮志/敢哭又敢笑/青年的热肠//一声呐喊/万声响应/如雷又如电/闪光，烁烁//鲁迅未死/我还听着他的声音/鲁迅不死——/我永远看到他的至诚与热情
（为十周年纪念作）
——《和平日报》（1946年10月19日）
《纪念鲁迅》
“我有寸铁”/鲁迅从不退缩/立于贫困与龌龊的环境/提刀反抗枪剑的追击/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面对恶势力与反动/呐喊又呐喊/鲁迅如猛狮般锐不可当/敢骂、敢打、敢哭、敢笑/鲁迅是永远的青年/如今到处听见鲁迅的声音/继承者的心中/看见鲁迅的至诚与热情/鲁迅是人类精神的清道夫/革命永生的标杆
——《中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
1947年1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鲁迅不死”，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声疾呼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先驱同样不朽：“幼春不死！赖和犹在！”
1947年1月，杨逵编著的《阿Q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所写的题为《鲁迅先生》的卷头语，集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精神内核的理解：
鲁迅先生本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年幼时，家有水田四五十亩，生计相当优裕。但在十三岁时，祖父因某事件入狱后，家运就急速中落，寄寓亲戚家时，曾被唤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说集《呐喊》的序文中记载，曾因父亲罹病长达四年，他几乎每天进出当铺和药房。有人说钢铁因锻炼而更坚固，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间锻炼而成的吗？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终前，先生经常因作为被迫害者与被压迫阶级之友，而一再重复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得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笔与铁炮之战斗，作家与军警之战斗，最终，大部分仍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如此，经由先生这般不屈不挠的战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战斗意志更为强韧，组织也益形坚固。……在此所译《阿Q正传》是先生代表作，这是向应受到诅咒之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恳请细腻吟读。只要不扬弃此等恶势力与保守主义，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
杨逵：《鲁迅先生》，杨逵编译《阿Q正传》，（台北）东华书局，1947年1月版；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
1947年1月，杨逵还在《文化交流》发表《阿Q画圆圈》，经由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大陆来台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即“礼义廉耻欠信之士”在光复后大发其财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从杨逵的上述诗文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更多地定位于“人类精神的清道夫”、“呐喊前进的青年”、“被压迫阶级之友”、“战斗的文化战士”等层面上。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杨逵作为战斗型作家的生命经验和行动路线，让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作为自我延伸的理想图像”。
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与时代的脉动以及台湾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经由新的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鲁迅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并对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现实发生积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著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1982年，杨逵在美国爱荷华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回答，对于鲁迅的抗议文学和反叛文学，“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
《访台湾老作家杨逵》，原载《七十年代》总第154期，1982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与杨逵作为一个战斗的、关怀大众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胡风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也是鲁迅晚年最接近在身边的一位。胡风翻译《送报伕》以后，又将其收录在《弱小民族小说选》中，其背景仍然有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与胡风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之间，应该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胡风在鲁迅精神影响下从事的文学活动，使他和杨逵之间发生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学因缘，有了一种普罗文学精神的沟通。
1932年，杨逵投稿《台湾民报》的小说《送报伕》只登出一半，就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杨逵没有放弃，仍然在寻找发表全文的机会。1934年，得知日本东京的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正在征文，杨逵便将《送报伕》投稿过去，结果发表在当年10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号上，并获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日本进步作家给予《送报伕》相当高的评价，而《文学评论》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止销售。
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日本进步作家对《送报伕》如是说：
我认为“送报伕”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过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
（龟井胜一郎）
作为一篇小说，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着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
（洼川稻子）
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他应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
（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时，胡风有机会接触到了杨逵的这篇成名作。胡风在1985年悼念杨逵逝世的文章中回忆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罗文学》上读到了杨逵先生的中篇小说《送报伕》。在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迫害之下，台湾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终于觉悟到了非组织集体力量进行斗争不可。这篇作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即译了出来，发表在当时销数很大的《世界知识》上。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