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作者:石一宁- 第18部分

　　　
　　然而更让杨逵耿耿于怀的，是夙愿难以实现。那个不能再用铁锹在大地上写诗的老园丁，已经无力把东海花园建成“不但能赏花，也能在文学、艺术、音乐的熏陶中欣赏心灵之美”　
　　　　　　　　　　同①，第423页。的文化活动中心了。而这一切，又是杨逵晚年为之奋斗为之憧憬的新乐园和桃源乡！　
　　历史，在走过了许多曲折坎坷的道路之后，终究会把它的公正还给世人。事实证明，杨逵对于整个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对于20世纪的台湾社会历程，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1983年，杨逵荣获第六届吴三连文学奖及第一届台美基金社会人文科学奖；1984年8月9日，盐分地带文艺营颁给杨逵“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而这些迟到的文学荣誉，对于历尽沧桑、即将走近生命尽头的杨逵来说，又蕴含了多少历史的血泪和难言的人生况味！杨逵不会忘记他曾经被遗忘的许多年。那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成熟的阶段，更是他最艰苦最孤独的岁月。当人们重读杨逵的时候，他已临近夕阳西下。属于他的时代，却并没有开始。即便这样，杨逵从不言放弃。他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季节，乃至最后一天，始终坚持了美好理想的追求和期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年3月12日凌晨5时40分，杨逵在幺女杨碧家中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岁。3月29日，遵照杨逵生前心愿，子女们将他葬于东海花园的叶陶墓园旁边。鲜花翠柏簇拥着静静的墓园，杨逵与叶陶也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永远留在了这片洒着他们血汗的土地上。　
　　有挽词为证：　
　　　
　　鹅妈妈出嫁，先走一程。　
　　送报伕安息，长留回忆。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作为一个终生与文坛相伴而行的老作家，杨逵对文心风骨的坚持，与文学同好的率真相处，让他的文人生涯颇具人格魅力，一向有着“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文坛美誉。从日据时期到战后台湾，杨逵与他同时代文人们的往来交游，以及文学同好者之间的互为影响，不仅成为杨逵人格精神与文学理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原因与时代参照，也带着特定岁月的历史烟尘，再现了台湾新文学风雨历程的某种时代剪影。　　
　　　一、杨逵与赖和：亦父亦兄亦文友　　
　　赖和与杨逵，因文学结缘，更因创作理念与关怀层面的共识而成为心灵契合的伙伴。　
　　在日据时期，赖和　赖和（1894—1943），本名赖河，字懒云，笔名有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台湾省彰化县人。幼年习汉文，并接受日文教育，但一生坚持中文写作。1909年入台北医学院，毕业后在彰化建立赖和医院。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因治警事件入狱，1941年又因思想问题再度入狱，病重后出狱，1943年1月因心脏病逝世。其文学作品后来结集为《赖和先生全集》、《赖和集》等。是为台湾新文学“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　
　　　　　　　　　　守愚：《赧颜闲话十年前》，原载《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1954年8月；收入李南衡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346页。的开拓者，他第一个把白话文的价值提到民众面前，并以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和倡导，成为“五四运动精神之子”，“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在担任《台湾民报》文艺栏主编、《台湾新民报》学艺栏主编以及《南音》杂志编委的时候，还为台湾文坛培养了一批年轻作家，他的抗议精神和讽刺笔法，特别影响了杨守愚、陈虚谷、蔡秋桐、朱点人、杨逵、王诗琅、吕赫若、吴浊流以及稍后的钟理和、钟肇政等人，赖和因此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毕生悬壶济世解救穷苦百姓的高尚医德，又使他成为民众百姓心中的“彰化妈祖”、“台湾医圣”，以至于他1943年由于遭受日本殖民当局迫害而去世的时候，百姓们盈街痛哭，“路祭”的人群络绎不绝，沿途都在供奉青果，焚香祭拜。更让人们敬重的是，有感于疗救国民精神、启蒙民众的责任，赖和始终以鲁迅为楷模，一生都在为台湾的抗日文化运动奔走呼号，“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先生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　
　　　　　　　　　　杨逵：《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3页。始终以一个反殖民反封建的文化斗士形象活跃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线。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历史中的奠基作用，使他获得了台湾文坛最高的敬仰和评价。黄得时将赖和比喻为“台湾的鲁迅”，吴新荣认为“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　
　　　　　　　　　　史民（吴新荣）：《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原载杨逵编《台湾文学丛刊》第2辑，1948年9月15日，第12页。陈虚谷也不无崇敬地断言：“赖和生于唐朝中国则可留名唐诗选；生于现代中国则可媲美鲁迅。”　
　　　　　　　　　　参见陈逸雄：《我对父亲的回忆——陈虚谷的为人与行谊》，收入《陈虚谷选集》，（台北）鸿蒙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6页。　
　　杨逵的成长过程与文人行谊，受赖和的影响最为深刻。杨逵的作品中多次提及赖和，仅以赖和为主题的文章就多达6篇，计有《赖和先生的木屐》、《忆赖和先生》、《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幼春不死！赖和犹在！》、《希望有更多的平反》、《我的心声》等。杨逵一生，对赖和感念至深，他谈道：“我是受赖和先生栽培的后进中的一员。赖和先生生于一八九五年，我则是一九零五年生的，他比我大十岁，不过我们在一起就像父子一样，又像是兄弟，无所不谈。”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4页。　
　　对于杨逵来说，20年代末期与赖和在彰化的相识，成为他文学生命的关键性转折。“在认识赖和之前，他只读过世界文学与日本名著，透过赖和的介绍，他才开始大量阅读台湾本土作家的作品；在认识赖和之前，他以为全力投身社会政治运动，是追求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惟一道路，但是接触了赖和之后，他才逐渐领悟到文学运动，也是促进民族解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林衡哲：《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老兵——杨逵》，原载《台湾文化》第5期，1986年4月；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7页。　　
　　1928年下半年，因为竹林争议事件而遭受简吉打击的杨逵，在他从事的农民运动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与叶陶一同来到彰化、鹿港一带，联络当地的知识分子，以组织读书会的方式继续坚持社会运动和文化启蒙。当时，赖和在彰化本地一边行医，一边担任《台湾新民报》学艺栏主编，团结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也使彰化俨然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中枢。在赖和的帮助下，杨逵在彰化赖和医院附近租到一间小屋和叶陶同居，他们与一群文艺青年也有了经常同赖和接触的机会。　
　　赖和平时行医繁忙，他每天要看一百多位病患，收入却比看五十人还少。对于贫苦百姓，赖和经常分文不收；而行医的收入，赖和又多拿来支持台湾的社会运动，他的身后竟然留下万余元的债务。在家坐诊的时候，赖和常常面对一屋子病人，不停地用听诊器或用手敲打诊断；而出门行医的时候，赖和总是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尽管他如此忙碌，仍旧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赖和那里自然地变成了一个文化中心。　
　　遇到文艺青年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赖和就会仔细地替他们诊病，开处方，抓药，叮嘱再三。杨逵那时身体很弱，受到赖和的照顾也就更多一些。杨逵印象中的赖和，像个乡下学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赖和家的客厅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总是堆放着几种报纸，彰化的文艺青年无论是独自前来，还是几个人吵吵嚷嚷簇拥而来，都可以随意进入赖和家的客厅，“不管先生在不在，我们都是自己进去，自己看报，自行讨论，自行离去。”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赖和在家的时候，有时也会加入青年人的客厅讨论，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就像自家人一样。　
　　1929年，经历了坐牢、新婚的杨逵和叶陶，流落到高雄的内惟，租了一间因为闹“鬼”而没有人敢住的房子，白天以砍柴为生，晚上埋头写作，并从写好的小说中挑出几篇，寄给赖和主编的《台湾新民报》学艺栏。其中一篇是杨逵第一次用白话文写作，内容涉及一个不向逆境低头的贫农形象，杨逵用了诸多破破烂烂之类的形容词去描写主人公的生活窘境。几天后，那篇小说被退了回来，上面有赖和许多亲切的修改和评语，那段描写贫农衣衫破烂的描写，全都画上了红线，只写了一句“破了又补”。杨逵一下子感到，“破了又补”这句话为自己小说的主题增加了千斤重的分量。　
　　1932年5月，杨逵在不断的尝试之中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送报伕》。因为一向不喜欢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贵”，加上后来被人以“杨贵妃”绰号来取笑，杨逵更加讨厌自己的本名。《送报伕》完稿时杨逵也没多想，就草草写下“杨达”这样一个笔名。经赖和之手，《送报伕》在1932年5月19日至27日的《台湾新民报》上刊载出来。在署名的问题上，赖和建议使用“杨逵”笔名，一来与其本名谐音，二来取自《水浒传》中打抱不平的梁山好汉“李逵”之名，故用红笔圈去“达”字，改为“逵”字。从此，台湾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赖和也成了杨逵的“命名之父”。首度以“杨逵”为笔名的《送报伕》在《台湾新民报》上只登了一半，就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了。作为《送报伕》的“助产士”，赖和甚为伤心和遗憾，那种期盼文学作品顺利诞生的心情，仿佛比杨逵本人还要迫切。此时的杨逵，适逢长子资崩出生，婴儿难产，小说也难产，杨逵在台湾发表的只有这半部《送报伕》。两年以后，在日本《文学评论》杂志的征文中，《送报伕》终于在参选的八十余篇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获得第二名（第一名从缺）。当赖和看到中文版的《送报伕》后来收入《山灵——朝鲜台湾小说集》、《弱小民族小说选》的时候，他高兴得掉下眼泪，并对杨逵说：“你这几本书的译文，胜过我过去所有作品的总和了。”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杨逵非常感动，更坚定了跟赖和先生一起前进的信念。　
　　在杨逵流浪高雄、砍柴为生的日子里，每每遭遇困难，赖和总会伸出援手。从鼓励杨逵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到帮助杨逵的长子资崩治疗夜盲症；从促成杨逵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活动，并担任《台湾文艺》编辑，到帮助杨逵独立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其负责中文栏目的编辑，赖和在人格建树和文学活动方面给予杨逵决定性的影响。1976年8月，在接受《夏潮》杂志访问时，杨逵曾明确表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中，他与赖和最为亲近，文风也最相似。从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到反映底层贫苦百姓生活的关怀精神，再至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杨逵与赖和有着高度认同的文学路线。　
　　赖和不仅是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也是日据时期的抗日仁医和民族英雄。1951年4月14日，赖和以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受到社会的推崇敬仰。孰知到了1958年，却因为涉及所谓“思想问题”无人敢于申辩，赖和竟然又被逐出了忠烈祠。早在1943年就已逝世的赖和，台湾光复后蒙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直到1984年1月19日才得到平反。同样因为坚持真理而蒙冤监狱十二年的杨逵，对赖和的遭遇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触，他不仅参加了1984年2月12日由《中华杂志》、《夏潮论坛》、《台湾文艺》、《文学界》、《文季》五个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庆贺赖和先生平反演讲会”，还致词《我的心声》，并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演说。这其中，杨逵深情缅怀他与赖和亦父亦兄的友情，表达自己“今年七十九，还不想离开人世，我就是要接下赖先生的这枝棒子”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的信念。同时，杨逵大力呼吁民主，“希望执政党继此次赖和先生平反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放弃蹂躏民主的手段，将过去的冤案像此次一般，重新深入调查，再有五次、十次、一百次、乃至无数次的平反”　
　　　　　　　　　　杨逵：《我的心声》，本文为杨逵参加“纪念赖和先生平反会”的致词，发表于《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7页。。　
　　杨逵认为，自己的一生从赖和以及林幼春那里获得的精神滋养最为直接和深刻，对于这两位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杨逵永远怀有这样一种敬仰的心情：　
　　　
　　……像我这样的“又瘦又乏”的角色，在此暴风雨的二十年间未曾饿死或是投降，这气力与耐性，可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