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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4页。
1962年7月，经由杨逵当年参加农民组合运动时的朋友侯朝宗出面（侯朝宗在1929年台湾殖民当局逮捕农民运动人士的白色恐怖中，曾一度逃亡中国大陆。光复后返回台湾，改名为刘启光，时任台湾华南银行董事长），以私人情谊做担保，同意杨逵以信用贷款方式，向华南银行借款五万元。杨逵计划以四万五千元购买土地，留下五千元，用来搭建房屋。
靠了这笔贷款，杨逵终于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上，买下一片约有三千坪的荒坡地。这是一片地地道道的不毛之地，荒芜的红土地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相思林，层层叠叠的鹅卵石，漫布在原始的山坡上，谁都无法相信这里能种植出花草植物。孩子们各有所好，对这片荒地没有信心，一时还不能充分合作；亲戚们埋怨杨逵是“败家子”，一再让家庭受到连累；朋友们一片责骂声，都说杨逵疯了；连附近的农民也直摇头，笑杨逵是个大傻瓜。没有经济力量雇工帮忙，开垦花园需要投资，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对于一个长期生存拮据的家庭来说，这次开荒种植，注定要把他们推向更艰苦的境地。杨逵不怕吃苦，他一生吃惯了苦，但若为了借钱而向人低头，为了交利息四处奔波，却不是他所愿。
这样的时候，幸亏有叶陶站出来全力支持杨逵。杨逵是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举家迁移大度山，想望在满是石头的贫瘠红土中开拓出美丽的花园。这一年，孙女杨翠出生，杨逵乐不可支地将他的理想赋予孙女的名字，唤之为“翠”，祈愿来年便能看到满园青翠，遍地鲜花。杨逵一心一意地开荒种花，叶陶却要为现实生活问题日添愁苦，为借钱还息而求告低头，为卖花养家而四处奔波。叶陶不愿意让坐牢十二年的杨逵再度遭遇理想破灭的痛苦，她一个人承载着这些心事以至终老。叶陶对儿女们说：“你们阿爸无事被关了十二年，与现实生活脱节很久，难免不通世事，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了，兴冲冲想要辟建一座花园，这是他自早以来的心愿，我们就别扫他的兴，一起帮赞他来完成。”
杨翠：《阅读叶陶的风华》，原载《中国时报》1992年10月。叶陶处处身体力行，想方设法来支持杨逵。
1964年，华南银行以信用贷款超期为由，催还贷款。杨逵和叶陶四处奔波，到处筹措，先还借款一万元；同年10月14日，改以东海花园的土地、房屋等为抵押品，签具“抵押权设定契约书”，抵押借款四万元，以每百元按日息四分三厘计算，按月付息。
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杨逵没有退缩。“我们努力干下去！开垦将是给予孩子们生活最好的教育。”杨逵则对叶陶如是说。
杨逵与叶陶日日早起，进山劳作。在这里，杨逵挂起一个小小招牌：“东海花园”。四个月后，好不容易凑齐五千元，请来一个泥水匠搭盖茅屋，孩子们也跟着忙里忙外。荒芜的东海花园里，终于有了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大家都很兴奋，泥墙还未干透，就急忙搬进去了。
杨逵颇为感慨，他勉励孩子们说：
当然，任何一件事，开始的时候无可避免会遭到相当多的困难；不过天下事也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我决心要把石头山变成花园，虽说困难重重，但比起当年美国开发西部的拓荒者的苦心，又算得了什么。至少没有暴风雪和热风的侵袭，也不必和红蕃争斗。我没有本钱，但是我有的气力、双手；只要我一铲一锄努力的挖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
杨素绢：《开拓者》，收入杨逵《羊头集》，（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14页。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杨逵动员祖孙三代合力开荒，用生命和汗水书写出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故事。靠着锄头、铁锹、畚箕、扁担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杨逵和家人一坪一坪地将荒地开垦，再一坪一坪地种下花木蔬菜。
浇水要到很远的水圳去挑，停水时没水浇地，闹水荒时，水利会员又不让挑水。每天天未亮，杨逵就上山挑水浇花。在黎明的晨曦中，一个瘦弱老人，挑着沉重的水桶，无数次地往来于水圳与苗圃之间，直到太阳高升，才稍事休息得以喘息。白天，要继续开荒种植，料理花事，还得赔着笑脸打发那些频频上门的催债人。这种差事让杨逵不堪其苦，常常感到比开荒、挑水、种花都来得吃力。每每这种时候，多由叶陶出面应对。下午四五点钟以后，炽热的岛屿阳光开始减弱下来，挑水的工作又得重新开始一遍，直到暮色沉沉，才回家吃晚饭。而群星闪烁时分的劳动内容，则是“晚上捡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会给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5页。
杨逵曾这样描述自己在东海花园的生活情景：
四年有余，天天挖石头，搬石头，浇水、施肥、喷农药……默默地把这一块荒芜的石头山已变成了花圃。为的是想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过得安静舒适的天地，也就是说要创造一块不受到干扰，而且不为生活而低头屈膝的天地，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而把农耕与笔耕并行的小天地。
杨逵：《默默的园丁》，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28页。
像母亲哺育婴儿一样，杨逵每天都在低着头照料他那每一棵花木。每每看到他撒下的种子发芽、成长、开花，杨逵就会感到一股生命力量涌上心来。靠着这样一种艰苦的劳作和执著的追求，凤凰木、龙柏树、扁柏树、铁树、万年青、桂花、茶花渐次扎根，太阳花、福寿菊、大理花、孤挺花、剑兰、一串红、紫罗兰、金鱼草、兔子花、大邓伯花竞相开放，长春藤、茑萝也四处攀爬，东海花园开始出现新气象。
然而，一场台风袭来，花园即刻遍地狼藉。杨逵的文章曾真实地再现了这种情景：
台风过后，花园一片凄凉。
龙柏被吹倒了，菊花被刮乱了，比大腿还要粗的凤凰木从半腰折断，遍地都是折枝落叶，叫人不知道从何做起。
我们老园丁小园丁四个，刚把倒地的龙柏茶花扶起，正在清理菊花花圃的折枝落叶的时候，第二次台风又来了。
瓦飞墙倒，被刮破的塑胶板吱吱华华的响，鬼叫一样，整夜不能成眠。
扶起的龙柏，茶花又倒下去了，折枝乱叶东一堆西一堆，走路都不好走。
就这样，一直忙了好多天，累得要命。 杨逵：《羊头集》，原载《文艺》第1卷第7期，1970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8页。
东海花园就是这样，在开垦荒山野岭的艰苦劳作中，在与自然灾害的顽强搏斗中，在不断的借债还贷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1968年，银行又在催讨抵押借贷的那四万元。无奈之中，杨逵向同情和支持他的出版商叶先生借贷十万元，没有任何抵押物或利息，只以借据为担保。条件是日息六分，一个月下来利息为一千八百元。依靠这笔钱，杨逵终于在1968年9月13日还清了四万元的银行抵押借款。所剩的余款，则用来扩建东海花园，以改善生产条件。到了1969年年底，因为叶先生周转不灵，经济出了问题，杨逵向台中的老朋友郭顶顺借款十万元，以日息六分，折合月息一千八百元。后来因还不起利息，遂于1970年3月，又以同一条件向叶荣钟先生借了十万元，部分还清所欠利息，余款仍然用在花园建设上。1970年底，经由钟逸人先生介绍，杨逵以同样条件向商界朋友蔡伯勋借了第三个十万元。朋友们轮番借钱给杨逵，以此作为支持东海花园建成台中文化城的经费所用，也好让杨逵的债务偿还与花园经营能有一番周转。
在不断的借钱还债之后，杨逵把所剩资金都用来发展花园建设。渐渐的，东海花园的小路铺出来了，大型蓄水池和灌溉管线也一一建成了。终于申请了用电，花园里有了电力设备。园中开始修建起简便的灌溉设备，只要一按插头，水珠就朝四面八方汇成一片人造雨，毋须再靠双肩挑水。种植的鲜花品种越来越多，一朵朵、一蓬蓬地竞相开放，五颜六色，姹紫嫣红，点缀了满山满谷。一部分鲜花由叶陶挽着花篮，走街串巷叫卖；一部分鲜花则由台中附近的商店订购，成为批发生意。经过十多年的血汗经营，生活渐渐好转，杨逵终于梦幻成真，把荒芜的石头山变成了美好的花园。
回眸父辈在东海花园的创业轨迹，女儿杨素绢字字真情，感慨万分：
从荒山到花园，从煤油灯到电灯，从步步得用人力浇水到轻易的自动灌溉，这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爸爸妈妈总算走过来了，虽然，还未到尽头，但确实踏上了坦途。从徒步到自用汽车代步，电话通话，这其间多少的艰辛，多少辛酸和血泪，绝非外人所能深刻领会的。这里面包含的爸的坚忍、决心毅力和理想。所有的光荣和成就，一半也得归诸于妈辛勤的持家和帮助；没有妈的任劳任怨，坚定衷心的支持，爸的花园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父亲的一生，扮演的就是开拓者的角色，他始终不懈，孜孜矻矻的开拓两个园地，一个是笔耕的心园，一个是锄耕的田园。 杨素绢：《开拓者》，收入杨逵《羊头集》，（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17—218页。
“锄耕的田园”，以它竞相怒放的花朵，回报了杨逵苦苦奋斗的理想；而“笔耕的心园”，这些年来的荒疏，却让杨逵心生遗憾，颇有几分人生落寞。
他默默地在他园子里除杂草，驱害虫，但也无法把人生社会上那些莠草害虫视而无睹。每看到听到感人故事的时候，他就会想他那枝放着生锈的笔来。
他有自由写他高兴写的东西。
可是，一想起明天要付的，超过他一家生活费用多倍的利息，后天要清还的那一笔债，他的灵感就纷乱起来，不能自主了。 杨逵：《默默的园丁》，收入《杨逵全集》第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30页。
这段话来自杨逵1961年4月8日刑满释放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大约写于1965年，当时并无发表的机会。它所描绘的情境，那种在园丁的谋生和作家的写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杨逵此后二十三年东海生涯的写照，是杨逵晚年困境的生命独白。作为一个青年时期就开始投身社会运动，终生为理想而奔波的作家，杨逵仍然关心社会，向往着“笔耕的心园”。然而戒严时期的社会氛围，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又让他在无奈之中，不得不辍笔。虽说早已从绿岛归来，但作家杨逵仍然被社会所封杀，尝试动笔的作品“十篇九禁”，寄出即被退回；周围不时有特务监控，平时言谈还需小心谨慎。杨逵也不愿与孩子们多谈往事，担心万一走漏了风声，再次坐牢，自己一生毁灭不说，更连累了家人。偶尔有朋友上山谈话，每当涉及政治问题，常常欲言又止。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是是非非，杨逵心中不能不涌动着无限的情感，可他当时让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沉默寡言、近乎木讷的老园丁形象。当年，东海大学的学生们常常看到这个老园丁在花圃忙里忙外，但谁也不知道这就是日据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杨逵！
出狱已经五年有余，但作家杨逵仅在1962年2月的《联合报》和《台湾新生报》上，发表《园丁日记》等三篇狱中旧作。直到1969年3月，杨逵才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了出狱后写下的第二篇文章《垦园记》。其中表达的，还是这样的心境：
最近有一位编辑来游，问我近来有没有写诗。我笑着说：“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
他承认了我的说法之后。说：“是的，这是一片美好的诗篇，是你不凡的创作。尤其你这六年多来的奋斗，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过，能够到这里来参观而听你讲这故事的，终竟有限。用笔写的东西，传播力更大、更广、更久远的，这事实你能否认吗？”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6页。
文章在这样的提问下结束，杨逵无语。作家杨逵不甘于此，他不能听任“笔耕的心园”继续荒芜，重拾写作是他挥之不去的文学情结。所以在日后出版的文集中，他会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加上两句回应的话作为结语：
“是的，我不否认。”
就这样，我把这枝秃笔找出来了。
就在杨逵准备重拾写作的时候，与杨逵风雨同舟并肩作战、胼手胝足打拼生活的叶陶，由于长期操劳而透支生命，终因心脏病并发肾脏尿毒症，于1970年8月1日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六岁。回想起患难夫妻的艰辛人生，一向坚强的杨逵禁不住老泪纵横。叶陶最终长眠于东海花园，杨逵执意让满园的鲜花陪伴她，让自己残存的生命守护她。
丧偶之后的1971年，心力交瘁的杨逵已无力偿还每月五千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