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白人刑警福尔漫出庭替检方作证。知道辩方可能会攻击他歧视黑人的背景，福尔曼在证人席上很镇定，始终保持着平静、沉着的风度。但是辩方律师巴利对他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势，问他是否认识妮可，是否向别人讲过他憎恶黑人，为何要聘请律师替自己辩护等。
接着检方让辛普森的朋友卡伦来作证。他作证时表示，在案发当天辛普森情绪很低落，他们曾一起去麦当劳买汉堡。但是在晚上九时三十分到十一时间，他并不知道辛普森的去向，他感觉辛普森并不在家。
礼车司机作证称，他按门铃时辛普森并没有应门，他也没有注意到门外停有汽车。辛普森的邻居则作证称，在九时四十五分散步经过时并没有看到辛普森的白色越野车。
审讯的进展很慢，过了两个多月才开始真正涉及现场的证据。洛杉矶警察局刑事检验小组负责该案的检验员是一位华裔第二代，名字叫冯丹尼。他负责整个案件证据收集及检验，但是由于他手下工作不力，上级又没有加派人力支援，许多检验都不符正常程序，而被辩方锁定为重点攻击的证人。
辩方律师指出冯丹尼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记录前后不一致，有故意替刑警遮掩事实之嫌。辩护律师举例说，福尔曼声称在辛普森的越野车内发现一些血迹，检验人员并没有化验这些血迹，却提供了一份化验报告。
这位三十多岁的华裔鉴识员有些招架不住，有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有时被辩护律师戏弄，在交叉盘问期间，一位辩护律师拿着一个中国菜盒子，里面是一些幸运谶语饼，在法庭外四处份发，趾高气扬地说，“今天我们要HangFung（一语双关，一意是“绞死冯氏”，另一是附近中餐馆的名称）。”
这虽然是个玩笑，但是他利用中国餐馆来嘲笑华裔的冯氏。许多侨胞看到这位辩护律师公开嘲笑华人的新闻后，都很气愤，当地的华人律师公会第二天即在法庭外举牌示威抗议。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是我得知这位辩护这种不当的行为后，也很气愤地打电话给他。我向他表示，我们可以质疑冯氏检验不当，但是绝对不能拿他的肤色嘲笑他，我以身为华裔而自豪，我绝对不能容忍侮辱我的同胞的行为，如果辩护律师团这样交叉盘问，我马上就退出辩护团。
这位律师马上道歉，并表示这是无心之过，也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玩笑会有如此大的反感。不久，他并在电视上公开向华人社会道歉。
在冯丹尼作证后，检方的专家开始向陪审员介绍现场血迹的化验结果。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指称，在班迪街现场发现的一滴血迹有九九．五％的可能性是辛普森的卧室发现的袜子上的血迹可能是妮可的。
辩护律师在交叉盘问检方的证人时不断指出，警方在保管血迹证据过程中有问题，被害人尸体使用不当的毛毯来盖；勘查人员姗姗来迟；化验室的试管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清洗；这些血液证据在烈日下放在车内，部份血迹证据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接着，检方传唤了韶马化验室的化验人员及加州司法部DNA鉴定室的专家出庭作证，他们证明洛杉矶警察局送来的血迹证据经DNA鉴定证实是属于辛普森的。
检方知道辩方会向检方的法医发难，检方还没有开场，先向法庭承认负责检验妮可和隆纳尸体的助理法医在解剖时出了差错。在法庭上，检方派出洛杉矶的总法医声称妮可头部受到重击，倒在地上，后来杀手于隆纳缠斗一番，在隆纳身上刺了二十多刀，将隆纳杀死后，凶手再在妮可的脖子上割了一刀。检方在法庭上展示了许多血淋淋的照片，被害者的家属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为了证实辛普森是凶手，检方决定在陪审员面前让辛普森试戴那只沾有血迹的皮手套。辛普森先戴上为防止污染而准备的橡胶手套，再试图戴上皮手套，但是辛普森折腾了许久，都无法将皮手套戴上。辩护律师马上指出手套太小，根本不是辛普森的。后来检方再请来手套专家，辩论手套在沾到血迹后，可能会收缩一些。但是在许多陪审员眼中，这一只血手套实在太小了。
检方还请来了一位联邦调查局的鞋印专家，他作证称在现场收集到的鞋印为布诺马利的名鞋，规格为十二号，与辛普森的鞋号相同，这一型号布诺马利鞋全球只有两百九十九双。
检方又请来了微物检验专家，试图证实在现场的微物证据中发现有辛普森的头发。但是辩方认为这些证据不可信，因为在收集及保存证据过程中受到污染。
开审九十二天后，检方在传唤了五十八位证人及展示无数证据后终于向陪审员表示，检方已呈现了所有的证据。
辩方还击
在检方完成其证人及证据的呈现后，就轮到辩方向陪审员呈现辩方的证人和证据。要让陪审员裁定辛普森有罪，检方必须向陪审员提出足够的证据，使陪审员确信辛普森有罪，因而辩方就针对检方的证人及证据加以反击。
辩方首先让辛普森的家人出庭作证。辛普森的家人作证时称，在案发的第二天他和家人住在一起，针对前妻被杀一事很伤心，也很惊讶。
接着辩方传讯了妮可的两位邻居，一位在晚上十时二十五分左右经过妮可的住宅附近时，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事物或听到狗吠声。
另一位邻居十分注意时间，她手上往往带着两只手表，在十时三十三分到三十五分左右她才听到狗吠，之前整个社区都很安静。
接着，辩方传唤另一位证人，他作证说他在十时四十分左右在班迪街妮可住宅附近带着狗散步时，听到两人在争吵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叫着“嘿！嘿！”几声，接着他听到狗吠声，再下来他看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往南边开走。在交叉盘问时，他猜测其中的一人是黑人。检方再问他有没有可能在四分钟内从他所在的位置赶到辛普森的住宅，他答说，即使他超速驾车，而且路上没用红灯，还是不大可能。
接着，辩方律师请来了原本在洛杉矶一支足球队担任过球队医生的专家来作证，他检查过辛普森的身体，认为辛普森患有两种严重的关节炎，并且旧伤累累，快速走路和慢跑都很困难。
检方再请来辛普森的理发师，他作证时表示辛普森从来没有染过头发，检方在微物证据分析时指称辛普森有染过发的说法不正确，这些微物证据在检验时很可能有差错。
辩方传唤洛杉矶警察局的现场录影师出庭。他承认十三日下午四时十三分到辛普森住宅录影时，并没有发现地上的袜子，不过他表示他是在警察局搜查以后才到现场录影，有可能血袜子已经先被收集起来。但是辩方请来了辛普森的清洁工人，她作证时表示辛普森很讲究清洁条理，从来不会乱放袜子或衣服的。
检方在几个星期前曾传唤一大批专家来证明现场上的血迹与辛普森的血型相符，不过，辩护律师也准备了一大批专家，试图证明洛杉矶警察求功心切，利用各种方法，包括栽赃证据，掩蔽重要物证来掩饰作业差错等。辩方请来了知名的化学家，证明血液内含有EDTA（一种错化合物），因为警方在首次与辛普森面谈时曾抽过血，里面曾用EDTA防凝，从而暗室血迹证据可能受到污染或更换。
曾与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打过交道的联邦调查局检验人员，以及一批知名刑事学家分别作证，表示洛杉矶警方的刑事化验室过于凌乱，毫无条理，证据绝对有被污染的可能性。
辩方请来的法医波顿博士在庭上也否定了检方法医的分析。他认为，从死者的解剖资料来看，两位被害者都曾进行过长时间的反抗，时间可能长达十五分钟，凶手一定会受伤，而且会有很多伤痕。
白人刑警福尔曼是最早到达班迪街的刑警，他对辛普森住宅情况很熟悉，在案发后，福尔曼曾主动带其他警员前往辛普森家。据检方的证词，福尔曼曾走到后门的越野车旁，发现车上有血迹，然后爬墙进入辛普森住宅的前院。后来，他又在屋后的走道处发现一只血手套。再加上他讨厌黑人，在不同的场合讲出了许多仇恨黑人的话。这一连串是巧合，抑或福尔曼有计划的栽赃行动？辩方认为福尔曼有可能栽赃陷害辛普森。
在被检方传讯作证时，福尔曼坚持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任何歧视黑人的话，但是辩方律师所聘请的一位私家侦探发现福尔曼一年前曾与一位作家合作出书，在口述录音时，他用“黑鬼”这种歧视性的字眼来称呼所有的黑人。
福尔曼除歧视黑人外，他也严重地歧视犹太人和妇女。他曾在不同的场合以歧视的口气骂过洛杉矶警察局内部的女性同事，其中包括法官伊藤的太太。伊藤太太是警察局内职位最高的女性警官，福尔曼以歧视性的语气骂过她，本来与此案无关，但是检方害怕伊藤法官因对福尔曼不满而会让福尔曼的录音带成为证据，而以伊藤法官继续审理下去将会有利益冲突为由，要求更换法官。但是，一位法官裁定，伊藤并没有利益冲突，可以继续主持审理。检辩双方为了让陪审员听到福尔曼的录音带而互不相让，就在此时，辩方决定传唤我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应辩护律师之请而赶到班迪街的现场勘查，整整一年后我坐上了证人席，来向陪审员解释凶案现场。但是我是在案发后的一个多月才获准到现场勘查的，所剩的证据十分有限，我只能依赖手上收集到的证据以及警方拍摄的现场照片来分析当时的情形。
我首先向陪审员解释了鞋印的不同种类，而指出除有布诺马利牌子的鞋印外，现场还有两只沾有血迹，纹路是平行线的鞋印，在隆纳和妮可两人的尸体中间出现了这样的半只鞋印，同时在隆纳的牛仔裤上也有同样纹路的鞋印。我解释说，这意味着现场有两位凶手，一位穿着布诺马利鞋，另一位穿着鞋底纹路是平行线的鞋。检方的专家证人后来否定我的说法，声称美国没有鞋底为平行线纹路的鞋。没想到在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来自全美各地七十多双有平行线纹路鞋底的鞋。我只好在当地召开记者会，展示这些鞋子，并请大家不要再寄鞋给我。
接着，我开始在法庭上示范血迹喷溅形态。我将一瓶红墨水倒在白纸上，然后手掌猛拍纸上的红墨水，一些陪审员没想到我会出手这么快，都吃了一惊，接着我又将红墨水从不同的高度滴到地面上的白纸，来解释血迹喷溅的形态，我将沾满红墨水的白纸拿起来在法庭内走动时，向陪审员展示出不同力量所造成的血迹形态。当我进行示范时，一位陪审员显示出十分害怕的神态。伊藤法官看在眼里，便开玩笑地对我说，“李博士，我想你让第六十三号陪审员受惊了。”那位坐在前排的白人女陪审员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
我开始用这些示范结果和现场所收集到的血迹形态进行比对。我解释说，从现场这些血迹形态来看，隆纳曾与凶嫌长时间的打斗，并且曾与一名或两名杀手展开过一番血战，而检方却称隆纳经过极短时间的打斗即被杀死。
我展示出检方拍摄的尸体照片，指出他穿着的蓝色牛仔裤上的血迹的形状，有从上往下流的形状，从而显示隆纳是站着打斗，腿部流着血。
隆纳的随身物品，如一个信封、一堆钥匙、一张撕破的纸片、以及一只呼叫器，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这显示他与杀手打斗的范围很大，很激烈。从照片里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血痕，这些痕迹并不明显，但是经放大后可以隐约看出是一段鞋印，如果收集到这张纸片，就可以找出清楚的纹路，也许，也许还可以在纸片正面及背面找到指纹。但是，这样重要的证据却不翼而飞了，检方和警方却不知道其下落。
隆纳尸体的照片还显示出附近的沙土上有一些杂乱的可疑脚印，警方却没有收集这些脚印，在几个星期后我到现场时，这些脚印已被破坏殆尽了。
我又展示出另一张警方所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显示出隆纳的呼叫器面板上沾满了血，这血如果不是隆纳的，一定是凶手的，但是警方却没有化验这些血迹。
接着展示出来的照片是妮可尸体肩部的血滴。我向陪审员解释说妮可已经倒在地上，上面的血滴肯定不是隆纳的就是凶手的但是，这样重要的证据，警方却没有收集起来，反而送去清洗掉。
辩护律师接着问及有关辛普森卧室发现的那双袜子。我解释说，在我首次检验时，就发现由于警方处理不当，将两只在不同地方发现的袜子放在同一个证物袋内，而怀疑这两只袜子都可能受到污染。在第二次详细检验时，我发现血是从袜子的一面渗透到另外一面，这证实我的怀疑。
辩方律师还叫我说明我与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在这宗案件打交道的经过。我毫不客气地指责洛杉矶警察局刑事化验室处理本案的所作所为既不专业又没有道理。
我举例说，在检验辛普森卧室找到的袜子时，警方叫我和两位辩护律师在上午九时三十分到达化验室，我们都准时到达，但是，警方及检察官却故意拖延，让我们在走廊上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十二时四十五分左右才让我们进入化验室，进入化验室时他们又限制时间，声称这双袜子要在下午一点多钟送到FBI化验，我们只有二十多分钟来检验这些重要物证。我原来已受邀到西雅图演讲，临时改变行程到洛杉矶，没有带任何检验工具，我在西雅图时就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察局化验室的联络员，请求借用警方的设备，当时他们一口答应，并表示将会准备好各种仪器，不料在进入化验室后，我只有一台十分差劲的显微镜，调焦不准，底部不稳，检察官和化验员又拼命催促，检验工作十分困难。
后来检方指责我在检验时也没有采取防污染措施。但是我回答说，这些袜子等证据早已被污染了，就算我穿上太空衣或钢盔也没有用。
根据检方的证据，检方认为妮可和隆纳这两人是由辛普森一人在短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