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 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
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
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 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
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末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
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
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
“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肋，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
“护法运动”的起因是这样的。袁氏撤销帝制继之以暴卒之俊，北京恢复了民国元年老国会，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依宪法继任大总统。此时适值欧战正烈，美国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而卷入欧战，并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借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
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历史家很难遽下定论。照理说黎元洪既是上级，他对国务总理这位下属原可依法撤换。但是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个法治国家。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去津之后，拥段的各省督军不服，乃闹成各省督军所组之“督军团”对黎大总理实行杯葛。黎氏在实力派中本是个孤家寡人，遭此打击。慌了手脚，乃于六月初邀请时任十三省督军团团长的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应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辫兵”入京。张勋是留着长辫，有“磕响头”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调停“府院之争”， 却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统复辞”的闹剧。谁知这个有两干多年历史的帝王专制，在此时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毫无留恋余地——“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有发言权的各种实力派的反对。在这“反对复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国务总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为弄潮儿。他于七月初率军西上，搞出个剿灭张勋、二度废帝、再造共和的“马厂誓师”来。
段氏既认为有再造共和之功，则中华民国与其法统应均已中断，国会亦早被张勋解散。段氏要再选法统，乃宣布旧国会已不复存在，应予废除，并与梁启超等合作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
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着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
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
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借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
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
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
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
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
有主题，无方法
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
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 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个与众无异的地方军头而已。
第二，袁世凯想做皇帝，实际上是和孙氏一样要搞个寡头政治。他的“从龙之士”如杨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学识兼优的老革命党员。他们和孙公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议会政治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他们主张帝制，亦何尝不想搞出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来。可是他们忘记了康、梁覆辙的教训，搞错了方法，以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令读史者为之叹息。
前已言之，孙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个清党运动之后，已变成个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寡头政客，与众不同的是：
1、他有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历史和位至总统的国内外声望；
2、他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政治领袖；
3、他有套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主义”， 颇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4、他有个松散的，但是毕竟存在的政党。
但是从实际政治来说，中山却有极多的弱点。他没有兵、没有地盘，更没有钱。孙中山革了一辈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两件要事。第一是筹款；筹款的对象是华侨。但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筹到多少钱。他加入过地下帮会的“致公堂”，但对这个充满“老朽昏庸”的帮会却失望之至。第二是除掉少数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买雇佣兵（尤其是护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这些雇佣兵如滇、桂、川、湘、粤诸地方武力，其素质之差，远不如以袁世凯“北洋新军”为班底的直、皖、奉诸系。
中山虽无钱无兵，却心心念念要学段祺瑞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参加内战，并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结果终中山之世，他连个母省广东也未能统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粤“就食”的客军，却把他的母省故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可是中山对打仗兴趣之大，枉顾民命，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当一九一八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龃龉时，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孙公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伤及多少无辜平民，那就史无明文了。
总之，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但自袁世凯死后，各派系打了十几年的内战，谁也统一不了谁。小寡头随处皆有，而大寡头却始终出不来。其情况从近古史上看，颇似“五代十国”（九零七～九零六。）；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 。
苏联模式之发现与仿效
“以俄为师”这口号是孙中山叫出来的。他抓到“武力统一”这个主题，最后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统一的方法。他找出这法则来，虽无缘及身而见其成，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接了下去做。中国共产党在“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