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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中国的“宗法传统”和“家长制”
我们那个“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是从我们最古老的“宗法社会”逐渐演变出来的。宗法制是个纯国货。它在其他民族的历史里，是找不到类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会”究竟又是个什么东西呢？简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传统，所发展出来的以父系家长（paternity）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节已言之：我们的“封建社会”之崩溃早于西方一千七百余年。可是我们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却没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钱的程度。相反的，由于特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驱使，我们却搞出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帝国来。
为著这个“中央集权”的运作，我们又发展出一套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system）。这个完整的制度，再经历朝改进，到满清初年，可说已臻至化境。它的运作之灵巧与科学化，允非国共两党后来的党官制所可望其项背。这样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注其间，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个所谓“霸王道杂冶”的“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关于这文化整体的特性与通性，时贤与笔者于各种著作中所论已多，不应再叠床架屋。今且粗列数条，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发生的作用。
吾人应该提出的第一条便是我们传统“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在传统中国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成员悉听命于一位既长且尊的家长。这种家长在家庭业务的管理上，有其绝大的权力与威望；同时在道德上，他也有绝大的义务与爱心。对一个家庭的兴衰贫富，和子女儿孙的管教养卫，他都要负全部责任的。但是他不是个毫无约束的独裁者。就以家庭财产而言吧！全家成员（除已婚女儿之外）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协议“分家”，则“家长”也只能取其应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则长幼尊卑之间是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长管教之下，连最起码的，现今所谓“基本人权”的“择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国传统儒家论政，多半都是“国、家”并提的，先要能“齐家”，然后才能谈到“治国”。家就是个小国；国就是个大家。所以国王、皇帝便是个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长；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县长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类推，则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国”这个现代化的名词，在古代则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体，是最应受到子民们尊敬和服从的。所以孟老夫子骂人时也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因而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便是从“父亲”这个小权威开始，形成一个小小的“权力金字塔”。然后重重叠叠上瑶台，大小金字塔层层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纵的“国家机器”（statemachine）便是个最大的权力金字塔。万岁爷是集全国“管教养卫”之权责于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会是由教堂分担的。做中国皇帝则是“作之君、作之师”，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权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担一切责任；也行使一切权力。斯之谓“国家强于社会”，与现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强于国家”，恰是个反面。今试把这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家”和个体“公民”（citizen）之间的关系，图解如下：
图甲：传统中国模式 图乙：现代美国模式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 ＼ ↓ ／
地方政府 公民个体
↓
基层政府
↓
个人
“集权”并不是“极权”
可是在传统中国里，政治结构虽然高度中央集权（见图甲）——用时下术语来说，便叫做“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但是“集权”（centralization）并不是“极权”（total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这个“层层节制”的统治系统里，各级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颇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纵使最高层出了一位荒淫无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过层层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国人民，亦殊不易。因为暴君之出现，他第一步必须破坏他自己的法统。法统既失，则统治机器失灵，在那交通和资讯都相当原始的硕大帝国之内，搞其“东方暴君主义”（orientaldespotism），亦势所不能。
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泽东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斩的“东方暴君”。因此生于这个权力金字塔底层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远，亦颇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democracy）之乐。但是“乞丐”们的“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又向哪厢去找呢？这些现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