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实力，能不能达到建造这样一台机器的水平。就这两方面，爱丽所提供的情况很难使德·黑尔完全消除疑虑。爱丽还想到最近两三周，坎（德·黑尔）多么全神贯注，有时甚至有些紧张不安。当然了，对这么大的事，他身负重任——“德·黑尔博士和凯茨先生是不是也像你一样住在大酒店里？”
“不，他们住在大使馆。”
情况总是这样。因为苏联经济的特性，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把有限的硬通货用来购买军事技术，而不会用来购买日常生活消耗用品。当苏联人访问西方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闲散的周转资金，他们不得不住在二流或三流的酒店，甚至住进公寓里出租的单间。而他们西方同行的住宿条件，则相对豪华得多。就因为这样的实际状况，两个国家的科学家在一起，总是为此产生没完没了的尴尬。尽管唯慨在苏联科学界等级体制中的身份和地位相对而言显赫得多，但偿付这样一顿相对简单的午餐，对于爱丽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可是对于唯慨来说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现在，且看唯慨……
“唯慨，跟我有话直说。你想说什么？你以为坎（德·黑尔）和麦克·凯茨抢跑了？”
“‘有话直说’这个词儿有意思：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可就是有点超前，过犹不及，有点跑题了。我是在担心，今后几天，我们会在会议上看到过早的讨论：建造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权利建造什么东西。政治家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正是这种状况，可能非常危险。“
爱丽终于明白了，唯慨是在担心他自己个人的责任，是他点破了大消息的属性。如果因此造成什么灾难，他担心这将成为他的过错，责任会落在他的头上。当然了，当初提出这个猜测，他也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动机。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跟坎谈一谈？”
“如果你认为这样做适当的话。你和他频繁地见面，有很多谈话的机会？”他不假思索，顺口就这样说了出来。
“唯慨，你不会是嫉妒吧？我说，我觉得在我对坎真正熟悉以前，你就觉察到我的这种感情。当你从百眼巨人工程回国以后，最近这两个月，坎和我接触较多。你还有什么想说没说出来的话吗？”
“喔，不，不，没有，没有，爱丽。我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心怀嫉妒的情人。我只希望你获得巨大的快乐和幸福。不过我看到过的令人不快的可能性太多了。”
他不再说下去，似乎有意地避免多说别的话。
他们返回到起初对于图解的理解和翻译问题，随着谈话时间的延长，餐桌上堆积的东西越来越多。
他们也讨论政治，不过说得很少，谈到一些相互对立的观点——美国人对于曼德拉有关解决南非危机几项原则的争论，以及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日益增长的言论之间的交恶。
像通常一样，阿洛维和卢那恰尔斯基总是喜欢谴责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这远比谴责别人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更大的兴趣，其实不管怎么说，同样的，都只不过是哪儿说哪儿了，顺嘴随便一说而已。
就在他们礼仪性地推让是否账单应当各自分担的你来我往的言谈中，爱丽这才注意到倾盆大雨已经停止，剩下的只是羞羞答答、朦朦胧胧、霏霏飘飘的似雨非雨。
到目前为止，从织女星传送来一个大消息，已经传送到地球，这个行星上的每一个穷乡僻壤、村头山坳。
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射电天文望远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素数的人们，传到他们耳中的是一个特殊而奇怪的故事，从星星上传来了一个声音，讲述的是关于一个奇怪的东西——既说不准，肯定就是一群人，又说不准，肯定那就是众神——他们被发现了，原来他们就生活在夜空。他们不是来自地球。他们居住的恒星很容易看到，即使是满月当空，也能看到。
遍及全世界，在那些继续疯狂激动的教派作出的评论中间，显然，也产生出一种好奇、惊异，甚至敬畏的情绪。
有些经过变幻的东西，有些几乎是奇迹的东西发生了。整个气氛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一种全新的感觉开始了。
一份美国大报的专栏作家写道：“人类已经升入高中。”
在宇宙中间还有其他的智慧生灵。我们可以与他们通讯。他们可能比我们更为古老，可能更为聪明。
他们发送给我们成批大量连篇累牍的复杂信息。一种对紧迫的世俗启示的期待情绪正在广泛地传播。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和领袖们开始担心。数学家担心，他们是不是遗漏了一些最基本的发现；宗教领袖们担心，织女星人的价值观，无论与地球人多么不同，总会出现大批的追随者，特别是在没有受过教育与感化的年轻人中间；天文学家担心，有关临近恒星的基本状况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政治家和政府领导担心，与现在通行的政府管理制度显著不同的其它体系，或许，反而会受到高级文明的赞赏。织女星人已知的无论任何方面都没有受到过人类特定的风俗、习惯、建制、历史或生物学的影响。如果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认为是真实正确的，结果却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结果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或者是逻辑上的大错误，那将怎么办？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忐忑不安地开始重新评价各自学科或领域的基本原则和原理。
在狭窄的职业不安之外，酝酿着涉及人类这个物种更大范围情绪高昂的新征程，一种转折，一个突然进入的新时代——由于第三个千年临近而强有力地膨胀起来的宗教性的象征主义时代。
政治冲突仍然存在，有些还相当严重，比如持续不断的南非危机。不过就世界范围而言，很多地区的军国主义侵略势头和狭隘愚昧夜郎自大的国家主义的自吹自擂，都有所缓和。
人类这个物种，在世界范围内有几十亿微小的个体分布在各地，自身似乎意识到，将集体地面临从来没有过的机遇，也可能是深刻而痛苦的共同危险。
对于很多人来说，当面临具有更为巨大无比能力的非人类文明逼近的时刻，仍然继续他们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的不停争斗，这简直是荒唐至极。
大气中弥漫着飘忽不定的微弱希望。很多人对这种气氛不习惯，错误地把它当做另外别的东西——慌乱不安，或者也许是，胆怯懦弱。
１９４５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世界储备的战略核武器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加。大国的领导者更换了、武器装备系统改变了、战略思想改变了，可是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依然在毫无改变地增长。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整个星球储存的数量超过二万五千枚，每一个大城市可以分配到十枚。受到对难以攻击的强硬靶标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激励，运载工具的技术向着飞行时间短暂化挺进，至少事实上，要达到，当接收到警告就能立即发射的程度。只有如此巨大的危险，才能使如此众多的国家里如此众多的领导人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担保不去做如此巨大的愚蠢举动。
至少在这些国家的范围内，使世界走向清醒，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终于签署了一个协议。甚至有少数人企盼着，紧随其后，能实现某种乌托邦的设想。
协议的目的并非从世界上消除核武器。其实，只不过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各自承担一定责任，缩减他们的战略核武器库，每个国家把各自核武器的数量减少到一千枚。具体的实施细则还要进一步地磋商，其目的在于，使得在削减过程的任何阶段，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至于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
英国、法国和中国同意，一旦超级大国的库存数量低于三千二百枚，他们就开始削减各自的核武器库。
广岛协议的签署，令全世界欢欣鼓舞，签署地点就在著名的纪念碑旁边，这个纪念碑树立在广岛和平公园内，是为了纪念世界上第一个几乎被核武器全部毁灭的城市里的十四万死难者。碑文镌刻着：“在和平中安息，永不重犯错误。”
每一天，美国和苏联都交出数量相同的核弹头，从其中拆卸下来的裂变触发器，被运送到由美国技术人员和俄罗斯技术人员管理运行的专门处理场。钚原料将被抽取出来，分割成块，密封起来，由双方派人运送到核能发电厂，在那里作为消耗材料，转变成电能。这个规划方案就是众所周知的盖勒规划，这是依照提出方案的美国海军上将的名字命名的。
消息传出，受到广泛的欢呼，被认为是终极性的铸剑为犁之举。
因为每一个国家仍然维持毁灭性的报复能力，甚至军事机构也表示欢迎。将军们也像其他普通百姓一样，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死于核战争，而且核战争是对传统军事尚武精神的背叛：仅仅按动一下按钮，从中丝毫也找不到勇士无所畏惧的精神。
第一次拆卸核武器装置的典礼仪式——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并重新播放了多次——身穿银色面料服装的美国和苏联技术人员用运输车推出了两个深灰色的金属物体，只有一张卧榻那么大，分别装饰着星星红白条纹和镰刀斧头。
世界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见证了这个过程。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计算了一下双方已经拆卸了多少枚战略核武器，还有多少需要继续努力。
在二十多年之后，这个新闻，同样，也会到达织女星。
随后的几年内，销毁工作继续进行，没有任何障碍。
起初武器库中冗余的部分陆续交出，并没有引起战略观念的任何变化，可是剩下的都是精锐部分，这是最容易引发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部分，现在轮到拆卸这些武器系统了。
本来专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宣称这是“违反人类的本性”。可是正像英格兰著名的辞典编撰专家和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１７０９～１７８４）所指出的，一个死的句子可以奇异地把心智高度地集中起来。
在过去的半年中，美国和苏联销毁核武器的步伐显著地加强，曾设想由双方公平对等地把检查小组派驻到对方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监督检查——由于双方的军事参谋人员考虑到公众的舆论，最终没有批准。
联合国发现自己异乎寻常地有效，在协调国际间的争端方面，有关西伊里安群岛问题，有关智利与阿根廷边界战争冲突问题，都明显获得解决，甚至试图谈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集团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尽管没有成功，但并非完全愚蠢的举动。
参加第一届世界大消息协作联盟全体会议的各国代表都抱有真诚合作的态度，达到最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和谐程度。
每一个国家都拿出一部分大消息的片断，都派出科学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令人意外地，有相当多数的国家，还派出了军事人员的代表。
有个别几个国家，是由外交部长甚至国家首脑担任代表团团长。
联合王国代表团中还有掌玺大臣鲍克斯弗思子爵。爱丽私下觉察到一阵表示敬意的欢呼。
苏联派出了以苏联科学院院长比·亚·阿布基摩夫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中型及重型工业部部长高茨瑞泽，还有承担重要角色的阿坎捷尔斯基。
尽管美国代表团众多成员中有副国务卿爱尔默·霍尼考特以及代表美国国防部的密歇尔·凯茨，美国总统还是坚持让德·黑尔担任团长，率领美国代表团。
特意利用等面积保形投影的方法绘制了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展示出全球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包括苏联的海上跟踪测量船，详细的分布状况。爱丽顺便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这是一座新近完成的会议大厅，紧靠着法国总统的办公室和居住区。在他七年任期的第二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保证会议取得成功。围绕着长长的圆弧形桃花心木的会议桌，光亮明净的桌面上和镜面一样的墙壁上，辉映着各式各样的面孔、旗帜、服装和装束。她认不出几个政治和军事要人，可是在所有的代表团里，她好像至少都能认出一个熟悉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来自澳大利亚的安南泽塔和艾安·布饶德瑞；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菲德卡；来自法国的布饶、科瑞毕龙和布瓦略；来自印度的库玛·钱德拉普拉纳和戴维·苏卡维塔；来自日本的广永和松井……爱丽在考虑各个代表团的技术背景，要比对他们的射电天文学的背景更加关切，特别是日本。他们以为建造某种庞大的机器的想法，或许会排入这次会议的日程，已经到了最后一刻，结果使得代表团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她还认出了意大利的玛拉泰斯特；贝登堡，一位热衷于政治事务的物理学家，克列戈和年高德劭的阿瑟·查妥思爵士，他们正在英国国旗标志后面闲聊，在欧洲休闲地的餐厅的桌子上经常摆放这样的标志；西班牙的盖密·奥茨；来自瑞士的普瑞布拉，他们真让人感觉奇怪，因为，据爱丽所知，到目前为止，瑞士至今连一台射电天文望远镜也没有；鲍，他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把中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阵列全部组成一个整体；来自瑞典的温特伽顿；令人奇怪的是，沙特、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代表团人数特别多；当然了，还有苏联代表团，其中娜迪亚·罗慈戴斯特文思卡娅和尖锐客·阿坎捷尔斯基正共享一段真正的欢声笑语。
爱丽寻找卢那恰尔斯基，终于看到他，正与中国代表团在一起。他正在与余任穷握手，他是北京射电天文台的台长。爱丽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二三十年前，正值中苏友好时期。
“正在跟唯慨握手的那个中国老头是谁？”这是凯茨试图表示坦诚亲切的试探。最近这几天，他一直就做出点这样的小动作——爱丽认为这是丝毫没有前景的企图。
“余任穷，北京天文台的台长。”
“我想他们这些家伙，相互抱怨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