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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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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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言官们掀起了弹劾冯保的浪朝,纷纷要求皇上严惩冯保。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对嘉靖以来朝廷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但如今自己挨整,毕竟有点手足无措。便派亲信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张居正与高拱属于同一类型的实务型官僚,也是铁腕人物,而且棋高一招,精通法家的权谋术数。权衡利弊得失,深知如果协助高拱除去冯保对自己并无好处;反之,如果协助冯保除去高拱,自己便可以升任内阁首辅。正如文秉《定陵注略》所说,张居正是“深中多谋”之人,“耻居(高)拱下,阴与(冯)保结为生死交,方思所以倾(高)拱”。现在摊牌的时机到了;于是向冯保献计,要他去激怒皇后、皇贵妃,由皇后、皇贵妃出面除掉高拱。张、冯秘密策划,他人瓣亲信姚旷、徐爵连夜出入东华门,三番五次连络协商。 

  此事的关键是,张居正向冯保透露了高拱在内阁中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明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会顶真,不会追究。但是,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攻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心怀不轨。这对于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是致命的一击,必然激起极大的愤怒,要对高拱予以严惩,以杜后患。 

  高拱的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从皆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高仪惧怕连累自己,卧病在家。张居正前几天往天寿山视察先皇的陵地,归途中暑,借口在家中调理,回避今日的尴尬场面。在小皇帝看来,今日事关重大,没有张居正,断断不行,便派人再三催促,张居正才姗姗来迟,扶曳而入。高拱见了他,难以抑止兴奋心情,连声说,今日之事,必定是为了前几天科道官弹劾冯保的奏疏。皇上有问,我一定以正理正法为依据回答。如果触怒了皇上,我就离开此地,你来当首辅。张居正心中有数,表面上敷衍一句:高公,别这样说。 

  高拱、张居正以及文武百官一行来到会极门,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文武百官下跪接旨。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忐忑不安的静候皇上的裁决。 

  只听得王蓁高声喊道:“张先生接旨!” 

  接着,王蓁打开圣旨,一字一句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太子)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我每(你们)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

  这首圣旨以皇后、皇贵妃、皇帝联名发出,显得极为慎重,焦点是指责内阁首辅高拱专权擅政,蔑视幼主,因此自即日起革去他的官职,离京回乡。这样的圣旨,大大出乎高拱的预料。先是王太监所说“张先生接旨”一句,便大有蹊跷,他是政府第一把手,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已经感到大事不妙。愈往下听,愈觉得不对劲,想不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身经百战的高拱,遭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也招架不住,几乎瘫痪。 

  不过高拱毕竟是老政客,对此多少作过一些考虑,在上《陈五事疏》之前,就和高仪提及,如果此事不成,那就听凭对手诬陷,死生不顾了。只是结局来得太突然,而且已经无法挽回。既然圣旨说“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只得立即动身离京,回到他的河南家乡。 

  张居正为了避嫌,与高仪联名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希望考虑到先帝托付之意,不要罢斥,如果以为阁臣有罪,那么臣等愿意与高拱一体罢斥。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百端为高拱评功摆好。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如何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汗颜。 

  高拱当然也已经察觉到,此事是张居正与冯保联手的阴谋。第二天一早,他赶去辞朝--在宫门前拜别皇帝时,张居正对他说:“我为公乞恩驰驿行。”意思是让高拱享受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体面的回乡。高拱不领这个情,并全讽刺挖苦了张居正的挽留奏疏,表面一套,暗中又另一套。 

  据说,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缇骑兵番,踉跄逼逐”;“囊筐攘夺无遗”;“仆婢多逃,资斧尽丧”;“出都门二十余里,馁甚,止野店为食”。他们一行来到良乡县真空寺,有亲朋友故友前来接风送饭。高拱刚下车,就见一名官吏手持文书赶来,得知是张居正特下派人送来的利用驿站的通行证。他始终认为他的下台是张居正、冯保串通一气的阴谋,上疏挽留、驰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政治手腕。他那傲视一切的习性压抑不住,对来人发泄一通,说得激动,河南老家形容两面三刀的民间俗语脱口面出:“俗语云:‘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三起三落’。” 

  卧病在家的高仪,听说高拱“顺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高仪入阁才一个多月穆宗死,作为顾命大臣,在高、张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中,虚与委蛇,在权力斗争达到白热化时,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最后一死,彻底避免了今后的麻烦。此人一生秉礼循法,视权势如浮云,过着清贫的生活,死后差点无钱殡殓。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成为内阁首辅,一人独当辅佐皇帝的责任。张居正、冯保在与高拱的较量中,结成权力联盟,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为张居正日后的改革,实施新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他的助手--内阁次辅申时行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中)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高拱回籍闲住,冯保胜利了,但里还不踏实,提防高拱东山再起。事实上,高拱曾经有过罢官后再度出山的经历。于是冯保策划了诬陷高拱的“王大臣案”把政治斗争丑恶的一面毫无遮掩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按例视朝。清早,轿子刚出乾清门,晨霭迷蒙中,有一个太监打扮的男子,从西阶直奔过来,被守卫人员抓住。那个腋下有刀剑各一把。初步审讯后,得知此人名叫“王大臣”,是常州府武进县人,其余一概不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把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下旨,把王大臣的幕后主使人以及宫内勾引人。皇帝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仔细研究主逆勾引之人”。

  在官样文章的掩盖下,一场政治阴谋正在悄悄酝酿,并且发作。因为皇帝指示把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而东厂正是冯保主管的部门,一切便照冯保的谋划进行,冯保又时刻与张居正保持联系。 

  继续审讯,王大臣交代,他本名章龙,从戚继光总兵处来。张居正获悉后,急忙派人对冯保说,叫章龙不要说从戚继光那里来,而说从高拱那里来,“何借以诛高氏灭口。”随即他代皇帝票拟谕旨:“着冯保鞠问,追究主使之人。” 

  冯保拿着这首圣旨,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悄悄地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即嘱咐他的心腹听差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教他高拱指使行刺的口供,又教他在公开审讯时供认:“高阁老家人李宝、高本、高来与同谋。”冯保当即派东厂校尉前往河南新郑,捉拿高府家人(奴仆),以定高拱之罪。 

  一时间,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吏部尚书杨博对张居正说,此事关系重大,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太仆卿李幼滋抱病赶往张府,责问张居正:公奈何为此事?又说: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东厂称主使者就是高阁老。,万代恶名必归于公,将何以自解?

  同僚的责难令张居正感到压力,便去午门的关帝庙求签,但见签文写道:

  才发君心天已知,
  何须问我决嫌疑,
  愿子改图从孝弟,
  不愁家室不相宜。

  正文的注解写道:“所谋不善,何必祷神,宜决于心,改过自新。”再加上一些正直大臣的劝告,决定悬崖勒马,于是,他指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会同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 

  二月二十九日,原本风和日丽,朱希孝一行来到东厂后,突然风沙大作,黑雾弥漫,又下起了冰雹。东厂的问刑官白一清看到这种天象,对两个问刑千户说,天意如此,难道不该害怕?高阁老是顾命元老,此事本是捕风捉影,勉强诬陷,,我辈都有身家妻子,他日难免杀头之祸。二位受冯公公厚恩,应当向他进一句忠言才是。接着又问两个问刑千户,王大臣招供言语前后不一样,而你们二位所写的审讯结论,却说“历历有据”,有什么根据?两个问刑千户回答:“此四字(指‘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白一清大吃一惊,警告说,你们犯下了死罪,东厂机密狱情,怎么可以送给内阁修改? 

  他们之间的对话,预示着今天的会审将不会很顺利。何况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为人正直,想挽救高拱的性命,在会审前就派锦衣卫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从哪里来,答道:从冯保处来。又说,所有招供全是冯保教的。朱希孝义把高府家人(奴仆)混杂于锦衣卫校尉中,要王大臣辨认谁是同谋人,他根本无法辨认(原本就无此事)。又问他刀剑从哪里来?他说是冯保家奴辛儒给的。朱希孝明白了案情真相,又不想给冯保难堪,必须草草了事。会审的情景显得有点滑稽。按照惯例,东厂、锦衣卫审案,必须先对案犯动刑,于是打王大臣十五大板。 

  王大臣大声喊叫:“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说:“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用诱供的方式提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回答得很干脆:“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状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声中,会审草草收场。 

  冯保恐怕事情败露,便让王大臣喝下生漆酒,咽喉变哑,再也无法吐露真情。很快就把王大臣处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高拱也因此而避免了灭门之灾。

  先前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最高层面的明争暗斗的另一幕,不足为奇。“王大臣案”则不同,那时高拱已经下野,冯保、张居正无中生有地株连高拱,企图置高氏于灭门的境地,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在这一事件中,张居正站在冯保这一边,并且为之出谋划策,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向他施加压力。正如目击者申时行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促使张居正改变态度的关键人物,是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两人反复规劝张居正,要他借鉴先前内阁中夏言、严嵩、徐阶互相倾轧,致使“相名坐损”的前车之鉴。事态已经发展至此,只有你才有回天之力。张居正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表示愿意挽回。杨博向他建议,任命德高望重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参与会审。在会审前,杨博还为朱希孝策划,派锦衣卫校尉透风给王大臣,令其翻供;同时又要王大臣辨认同谋者--高拱府上的家人(奴仆),以显示所谓同谋的虚妄。这是很聪明的一招,不露痕迹,又使王大臣案由此得以澄清。 

  高拱虽然幸免遇难,但是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还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张居正参与阴谋的全过程,标题就叫做“毒害深谋”。现代学者出于对张居正的敬仰,百般为他的不光彩一面进行掩饰,比如关于张居正“附保逐拱”,有的说“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测”;有的说“此乃乌有诬蔑之事”。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也是徒劳的。为尊者讳,并非秉笔直书的史家品质。 

第六章 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历史犹如色彩斑斓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让探索它奥秘的人们感到深不可测,这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难解之后谜,例如功勋卓著的改革家为何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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