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迁徙流转之中。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抵御一种大环境的侵凌，身心所受的摧损，是难以修复如前了。70年代后期落实政策，曾经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的青年诗人，已经变成一个躯体多病的老人，尽管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 、爱诗歌之心依旧，创作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但健康状况却令关心他的人们担忧。而今公刘已逝。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我们再回到白桦。政界对这位作家敏感；而作家的参与意识又强的白桦，在文坛简直是一个象征，阴晴晦明的象征。
白桦和公刘（3）
1957年那场运动，白桦像当年相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那样，难逃厄运，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是在鸣放初期，他去昆明鼓励鸣放，结果云南方面坚持要将他划右的。从此他沉寂了二十多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民精神大解放，对未来重又燃起炽热的希望。知识分子则期望，那种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给以惩处的错误政策，不会再来了。有件事情我印象甚深，大约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近结束时，欢庆胜利的人群，纷纷走上舞台跳交谊舞，在翩翩起舞的旋流中，我发现作家白桦也在其列，多年不见了，虽然头发白了，但风姿依旧，精神未改。这格外引人注意。我对家人说：“四人帮”一伙人为虐的年代，肯定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时期已经到来。
不久之后，大约1977年4、5月间，有人告诉我，白桦已复出，他从南边过来，现住王府井附近某某招待所。 这多年，他积累了不少素材，手头有作品，你们赶紧去看看他。那时我负责《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快我和一位小说编辑去看了白桦，他的新作话剧《今夜星光灿烂》好像即将由北京一家剧院演出。白桦对我们讲，他有一篇写贺龙的短篇过几天就完稿，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八周年，我们正在筹办怀念贺龙的一组稿件。几天后，白桦如约交稿，这是他多年以后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地上的神仙》，是关于贺龙将军在洪湖苏区的一个传奇故事，发表于当年第6期。白桦仍保留了他诗人写小说的浪漫情调。
这时候的白桦，又到了他写作的快速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市新创刊不久、推出了一些新人佳作，风头正健的《十月》文学杂志，发表了他新作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历程，无非是建国初期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欣悦期，和其后政治运动连绵，知识分子遭整的苦难期，尤其“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身遭遇，白桦、公刘他们，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从作品也可看出，白桦有时过于急切地想配合某种政治时尚，心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那时有个刊物率先写了分析个人迷信危害作用的文章，遭凡是派人士禁止发行，这自然不对。但白桦在《苦恋》电影剧本里将个人迷信问题，也象征性地插上一笔，与情节游离，似嫌生硬。这个剧本的发表当时似未引起公众注意。1981年剧本已由长影富有活力的年轻导演彭宁精心拍成影片。在内部审看时，有的人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到了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那里，耀邦主张将意见梳理成若干条进行修改，并说请文化部电影方面有经验的老领导夏衍和陈荒煤帮助作者和年轻导演修改。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支持对电影持否定态度的那种意见。五月间这种看法公开见诸报端，给《苦恋》和被拍成电影改名叫《太阳和人》的影片，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仅谈了《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的问题，还点名批评了文艺界两三个作者的讲话和作品，认为他们有的人也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苦恋》和《太阳和人》则被禁止发行放映。还批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于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赶紧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向文艺界传达这一指示。《太阳和人》从此不再放映，当然也从没公演过。没有看过电影的多数国人看了报纸的批评不晓得这部电影到底如何。但是文艺界有些人看过电影，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电影拍摄得很美，也还有真实动人的成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爱国的执着和遭受错整时的内心苦楚。这部电影不能面世，真是有点可惜。文艺界看过影片，持我这样看法的人不少。至于电影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讲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看过电影的人心中有数。事实的真相，不是凭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能推倒的。对《苦恋》和《太阳和人》的断然否定是难以服众的。此一公案还待历史鉴定。
我说说这事情的余波。《苦恋》和《太阳和人》的作者白桦，为此而不得解脱。虽说他很快在《十月》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了检讨文章，题为《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1983年某月我去武汉办事，顺道想去看看白桦，遂由一位知道他的住处、原在部队的作家领我去。那是一处花园式招待所，我们先在白桦住的房内，后来白桦说：走，到后边的花园走走。到了花园，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关在屋里说话有点沉闷。我懂得他的意思，感觉他心情相当压抑。他对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作，但部队我恐怕得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单位，只要能让我专心写作就行。
白桦后来去了上海作协，近十多年，他出版的新著不少。他这不平静的大半生，在自由心态下，我希望他能写出好看耐看的作品，让后代了解那过去的年代。
白桦和公刘（4）
2003年6月29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2003年第10期）
肖平这个作家（1）
我说的肖平，是指山东的那个，他姓宋；而非指安徽那位孙肖平。肖平取得全国影响的作品有《海滨的孩子》、《三月雪》、《圣水宫》以及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墓场与鲜花》等等。
《人民文学》这本杂志自1949年创刊以来推出了一大批新作家，而这些作家因其有影响的或第一篇作品（有的第一篇作品即是有影响的作品使其一举成名）是在该刊发表的，遂对该刊有特殊感情。其后又有作品不断在刊物发表，遂对刊物形成特殊关系，即刊物的经常撰稿人、联系对象。在50年代、60年代，与《人民文学》有特殊感情、特殊关系的大批新作家中，肖平是其中一个。
1954年，肖平在山东老家，那时好像还没有名气，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从大量来稿中披沙拣金，发现的肖平这位无名作者的小说《海滨的孩子》。这发现者便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年她刚刚调到《人民文学》小说组工作。常务副主编、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欣赏这篇文笔淳朴、优美，有浓郁生活气息，擅长写儿童心理的小说，遂立即拍板发表。《海滨的孩子》，是作家肖平的起点。小说篇幅不大，但显露了作者的文学功底、艺术才华，显然不同于一般初学写作者，而预告着一位新作家出世。小说在《人民文学》刊出后，决不是无声无息的，它随后被列入建国后初次出现的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序列中，受到奖励，编入选本。
肖平的投稿再次受到《人民文学》编者的青睐那已是隔了两年后的1956年。那时《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是秦兆阳，他一心扑在振兴《人民文学》上。他的想法是将该刊办成像俄罗斯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主持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杂志，有自己独特的编辑思想并不断推出有影响的佳作和文学新人。为此，他日夜付出自己的精力、时间。他住在编辑部大院的东厢房里。他有个嗜好，编辑同仁们下班后，他常摸到他们办公室去，翻阅他们案头来稿，挑拣一些带回自己宿舍阅看。第二天早晨常常出其不意地向编辑们宣示，他在某某编辑桌上，发现了一篇佳作，而佳作的作者们常常是名气不大，或与编辑部素不相识、从不知名的作者。肖平（那时，他的名字对编辑部并不陌生，但应当说，他是位名气还不大的作者）的新作就是这样被秦兆阳从一位小说编辑的案头上发现的。作为刊物负责人，他倒成了《三月雪》小说原稿的第一位读者，第二个是小说组负责人，第三个才是后来的责任编辑，“三级审稿”的顺序一下子倒了个个儿。肖平有幸，小说稿被从众多来稿中选拔出来并立即安排在刊物上以显著地位发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月雪》是1956年发表的最佳短篇之一，也是《人民文学》的编者秦兆阳努力贯彻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推出的佳作之一，可以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爱情》（李威）、《小矿工》（杨大群）等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并列而无愧。虽则这些作品的风格各不相同。
如果说，《海滨的孩子》初次显示了肖平的才华；那么，《三月雪》则是表现了作家的素质、气质、个人风格特点的作品。肖平青少年时代在他的故乡经历了民族争生存、人民求解放的抗日、解放战争，或许是在血和火的战斗和社会的急骤变迁中，看到的、感受的那些参加斗争的，既普通平凡而又具有英雄气质的人们的个人命运，给他的印象太深刻太强烈吧，他总是怀着追忆的深情，表现战争年代、变革年代那些男男女女，他们高尚的情操，美好的感情。当然这些人物的起点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当时还是孩子，但经过革命风雨洗礼、血与火的考验，他们成长得很快，“早熟”了。对这一切，作家显然是饱含崇高的敬意、深沉的爱心来抒写的。这给他的作品带来朴实、沉郁而又优美、抒情的风格，令读者倾心。战争既改变着民族、人民的命运，使侵略者、压迫者被打倒，人民舒心地站起来；但无可否认，战争也要付出代价，难免有牺牲。一些优秀的人，包括可爱的年轻生命倒下了，这岂不令人唏嘘！这是人之常情。作家肖平写战争中人的命运的作品，有时也带点淡淡愁绪，我觉得这并非作品的缺点。反而使作品更自然、真实，饱含人情味。《三月雪》是一篇，典型地显现作家肖平个人风格的作品，无论象征女烈士形象的洁白、纯洁的三月雪花朵，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大学党委书记李维民以及烈士遗孤、女大学生小娟的形象，均是用诗样的抒情色调写成，富有艺术感染力，教人掩卷不忘。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尤其大、中学生中不胫而走，随即被编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并被译成外文。苏联一位文学评论家彼德罗夫给予肖平小说的个人风格以应有的理解和评价，认为小说格调高，富有人情味，作家靠回忆以往美好的事物来写他的小说。但国内反而没有看见这样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我在这年秋天第一次见到肖平。那是《三月雪》刚刚发表不久，我们获悉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秦兆阳代表编辑部作东，请他来东城康乐餐馆小聚。肖平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戴棕色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口胶东口音，语调舒缓，微带鼻音，颇有青年学者风度。他是作为教师选入北师大深造的，研究生结业后仍将分配在教学岗位。席间他向我们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就是教师职业与深入生活（他的生活基地是在海滨故乡的农村）和文学创作，毕竟有些矛盾。他还担心被分配到山东故乡以外的省份，这就像鱼儿离开了他习惯的水，创作的源泉可能会干涸。尽管秦兆阳作为一家权威文学杂志的负责人，很同情、支持肖平这位刚刚崭露才华的新作家，期待他创作才能能够充分发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而不愿他由于某些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在创作道路上遭遇阻滞；但是他无法帮助他改变环境。一个文学团体、一家刊物所能做的最多是帮这样的业余作家请几个月创作假，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某些地方，有的人长期当专业作家，条件不可谓不优越，却写不出任何有社会效益的作品来，好像是靠着过去的资历，“白吃人民的饭”，却没有人“过问”他们的事。
肖平这个作家（2）
1957年，肖平果然被分配到一个边远省区大学里工作。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春天，他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三个短篇，仍是他擅长的故乡题材：《玉姑山下的故事》、《秋生》、《除夕》，前一篇是战争背景，中间一篇过去与今天交错，最后一篇描写现实生活。
但是描写现实的那篇，在1958年下半年遇上了麻烦。平心而论，《除夕》不算肖平的佳作，但也不是什么有问题的作品。它透过一个农村孩子的眼睛，写某处农村的除夕，孩子希望父亲（农业社长）带他上街买爆竹，可父亲还在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事务，（从不断的社员来访中，可以看出这个农业社不富裕，资金、物资等方面均有困难，亏了社长巧妙的周旋、对付。）等到晚夕，各家各户鞭炮响了，过年的气氛浓了，而这个等待中的孩子却已沉入睡梦中……正因为作品稍微涉及了某些农村的贫穷，正在急速改变农业社所有制，高唱“向共产主义过渡”的1958年下半年，却显得不大协调了。于是这篇不过数千字的作品，招来一场沉重的挞伐。还是这家曾经大力扶助了肖平的杂志，在这种日趋“革命化”的气氛中，肖平及其作品转眼成了他们“破旧立新”的牺牲品。在这年9月号发表一篇长文《〈除夕〉的讨论和肖平的创作》，像是在小结读者的讨论，实际上是批判肖平作品的一篇专文。由一篇《除夕》而及肖平的其他创作，包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