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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好作品发表后，发生广泛社会影响，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作为这篇作品的编者最高兴、最感欣慰的事。但是编辑对作者所做的工作———从发现他的作品到提意见修改到最后润饰定稿———所付出的心血，则是看不见的，往往不为世人所知。
要修改作者稿件，当然应该尽量做到细致、周全，尊重作者原意，最好不要“越俎代庖”。然而就是最高明的编辑，总难免有失误的时候。错了不要紧，接受教训，改了就是。但在秦兆阳的编辑生涯中，却有因修改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公开挨批评、挨整的事。这件事情背景复杂。做此决策的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但是过火的举措总难以服人。当时就有一些读者、作者为编辑鸣不平。有的投书说：“编辑改稿有一百篇是对的，人家看不见。为什么一篇的‘失误’就得公诸社会而‘大动干戈’呢？”
牺牲精神和事业心
秦兆阳是个小说家，他在建国初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幸福》、儿童文学《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风格。其后发表的《农村散记》清新、俊逸，充满生活的诗意，更是脍炙人口。他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但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工作需要，他主要是干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在他担任小说编辑的建国初期，那时创作还很不活跃，老作家对新生活的适应有个过程，解放区来的作家大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写作的时间少，青年作家还没有起来，但又要求刊物发表“示范性的作品”，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从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发现有希望的苗苗，精心修剪，使它们能见诸版面，以度困难局面。后来担任《人民文学》的执行主编，他更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日日夜夜，看稿、改稿，接待作者，筹划刊物的改进。这不能不常常是以牺牲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那时他不到40岁，正当盛年，他把最好的年华，旺盛的精力（虽则他那时患有胃病，也常常是带病工作）、才智，献给了文学编辑工作，献给了广大青年业余作者。
文坛伯乐秦兆阳（3）
一个知名作家、有才华的小说家，牺牲自己的创作，倾全心于文学编辑工作，为作家、读者服务，为发现、培育文学新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求名、不求利，甘当无名英雄，这种精神、风格是可佩的。没有无私的精神，高尚的品格，是决然做不到这点的。
光是牺牲吗？秦兆阳不这样看。他是以人民文学事业为重。文学编辑工作也好，创作活动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人民的文学事业，是人民需要的事业，而不是个人沽名钓誉，“功成名就”的手段。既是人民需要的事业，不论编辑也好，创作也好，他都全心全意干下去。他从不把创作和编辑对立起来，好像创作“高人一筹”，编辑“低人一等”。创作者和编辑者本来是互相需要，应当做互相提携、相得益彰的朋友。创作和编辑也可以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也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例如他个人就有这样的体会。当编辑部有的年轻同志不安心编辑工作，不安心看稿时，秦兆阳回顾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最初也不会干编辑工作，由于事业的需要，他干了。他努力钻进去，逐渐摸索看稿的规律。从阅读大量来稿中，学习着提炼、分析一些问题，经常苦苦思索。为了提高分析、思辨能力，又必定要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许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文艺理论。这种对来稿的分析、思索，也是对创作问题的分析、思索，同时也是个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别能力，提高了编辑水平。他有感于稿中一般化、公式化的现象严重，便以来稿为实例，写了一系列批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以“策”或“秦策”的笔名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出版，50年代在青年业余作者中很有影响。）因为编辑水平提高了———对作品的分析、鉴赏力提高了，审美标准提高了，对自己从事创作大有好处。当他1952年第一次离开编辑部，下乡去体验生活，很快就写出了一组风格新颖、构思别致，生活气息浓郁的《农村散记》。秦兆阳说，要是没有在编辑部几年工作中对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批评，对艺术规律的钻研、学习，从学习、思索中得到了提高，他不可能写出《农村散记》。反过来，创作水平提高了，对创作的规律学习、了解得深入些，也有利于做好编辑工作。秦兆阳这些意思，我觉得对做好编辑工作，对从事创作，都有启发。
远 见
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秦兆阳署名何直，在题为《欢迎文学战线上的新的主力军》的文章（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3期）中写道：
“在我国文艺路线的阵地上，新的战士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了！而且将要更多更好地涌现出来！”
“我们的文学运动是以空前速度在蓬勃发展着。但是，我们文艺队伍的扩大的速度，比起人民的需要来，还远远地赶不上。”
“优秀的新作家，好的作品，不断地涌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趋势。一个有作为、有远见的编辑便要看到这种趋势，并以自己毫不放松的努力去促其实现。”
我粗略统计一下，1956年（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秦兆阳担任执行主编），《人民文学》发表的50篇小说，有半数是新作者写的，好些作品很出色，发在头条地位。这一年的评论、诗歌方面的新作者，在版面上出现的也不少。新人的出现是如此众多，如此活跃，这当然跟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分不开（这一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但也跟编者在正确认识基础上的主观努力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1856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
秦兆阳在编辑工作中是掌握着这样的选稿原则：对名家宁可严一点，至少不降格以求，对新人稿件，则相对宽一点。因为他们写作经验不足，信心不足，特别需要鼓励。随着写作实践增多，水平提高，渐渐地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几年，文艺刊物空前活跃（有的刊物专门发表青年新作家的作品，面向青年），新人辈出的事实，更加证明了：重视发现、培养文学新人，是有远见的做法。
写于1983年
（载《当代文艺思潮》杂志）
“皱眉的”和“微笑的”（1）
———杜鹏程和王汶石
杜鹏程最近离开人间而去了。他是1921年生的人，活了70整。但给人的感觉，好像活得太短。现在有些七老八十的作家、艺术家仍健在，他为什么去得那样早呢？
杜鹏程比他的同龄人、作家王汶石成名早一点。他1954年出版了轰动世人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它以表现战场上英雄人物之阳刚壮美引人注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写战争的一部最好最有影响的小说。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是杜鹏程、王汶石小说创作的高潮期。王汶石以一篇小说《风雪之夜》而使人瞩目。紧接着在1957年、1958年发表了《新结识的伙伴》、《大木匠》等等传诵一时的作品，他以写短篇小说为主。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又发表了《沙滩上》、《严重的时刻》等佳作。在他那些精心构造的短篇艺术世界里，人们可以看见渭河轻缓地流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激荡着妇女们的欢声笑语，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干完活后称心如意懒洋洋地躺在太阳底下……王汶石那些小说既是渭河平原风情画，也是社会兴盛时期人们心灵上的欢乐颂。他尤其擅长写青年妇女。王汶石的这些小说，使他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短篇小说作家的行列。杜鹏程这期间也没有休歇地奔跑于西南、西北的铁路线上，写出了好些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心灵状貌、性格、风采的短篇佳作如《铁路工地上的深夜》、《夜走灵官峡》、《光辉的旅程》（原题《严峻而光辉的旅程》）、《延安人》等等。杜鹏程擅长写干部（包括工程领导干部）、老区工农群众，也写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工地孩童、妇女等。除了写短篇，还出版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是一篇写建设时期复杂的矛盾和人际关系、引人思索的小说。《文艺报》曾为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兴和梁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展开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因而使作品和作家杜鹏程更加闻名于时。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作家杜鹏程和王汶石是齐名的，两人有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评论家邵荃麟在与作家们的闲谈中，曾谈到杜、王两位作家不同的风格。他说：“杜鹏程是皱着眉头看生活，王汶石是含着微笑看生活”。在荃麟看来，这两位作家的两种风格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在文学园地里可以并存发展。
我因为工作关系，在五六十年代曾经较频繁地登门拜访这两位作家，所以也留下一些总体印象。
杜鹏程是黄河西岸的陕西韩城人。他为自己的故乡自豪，这个地方处在中国古文明的中心地带，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出过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出过“赵氏孤儿”的故事。据我所知，杜鹏程的家乡和司马迁的家乡同处韩城县城南边的芝川河上，靠得很近。杜鹏程在谈吐中，频频称赞他的先人司马迁的人格、文风，希望我有机会去韩城走走。我觉得杜鹏程某些作品中悲壮、沉郁之美，不难使人联想到司马迁作品的某种影响，可能跟他少年时受司马迁《史记》的熏陶不无关系。但是我见到的杜鹏程成名后的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并不平坦。50年代初期，他正埋头于《保卫延安》的创作。偶然读了作家路翎发表的写战争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称赞了几句。作家多是富有激情的人，这赞扬用来对比自己的小说手稿，他说“我的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这于是成了他的原则错误（因为路翎是可疑的胡风集团的作家），被一位高层人物在会上点名批评，他自然得检讨自己，差点儿没挨处分。《保卫延安》顺利出版后，人们除称赞他所创造的英雄人物周大勇的形象，还对他描画的彭德怀司令员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给以较高的评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陕北战争时期杜鹏程作为新华社的一名有活力的年轻记者，他跟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一同出入战阵，舍生忘死。彭德怀司令员以少胜多的天才指挥（那时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有数十万人，呈一与十三之比）、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他那劳动者的简朴生活方式，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在直接、间接的接触之中，给杜鹏程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所以才有《保卫延安》中成功的形象塑造。可是曾几何时，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人们尊敬的彭德怀将军成了“野心家”、“伪君子”。可惨的是杜鹏程的长篇著作《保卫延安》———一直受读者欢迎的畅销小说，被认为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而通令全国收缴、销毁。我第一次去陕西咸阳铁路工程局招待所看望杜鹏程时，他正住在那儿养病（他被发现患有心脏病），那正值1960年困难时期，而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已被停止发行。但我见到的杜鹏程，他是开朗、热情的，给我谈铁路工地上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各式各样感人的人物，他正在构思的新的长篇巨著《太平年月》，他的目光是向前看的。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耿耿于怀他的小说的遭遇。在这个招待所里，我也看见他和干部职工以及招待所的年轻服务员们处得很融洽、愉快。来找他的人很多。人们叫他杜部长（他兼任铁路工程局的宣传部长），但含有亲近尊重的意味。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地方，临近铁路北边的五陵塬，黄昏夕阳下，他领我共同眺望那些像山似的排列在原野上的汉代陵阙。他同我谈论着汉武帝，大将军李广和霍去病，建议我往后有机会去看看他们的陵墓。我感觉作为一个作家，老杜的视野是开阔的，目光是深邃的。我知道他心灵深处有压抑沉郁的一面，但当着我这个年轻人，他丝毫没有表露这些情绪。由此，我思索了邵荃麟对他作品风格的评论。所谓皱着眉头看生活可能跟他经历的生活中的严峻、坎坷的一面以及自小就习染的司马迁式的历史思索的眼光以及性格中压抑沉郁的一面分不开。“皱着眉头看生活”，在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严峻而光辉的旅程》、《一个平常的女人》等作中是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的。但是杜鹏程作品的风格也不完全是这样，像《夜走灵官峡》、《铁路工地上的深夜》，难道不是充满诗情画意、明朗的色调，含着微笑看生活吗？所以，一个作家的风格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也是多样的，变化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