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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是文化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且在历史上有过大功（如1936 年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传达新的精神，重建党的工作），传说他40年代到达重庆，周恩来曾同他热烈拥抱。这样一位级别、待遇高的干部（1951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关照下，冯雪峰调来北京，以副部级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1953年，习仲勋取代陆定一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任管文艺的副部长，他们希望雪峰参加文艺领导工作，遂调他兼任全国文协（作家协会的前身）党组书记，并兼《文艺报》主编，配有专车。据我所知，他仍是纤尘不染，一介平民姿态。现在的人很难相信，他经常不坐小车，穿着一双青布鞋，步行上班。那时他住在苏州胡同，离“作协”所在地东总布胡同不远，也不近。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在文艺圈子中，当年可说是绝无仅有。他的一位亲属最近对我说，雪峰最看不惯的是文艺界那些爱端架子摆谱的领导人和某些个知名作家。有回一个党员名作家坐着小车去看他，此人上车下车都要等待司机给他开门。等那作家的车一开动，雪峰就大声骂娘了。他还看不惯的是有些人进城了，就丢掉“糟糠”妻，换上洋学生老婆。他认为这类现象至少不符合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号召的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精神。雪峰是性情中人，他的这股闷气无处宣泄。正好这时陈涌批评了萧也牧的新作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说它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感情。这是1951年的事情。那时《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丁玲问雪峰看过萧的这篇小说没有，雪峰说读后感觉不好，主要是作者写那男主角对待其妻、一位劳动妇女的嘲讽态度不大对头，这是他一向反感的男性对女性的侮辱人格，说重一点，有点“玩弄”的味道，这是中国以前某些封建士大夫惯有的低级趣味，也使他想起进城后抛弃 “糟糠”妻的那些人们。他认为陈涌的批评不够准确，难道小资产阶级都是那样对女性取侮慢态度吗？于是丁玲要他给《文艺报》写篇文章。雪峰用一个普通读者口气，写了篇文章，署了个化名，他要求对作者真名保密。他在文中说，这不是文学专家的批评，他其实是在写一篇社会批评文章。雪峰通过批评萧也牧作品，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地对那些重返大城市，回到十里洋场的“登徒子”们大肆挞伐。但是这有点过火的敲打，毕竟首当其冲地落在萧也牧这位创作上还颇有势头的作家身上，又恰在批评电影《武训传》问题，对文化界的敲击之后，其延伸的后果，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始料所不及了。雪峰向来反对简单、粗暴的文艺批评。这篇偶一为之的文稿，后来被人说成“打棍子”。但对雪峰来说，这表明他作为一个纯洁的共产党人，在新国家初建时期，眼睛里容不得他感觉的一粒沙子。
1954年，发生了毛泽东出面支持两个小人物写的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毛要求《文艺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主编冯雪峰字斟句酌，与胡乔木商量，亲自写了篇按语：“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当年读了《文艺报》这篇按语，很多人觉得它是实事求是的，既适当肯定了小人物的研究，又还指出其不足。今天读来，仍感觉雪峰坚持了求是的精神。但是谁也料不到的是毛主席对《文艺报》主编、曾经是他老友的雪峰却非常严厉。他让《人民日报》的人写文章《质问〈文艺报〉的编者》。毛在审稿时加了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文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雪峰只能作检讨：“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但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认识，嗅觉很灵。”毛在其给政治局委员的那封信中说：“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雪峰也只好作如是的检讨：“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俘虏。”
雪峰（2）new
我曾不解，毛主席为什么对文艺界人们很尊敬的冯雪峰这位老同志如此严厉？但反右到来之时，中央宣传部（自1954年起，陆定一复职宣传部长，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之一，1953 年下半年重新分工管文艺，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下发供内部使用的，一批被认为有右派错误言论的著名文化人的言论集中，16开铅印厚厚一册供批判用的《冯雪峰言论》赫然在其列，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收录的雪峰40年代发表的一批文艺和社会评论文稿，可以看出上边意图的一些端倪。其中一篇雪峰用“画室”笔名发表于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短文《题外的话》，是很犯忌的。雪峰写道：“我觉得对文艺作品有两种不妥当的看法或说法，现在还很流行。其一是说，‘某一作品虽缺乏艺术性，但政治性很强。’其二是相反，说：‘某一作品虽然没有政治性，但它的艺术性很高呀。’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应该放弃了……其实，如果有谁对说的人认真地反问道：‘什么是先生所说的政治性？’只要一连反问三次，恐怕说的人也会不知所答的罢。实际上也的确很难回答，———在具体的文艺作品，离开‘艺术性’的‘政治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既然发生‘政治性’的效果，为什么又没有‘艺术性’？同样也可以反问道：‘什么是艺术性？’也只要一连反问三次，说的人也会怀疑自己的‘艺术性’来罢。是的，就有‘虽然没有政治性，但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但那是怎样的艺术呢？果真没有‘政治性’吗？”雪峰的正面看法是，“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对于社会的政治的东西之艺术的体现或生产有高低，因此艺术价值有高低，因此社会的或政治的价值也有高低。所谓政治的价值（或革命的价值），一般说是社会的价值，不是狭窄的而是广义的，这须对象是艺术的（无论水平的高低总须是艺术的）作品，即指那作品带来的一切意义之总和而说的。这是作品的客观价值。从艺术方面说，这就叫艺术的价值，因为它是必须从艺术产生的，必须借艺术的方法、机能的力量所带来的。而假如艺术不能带来所说的社会的价值，则它又有什么‘艺术价值’呢？反之，艺术水平或艺术手腕虽不高，但它分明属于新生的发展中的艺术，反映着社会生活，则在肯定它应有的社会价值的时候，为什么不也同时肯定了它的艺术的价值呢？但这样的看法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性’，‘艺术性’去了结问题了。”雪峰作为文艺理论家，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作品“不能从艺术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的道理，反对了那种“政治第一”、将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贴标签式、简单化地截然分开来看的论点。这对科学地分析文艺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艺术性，显然是有帮助的。但它立即遭到带着延安整风精神来到重庆的何其芳的批评。何在1946年2月9 日至10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关于现实主义》文章的第三部分，认为文艺作品可以从政治性与艺术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而且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的，而雪峰为何要说它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呢？
当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神圣权威讲话，在很长时期，是不容有任何怀疑或异议的（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胡乔木才代表党中央宣布，往后不要再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要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何其芳直指雪峰的反问是针对了毛主席的论点，那雪峰不是至少文艺思想很“成问题”了吗？这件11年前的一椿公案，在1957年这个不寻常时刻，再次被中央宣传部负责编辑右派错误言论的人翻了出来 ，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有很不平常的尖锐性，恐怕不会只停留在一般文艺思想问题，而要归结到政治问题上去。
集子中收的另一篇雪峰受习仲勋、胡乔木安排，为1953年下半年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未被采用，最终遭否决的报告稿，更可以见出1954年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对雪峰由尊敬转为不悦，为什么在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批示中对他那样严厉的蛛丝马迹。雪峰这篇文稿的题目是《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其实，该文主要论点，已在1953年《文艺报》第一期以同一题目的社论面世了。记得二次文代会开会前，与会的有关人士曾有个传达，说雪峰起草的文稿不能用，遂改由乔木起草，由周扬同志作报告。雪峰起草的文稿问题在哪儿呢？说是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又强调新起草的，将由周扬同志作的报告，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最新精神，就是充分肯定新文艺自五四以来，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而非胡风说过的“市民”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说这个问题事关文艺的领导权，非常重要，要周扬的报告出来后，大家很好地学习领会。雪峰未用的报告，1954年毛主席批评冯雪峰的时候，在作协党内范围也看到了。我当时的印象，人们理解雪峰是从文艺创作应遵循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这样来高度真实地反映伟大现实，克服文艺创作跟不上现实和脱离现实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落后现象。只能说明，雪峰对创作和创作者，标准高、要求高，但不合上头口味。好像并未联想到雪峰对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而乔木重新起草、周扬宣读的报告则是遵循毛主席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来分析和评价文艺工作的，自然受到毛泽东支持、肯定。
雪峰（3）
雪峰起草的报告被撤下来，接着又在对待评论《红楼梦》的小人物问题上，遭毛主席严厉批评，这是雪峰建国后倒霉的开始。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联系的。批雪峰未用的报告，从对文艺成绩估计不足，归结到文艺领导权问题的看法，最后又归到胡风的论点。而在1953年，已经开始批评胡风了。这就是公开发表于1953年《文艺报》第二期和第三期上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1952年9月至1 2月，由周扬主持，一部分文艺界著名人士，在小范围内开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这两篇文章，就是由两人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何其芳批胡文稿的题目是《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冯雪峰也参加了这个小范围的会。与会的人虽然知道，在三四十年代，雪峰和胡风的关系是较密切的，但这时候并没有触及冯。冯还是发表两篇批胡文章的《文艺报》的主编。但到1953年下半年，当冯为二次文代会起草的报告被否定，冯的文艺思想，显然已受到此时复又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追究，也不能不受到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与周扬关系密切，刚刚批了胡风，而在40年代中期批了冯雪峰的何其芳的注意。何其芳一注意，冯在七年前曾写文章质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论点这件事，就不能不到达周扬那里。周扬忘不了冯雪峰30年代在鲁迅身边代鲁迅拟稿，在答徐懋庸信中严斥“四条汉子”的那“一箭之仇”。但这事涉及了鲁迅先生，得从容计议而后图之。而何其芳重提他与雪峰在重庆的那桩笔墨旧案，或许正中周扬下怀。到了周扬那里，也就进而到达毛泽东本人那里。这件事，显然深深地触怒了毛主席，冯在文艺界的领导成员地位岌岌可危了。从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对冯雪峰的严厉批评中，人们似仍可感觉毛主席余怒未消。果然在1954 年10月末，《文艺报》的编者遭《人民日报》质问后，冯雪峰即在年底失去了中国作协领导成员、《文艺报》主编职务，由张光年取而代之。雪峰离开作协的工作，此后就只专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的职务了，当然被排除在文艺界领导成员之外。可能这正遂了30年代因鲁迅答徐懋庸那封信而对冯雪峰结下深深宿怨的现任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的心愿。
这里关于何其芳，我还想插上一两句话。他的确认为雪峰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提出不同看法，是个原则问题。但平心而论，从对他的了解、感受来说（何其芳曾是我长期工作在那儿的一份文学杂志的编委），在文学研究工作领域，他的学风、文风，还是比较严谨、求是，深入、细致的，他跟某些在学术问题上习染了“左”风的人还是保持了距离的。如他写成于1956年下半年，发表于1957年上半年的那篇八万字的《论红楼梦》，就是在认真研究、思考的基础上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见解。在论述人物的典型性时，他批评了盛行一时的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这样的“左”的片面的论点，而勇敢地提出了“世界上有些概括性很高的典型是这样的，它们的某些特点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这样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看法。另外，据我所知，从1958年起，他对文艺界的某些虚夸风，不重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不赞成的，这一点倒跟雪峰一贯的观点比较接近了。
我们再回到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