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四个字让人记得。
最近十来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文艺创造方面的几度崛起，的确是石破天惊。周扬在其生命的晚年，向人们证明了，他的确善思考、善总结。
弱而强的冰心老人
写冰心老人的笔墨很多了，但读后总有点不满足，像是雾里看景，美是美，印象却有几分模糊。
我心中的冰心究竟是怎样的呢？
说起冰心，那仍要从跟她关在一起的“牛棚”岁月说起。
这样一位中外知名的冰心，解放初期同她夫君社会学家吴文藻冒着风险，自日本归返祖国；解放后，别的不说，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指导下，又做了多少有益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加深了各国人民，包括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她仍在劫难逃。“破四旧”，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开了他们的“抄家物资展览会”，把他们描绘成“吸血鬼”。不久将谢冰心送回全国最大的文学团体，接受批斗。这里的造反派找不到谢冰心任何政治罪名，于是送她两顶奇特的“帽子”：“洋奴右派”、“司徒雷登的干女儿”，这完全是莫须有、故意耸人听闻的。谢冰心既非“洋奴”，也没有在1957年被划“右派”。至于“干女儿”云云，谢冰心曾当众辩解说，外国根本没有“干女儿”这一说。尽管如此，她被作为“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的漫长苦难日子开始了。她与我同处一室，同室的“难友”还有张天翼、陈白尘、李季等人。大清早，她被勒令从西郊民族学院的住所赶来清扫文联大楼的女厕所。冰心是世纪同龄人，那时已六十大几。这位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酷暑，总是天刚亮就赶到，替她的孙辈，那些造反的“小将”打扫已被她们弄得臭烘烘的厕所。每天来大楼串连、看热闹的人甚多，经过一个白天，厕所之脏难以清扫，只有像我这样同谢老太一样被勒令干过这行当的人方能体会。但冰心极爱干净，又是做事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人，她的确将厕所清扫得很干净，就连最好的清洁工恐怕也不如她。
厕所、楼道清扫完毕，在漫长的一天，我们等待迎接更大的苦难，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陪斗。在这些备受折磨的日子里，我佩服冰心老人的沉着、冷静。我们闷坐在“黑窝”里，等着被传唤，被揪出去挨斗，这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难过时刻。但在这短暂的喘息时间，我常常看见冰心老人拿着一本英语小辞典低声吟读着里边的单词。她曾对同室的人说：“你看英语Nehru（尼赫鲁）这个词（我想起她曾多次访问印度）发音是很轻的，但译成中文，发音就重了。”她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喜欢它的词、句，又同我们讨论过：“你看，‘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个句子多好！”“黑窝”里是禁止串连、谈论运动情况的，但人又耐不住寂寞，哪能整天当哑巴。冰心老人，尽管外边的世界恐怖、纷忧；但她的心是坚强、宁静的，在片刻的平静时光，她仍然能够沉湎于念英语单词，背中国文学的佳句这些美好的境界之中。这些“非政治性”的话语，便是她偶尔发出的。这真是“乱云飞渡仍从容”啊，非有大的学问文章、道德功夫的人难以做到。我还记得1968年夏季，造反派把谢冰心等国内外闻名的作家、诗人弄到北京南郊去，在烈日烤灼下与当地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他们的批判发言竟说作家艺术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谢冰心老人在这长长行列中显得特别瘦小，她低头弯腰整整站立了两个小时，但是她牢牢地立着，腿不颤抖，手紧紧贴住身体两侧。我想这真是弱而强，绵而刚的老人啊！别看她体质柔弱，但内心刚强、富有，她比那些手中没有真理，色厉内荏，光靠恐吓、棍棒、吆喝吓人的人强大得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谢冰心老人。
1974年冬天，我从干校回来分配工作后去看望冰心老人，那时上边已为她落实政策，她有一些外事活动，有时会见海外来客，有的是外籍华人或华侨。那阵子“四人帮”还没倒台，气氛仍然是严峻、肃杀的，就如同自然界的天气。我笑问她你怎么回答海外来人的提问，比如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冰心老人微笑着说：“我告诉他们，红卫兵小将跟我辩论母爱，我写文章赞扬过母爱自然是错了，我向他们认错就是。”冰心老人说得这样轻巧，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苦受难一语带过了。我想她是深爱我们的国家，不愿在客人面前揭她的创伤（这些创伤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这类害人虫造成的）。再加那时隔墙有耳，她也不能不格外谨慎。我敬佩她的修养功夫，但我自己觉得做不到。她送我她新作的一首朗诵诗“我们都年轻”，还有一本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的《冰心散文新选》，书的标题叫《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冰心老人题字是“光群同志秘存”，光“秘存”两字就足以反映当时的气氛。那时正在“批林批孔”，国内谁敢出版、流传冰心这样的名作家的书呢？“我们都年轻”、“这里没有冬天”却表现了老人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些珍贵的小礼品我一直珍藏着。
近年因为事忙，我很少去看望冰心老人。前年去过一次，也是因公。体恤老人的身体，我只同她做了简短的交谈。说到“文化大革命”，老人说：“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我感觉了老人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没有掩盖的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确似一盆“纯青”的“炉火”，闪耀着纯净真理的光焰。
陈翔鹤悲苦的“挽歌”
四五十岁的读者该还记得，《陶渊明写〈挽歌〉》这篇优秀的历史小说在1965年、1966年曾两度遭受严厉批判。第一次是1965年《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作品是“反社会主义逆流的产物”。作者陈翔鹤“对旧世界留恋和向往”，“把自己摆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第二次是1966年3、4月批判“三家村”、批判《海瑞罢官》那阵子，就更“邪乎”了。先是传出了风声，说人民大学的一部分师生认为《陶渊明写〈挽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可能要来冲击发表该作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人民文学》主要负责人李季觉得应当争取主动，遂带了部分工作人员专程赶往“人大”语文系，去征求师生们的意见。李季的态度温和、虚心，而学生们则是剑拔弩张、群情激愤，他们说出的意见吓人一大跳。那时姚文元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置人于死地的“索隐”之风盛行。学生娃不过效颦罢了。他们说《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1959年庐山会议的，主持庐山法会的惠远和尚是影射毛主席，“刘遗民”是指刘少奇，“周续之”指周恩来，此外被破棺戮尸的刘牢之将军则是影射被罢官的彭德怀云云。征求意见的会变成批判、声讨会，我们不敢久留，赶紧声明：欢迎同学们将意见写成文章交给《人民文学》发表。果然1966年5月《人民文学》的终刊号上发了他们的两篇文章，硬是说《陶渊明写〈挽歌〉》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庐山会议，当然也是杂志编者的“罪过”。
几个月后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老作家陈翔鹤背着这些罪名受到冲击和百般侮辱。1969年4月22日含冤死去。
那么陈翔鹤到底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
先说说陈翔鹤其人。他是“五四”以后最早的文学社团之一“沉钟”社的发起人之一（其他的发起人有冯至、杨晦等）。抗战时期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并在故乡成都主持全国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兼从事地下进步活动，那时流落成都的进步作家张天翼、陈白尘等，均得到过他的保护、援助。全国解放后约1953年他调到北京全国作协主持古典文学部的工作。这是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喜欢饮点酒；喜爱他众多的孩子们，常常在院子住宅附近摆弄他的花草，这些都是他的业余情趣。他当时还主编《文学遗产》，那时是一份报纸的副刊。后来作协的古典部撤消，《文学遗产》也改成刊物归属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陈翔鹤老人便也调到“学部”文学所去了。
陈翔鹤解放后主要研究古典文学并主持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但他仍未放弃创作，有时也写点短篇小说。像他50年代初期发表的《方教授的新居》便是一篇赞颂新生活的佳作。
60年代初期，三年暂时困难期间，重提贯彻“双百方针”，领导号召文艺界加强团结、克服困难。《文艺报》专门发表题材问题专论。这时文艺界的气氛较和谐、宽松，创作也渐趋活跃。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剧作家陈白尘是陈翔鹤的老友，遂向陈翔鹤约稿。翔鹤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又喜写小说，对他来说写点历史题材的小说是顺理成章、驾轻就熟之事，于是欣然应白尘之命。但陈老做事向来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从事创作亦然。历史小说他久未为之，因之材料的收集、酝酿、构思均极谨慎，也没少费工夫。例如，晋代的服装究竟怎样，他是请教了他早年的老友挚友，作家、中国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的。从文先生在他的手稿上加了不少眉批，写下有趣的具体建议，他吸收了。不久，陈老的第一篇历史短篇《陶渊明写〈挽歌〉》写成，我去取稿，就便和翔鹤老人聊了几句。
他说：我为什么写《陶渊明写〈挽歌〉》呢？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类似意思的话，记得他同白尘也说过。
陈老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成了“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罪犯，《陶渊明写〈挽歌〉》这篇表达豁达生死观的小说，不幸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奇、荒诞地受苦、遭罪的苦难“挽歌”。
周立波的抗辩·简易楼
抗 辩
作家周立波下农村体验生活时，赤脚，高挽起裤腿，跟农民一道下田插秧，俨然一个作田老手。可在平时，他是个温文尔雅、气度从容，说话带点幽默感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遭难，造反派把他带到湖南各个地区示众、游斗。在挨斗时常常呼喊这样的口号：
“打倒三反分子周立波！”
一些人竟走到被迫低头弯腰，正在受罪的作家面前厉声质问他：
“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立波忍受着肉体的巨大痛苦，操着湖南乡音，仍然温婉地回答质问者：
“唉，你没有读过我的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吧？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写小说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没有读过我建议你不妨看看。”
“谁看你那些坏书！”
“啊，我的书写得不好，你写一本好的嘛！”
这样的回答，可以想见它的后果。
这就是著名作家周立波，一个朴实无华、透明度极高的人；一个热爱人民、相信自己，因而有坚定信念的人。即使面对苦难，也不失那天然幽默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简〓易〓楼
周立波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最早的一批受害者之一。他是湖南益阳人，周扬的堂侄。他写毛主席回故乡的优美散文《韶山的节日》，不知为什么遭到康生、江青的嫉恨且祸及他的小说。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纪要”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小说创作。说他在作品中写了一个英雄，却让他死去了，这“很坏”。这也成为一条罪过。1966年春，作协召开的专业作家会议上，立波（包括他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和赵树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立波的遭遇更惨，先是被押解到湖南各地轮番批斗，后被公安部门收审，长达六七年。
他原在北京市内购置有一所平房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早已被他人占有。
粉碎“四人帮”后，好不容易打听到立波回了北京，并在西城区百万庄附近有一住所。1978年春夏之交，我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去看望他。到了百万庄我循着“宇宙红×号楼”的地名去找他。我设想这楼房的名字多么神气，一定是建筑讲究的楼宇大厦，一定已为他落实政策（包括房屋政策）。但我完全错了，“宇宙红”属于北京市最简陋的简易楼房，没有煤气、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得自己生煤炉。我由于估计错误，最后才在简易楼群里，发现周立波的住处。叫个“宇宙红”，实际是北京平民、贫民的住房，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自然是“四人帮”时期的做派。但我见到立波夫妇，仍是同以前一样朴素、亲切。立波穿着布衣，敞开领、足登圆口布鞋，坐在普通的椅上。楼梯口堆放着蜂窝煤、烧柴，室内陈设颇为简陋，看不见以前那些书。而立波似乎对这种平民的待遇处之泰然，言谈中丝毫没有表示不满，这正是立波的平民本色。他关心的是文艺的前途、命运，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使文艺复苏繁荣。不久，他身体力行，写出了《湘江一夜》这篇佳作。宝刀不老，保持他过去那生动、幽默、风趣、从容有致的风格，写了一代老革命家，写了人民的军队。作品于1978年7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受到好评，1979年初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名列前茅。在短篇小说评选中，立波被聘为评委，积极参加评选活动，用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生活阅历，热情支持鼓励文学界的新生力量。谁知在这之后不久，立波突然得了重病并一病不起，这真是重大的损失和不幸。
韩北屏的尊严
韩北屏离开人间已经26年，他在世时是我的邻居。那时他在作协外委会主事，接待外国作家，经常出国访问。作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