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我是为革命牺牲的。”
经过一场殊死战斗，部队被打散了，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二十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被关押在四都下赖村敌36师一个团部。当晚趁敌看守松懈，义贞等三人曾经逃出。不料很快被敌察觉，1月30日在深山坳中，他们再次被捉。敌团长气急败坏地审问唐义贞：“你还想活吗？”“被你们抓住，我只有一死。”“你这么年轻，死了不觉得可惜吗？”“为天下劳苦大众死，死而无憾。”此后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敌人恼羞成怒，施以酷刑。她报之以轻蔑一笑。敌人将她押回牢房。夜晚，被亲友保释出来的陈六嬷买通了牢房看守，得幸匆匆见她一面。1935年1 月31日凌晨，坚贞不屈的女革命家唐义贞，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倒下，逝时年纪不到26岁。
“梦断香消”超过五十年，陆定一不可能不思念他患难之交的第一个妻子唐义贞和失散在南方的一双儿女。特别是1986年老伴严慰冰去世，他第二次成为鳏夫之后。本来1949年全国革命胜利之时，他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失去的妻子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尤因公务紧张繁忙，他有不便之处。到了晚年，他的思念似乎愈炽，从人性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牵挂，总觉得在见马克思之前，这种情绪牵挂，该有个落地之日，有个了结。他拜托了江西、福建两省有关地方政府部门。他们办事认真负责，对死去的烈士极尊重，对寻找革命前辈和烈士留下的儿女也尽了最大努力。当地地方政府部门在详细访察唐义贞烈士生平事绩和查找失散的一双儿女线索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义贞托孤的建国后仍健在的那位高龄的陈六嬷，还有她将儿子托养在其家的范其标家，他们都不负所托。查找失散的儿女，最先是找见在范家的儿子小定，其后才在江西赣南一个县的农村，找见了女儿叶坪一家。
狂涛激流中的陆定一（5）
1985年春天，长汀县人民政府在唐义贞烈士英勇就义的地方四都下赖村，树立起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义贞失散五十余年的一双儿女也被寻找回来，当然，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儿女，也就是陆定一的外孙、孙儿。
陆定一知道这喜讯，可能要晚些时候。他先是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亲外孙赖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外公看了他们寄来的各自家庭、孩子们的照片。当看到女儿叶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孙女（外孙赖章盛的妹妹），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老人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因为她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当年自己的爱妻唐义贞。对于将要到来的团聚，老人和儿女，孙辈，彼此都很慎重。儿女和孙辈考虑，老人已过八旬高龄，体弱多病，先要有充分精神准备，不能让老人太激动。从老人方面，他觉得和失散多年的儿女、孙辈团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纪念的大事，要选择个好日子，作精心、仔细安排。地点，他选择在江西南昌。
198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佳日在南昌一家旅舍，陆定一和失散多年的儿女亲人们重聚，那悲欢离合，细诉系念之情的场景不必详说。我只说陆定一老人要求外孙女儿穿着红丝绒旗袍同他见面的那一刹那，那真是她外公记忆深处永铭不忘的，20年代青春焕发的她外婆唐义贞形象的复活。外公拥着自己的外孙女痛哭失声，外孙女扑在外公怀里思念着慷慨赴义的比自己还年轻的外婆，抽泣不已。满座的人也默默饮泣。但是陆定一老人最终擦干了自己的眼泪，他为改革开放的年代，为新生代的迅速成长而真正欣喜。
1993年5月下旬，我去福建汀州。26日早晨瞻仰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秋白烈士就义处），便去山上拜谒唐义贞烈士墓。义贞烈士的灵，安卧在山巅，有长青的松、柏簇拥。可以俯瞰她生前战斗过并为之付出青春、鲜血、生命的闽、赣大地。墓前石碑上有她亲密战友、夫君陆定一亲笔题字：“义贞知己，我的夫人。”我正在墓前沉思默想，忽见有位五十来岁，穿着朴素的老者上山来，为墓园打扫，清除杂草。我乍一看，觉得这人的长相有点像陆定一部长。后来赖章盛告诉我：你看见的老人，就是我舅舅陆范家定，汀州民政局退休干部，他天天早晨去打扫外婆的墓园。这个名字，包含陆范两家的姓和他的名字，范姓是我外公添上去的。
1998年9月18日初稿
1999年5月12日修定
（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10期）
郭沫若、茅盾往事（1）
一、郭沫若和茅盾，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和茅盾，在鲁迅先生逝世后，是中国进步文化界和文学界的两面大旗。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一个是中国文联主席，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职务，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沈雁冰（茅盾先生的本名）是中国的文化部长。这些在政府部门和文化团体的领导职务，两位均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
两位都是19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深重时期降世的。郭沫若生于1892年，茅盾生于1896年。中国20世纪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出生于这最后十年。郭、茅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不仅是同代人，且曾是亲密的合作共事者。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沈雁冰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毛泽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政治周报》总编辑，而沈雁冰应毛泽东之邀当了宣传部秘书、《政治周报》副总编，两人同住一栋楼。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政治部主任，而郭沫若是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那时他们都在广州。1927年周恩来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郭沫若出任起义军政治部主任，从那时起，他同周恩来就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郭、茅都是文化人而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洪流，并从事革命实际工作。他们是第一代共产主义革命者，自然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先锋分子；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弄潮儿。他们做的事情，在中国有的是属开创性的，如1921年初在北京，沈雁冰牵头主创中国第一个最有影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参加者像郑振铎、叶绍钧（圣陶）、王统照、周作人、许地山、孙伏园、耿济之等，后来很快成为中国很有实力的小说家、散文家、文学研究工作者、评论家，文学报刊编辑家，外国文学翻译家。他们提倡“为人生的文学”，提倡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用他们创作、研究实绩，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争取社会进步的新文学健康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而在同年5月，于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组织了创造社，第二年出版了《创造季刊》。他们提倡创作的浪漫主义和唯美，重视创作的才能和自我表现及抒写内心情感，个性的充分发挥，反叛旧传统，主张革命文学；其后又为中国译介了国外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动中国普罗文学（劳动者大众的文学）、革命文学的启蒙等，功不可没。我认为文学为人生、为美，都是需要的，也是统一的，符合毛泽东后来在文艺讲话中提倡的文艺为人民，又追求比现实更高、更完美的精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向来是文学起飞的两翼或双璧，它们各有优长，也是互补的，缺一不可。我国历史上的文学也是这样。如李白的诗想像超拔，意境美，是浪漫主义，人们称他 “诗仙”；而杜甫则正视现实、反映现实，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见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书写的楹联），乃“诗圣”。茅盾和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上，也是分别举起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旗帜，于文学创作也是互补的，对中国新文学的成长，和文学创作界涌现众多后起之秀，各自起了不可或缺的良好营养作用。
我是3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在偏远山区，40年代读的也是郭老、茅公（这是建国后所有文化、文艺工作者对郭沫若、茅盾的尊称，也是昵称）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的作品，还有他们和他们同时代人翻译的外国作品。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人物心理细腻，分析、表现社会矛盾深刻、透彻，又生动、富有吸引力，毫无说教色彩，我几乎读遍。使我了解黑暗的中国旧社会的形形色色，和革命者在其间的奋斗、挫折、追求等等。在当年的中学生（尤其高中生）中，茅盾的各种题材中长篇小说常常不胫而走。我喜欢读40年代上海群益、海燕等书店、出版社印行的郭沫若的自传书，如《少年时代》、《学生时代》等，还有他翻译的德国大作家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施笃谟（现译施托姆）的小说集《茵梦湖》。好像是从这些阅读中，我了解了郭沫若，一位非常率真地写自己的人，包括童年、少年时期隐秘恋情，他也毫无顾忌地展示并自我剖析。他就像法国作家卢梭那样坦率，那样反传统，这引起我共鸣，也给我以启示。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文笔是那样好，浪漫爱情是那样勾魂摄魄，女主角绿蒂是那样美丽，这书就像是郭自己写的。我如此欣赏浪漫派大作家郭沫若，我相信他的诗才、文才在中国是第一流的。我不太在意二三十年代文场打笔仗，别人攻击他，他也攻击别人的那些言辞。
作为一个迷恋文学的少年，我确实是在郭沫若、茅盾这样一些五四新文学的开路者和他们作品影响下，走上文学之路的。因为读郭老的自传及翻译作品，引发了对他这个人的兴趣，建国后我才有机会读到更多郭氏的作品，包括他的某些学术论著。在我从事文学工作半个多世纪后，而今回过头来看，不管郭沫若、茅盾有什么缺失或不足，历史地看，我仍然觉得，他们就像鲁迅先生那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真正的大师；同时，他们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
郭沫若、茅盾往事（2）
二、中国革命的狂涛激浪，造就了郭沫若、茅盾两位现代中国文化巨人
我去过郭沫若出生地，四川乐山西南、大渡河畔的沙湾，也走过浙江东北部肥美的杭嘉湖平原城镇，但没有到过茅盾的家乡桐乡乌镇。郭、茅都是中国长江流域人，一个居上游，一个在下江。郭的家乡处平原和山乡过渡地带，流经他家门口的那条大渡河，很有气势，弯流、旋涡甚多，神秘难测，是我见过的中国最桀骜不驯的河流之一。另一条在郭家乡不远处乐山草鞋渡与沫水（大渡河）汇流的若水（《辞源》上讲若水是四川西南另一条江雅砻江的古称。但郭沫若为自己取名的若水又称雅河，明显是青衣江），则是碧波荡漾，雍容、秀丽。大渡河的刚烈和青衣江的文秀，的确造就了五四时期登高望远，狂飙突进的诗人郭沫若又刚又柔的性格。茅盾的家乡杭嘉湖平原区，则是中国农业、商业及教育较发达之地，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出人才较多之地。人才之涌出，正在于教育的受重视。郭、茅两位的共同点还在于都出身于过去的大户人家，自小都受中国古文化尤其古典文学的深深熏陶，两位的母亲都是两位在文化、文学、人格等方面最早的启蒙者，谆谆善诱者。接着，两位走出家乡，到视野更加广阔的大城市（郭沫若赴东邻日本留学，茅盾去上北京大学）读书受教育，如饥似渴地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包括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作为打开世界另一扇门而登堂入室的工具），以充实、丰富自己。
然而面对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欺凌、压迫，满目疮痍的中华祖国，这两位年轻学人，怎能将自己封闭于书斋，而不奋身投入民族争自由、平等，国家争独立，人民求解放的伟大正义事业中呢！而在实践中，人们和他们自己很快发现，最能有效地为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是他们的头脑，是他们手中的那枝笔。于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他们的天赋，他们融中、西文化优长于一体的学识、人文素养，而最最主要的是中华民族争自由、求解放的狂涛激浪，还有他们个人的勤奋努力，造就了20世纪郭沫若、茅盾———中国的两位文化巨人。
“创造十年”，郭沫若在诗歌、散文、外国文学翻译等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浪漫派大作家，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桂冠诗人”。与“创造十年”有所重叠的日本蛰居十年，郭沫若在中国历史考古、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等方面的开创性业绩，是举世公认的。这十年成就了中国历史、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学者。抗战初期，在国统区，郭沫若以党外人士身份和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国民党人陈诚是主任）密切配合，他身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做了许多团结、掩护爱国进步文化人，开展多方面抗日救亡宣传的工作；抗战中后期，他又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投入反对蒋政权的专制、独裁、腐败和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参加政界和文化界的许多活动。与此同时，令人惊异的是，郭沫若又迎来他第二个狂飙突进的创作勃发期。根据可靠资料记载，从1941年到1943年3月（那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岁月，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掀起过数次反共浪潮），在不到三年时间，郭沫若竟密集地完成六部多幕历史话剧的创作，这就是《棠棣之花》（五幕剧，取材于《史记》故事，围绕着抗秦、亲秦的斗争，着重表现聂嫈、聂政姐妹为正义献身的精神。该剧初稿写于上海八一三战役之后，1941年皖南事变后增补完成）、《屈原》（五幕剧，写于1942年1月）、《虎符》（写于1942年2月，取材自《史记》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表现联合抗敌的主题）《高渐离》（五幕剧，写于1942年6月，取材于《史记·荆轲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