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对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反复核对，做到客观、准确。我虽拥有笔记、日记、参考资料、脑子记等优势，但我仍然十分谨慎，怕自己有误。有时有些有印象的事，手头没有资料的，我就去问当年的老上司或友人；自己跑到图书馆去查阅那时的报刊，一定要将时间、地点、在场的人等弄得确切，才敢下笔。“对事不对人”这一条对我很重要。写作协那些大的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1964—1965年的党内文艺整风，要使事情的来龙去脉等呈现清楚，不涉及人（包括仍健在的活人）是不可能的；但写清事情是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个人。凡涉及活人，我格外慎重，只将他涉及的事情客观地讲清楚。可以披露他当年真实的观点，但对人则充分留有余地。如他的某次讲话，我的笔记本有全文，我仅引用很少部分，能够讲清问题，这就可以了，决不采取所谓“揭短”的态度，这正用得着“宜粗不宜细”这句话。因为第一，你面对的是你尊重的一个犯有错误的好人；第二，在大环境里，他既显示了自己弱点也有他处境的难处，好些人，包括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况且当事人近年已有所反思。这就是我尝试写文坛人和事时，不能不时时顾及的。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2）
顺应读者要求，设立“蔷薇花瓣”专栏起初，我只是用伍宇等不同的笔名，在《传记文学》的不同栏目，如“微型传记”、“作家逸闻”等发表有关我最熟悉的几位作家、诗人，如谢冰心、沙汀和艾芜、郭小川与李季等人的印象片断。试验了多回，读者中出现反响了，频频来信，希望“伍宇”继续写下去。编辑同事遂建议我干脆设个专栏，于是从1990年第4期起，“蔷薇花瓣”正式开锣出台。我写文坛的稿件，就这样“赶鸭子上架”，而益发不可收。其后数年，在这个专栏，我写了不少“佳作出世记”，记叙改革开放肇始，那些受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如《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是怎样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启示下，春风化雨，于《人民文学》杂志这块园地应运而生的。这些文稿尤受青年读者欢迎，来信最多。我也涉笔尖锐的话题，如《作协的反胡风运动》（这篇文章初稿完成于1988年，因其“准确的”尖锐性，拨乱反正初期，在拍板肯定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张光年针对有的编辑的顾虑，曾讲过“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句名言），曾试投稿于一家公认开明的刊物，而仍遭碰壁），《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等，在“蔷薇花瓣”专栏面世后，除了有某单位的朋友夸我“你好大胆！”，而据我明察暗访，无论是这两篇或后来连载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等，在我所写重大事实方面，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或关心我的文艺界友人们，从未提出过异议，而是说我写的符合实际，比较客观求真，“能做到这点就不容易”。有的年轻朋友还对我文稿中涉及人有时出现“某某”，表示不以为然，而建议我最好点出名字。但我觉得某种情形下，还是留有余地为妥。所以专栏文稿发出那五六年，并没有给作者和《传记文学》杂志引来任何麻烦；相反，普通读者、作者来信、来稿对刊物、专栏及作者伍宇表示支持、赞扬者日见增多。到1994年，这个专栏所发文字，积累下来，已有三十来万字。
香港率先出书看重拙作的史料价值，第一个提出要给我出书的人，是香港作家夏婕女士。1994年上半年我将已发表稿件编成书稿，是夏婕快速出版，并及时寄来样书、稿酬。她对我讲，你这本书不是畅销书，赚不了什么钱，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我的老板也是商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服他毫不迟疑地出了这书。因为要了解真实的中国文坛变迁，这本书值得一看，海外有需要它的读者。这以后才有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该书的内地版。两书出来后，海内外发生了影响。一位在美国首都讲学的我早年的同班同学，欣喜地写信告诉我，说她在国会图书馆看到了香港出的我这本书。1995年，一位日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荻野修二先生，因为买不到香港出的《中国文坛写真》一书，写信求助于我。我只好寄给他一册文联公司版的《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内地版出书后，各地读者写信求我帮助购书的不少。
接受老作家建议，完成“文坛”一书增补稿最令我感动的是，读过我写文坛这本书的前辈作家、还有文艺圈内一些同辈朋友写给我的信。老作家萧乾1995年8月3日来信说：“你那本写作协的书我已借给多人看了，个个都称赞你的巨大贡献。我很希望你能写下去，特别是50年代的阶级斗争，你是见证人，因而是第一手的史料。不但当代读者要看，21世纪也仍是宝贵的史料。”老诗人臧克家读到我写他那一篇，特地写了个条幅赠我，是一首七绝诗，老诗人写道：“文章读罢泪涔涔，一片真情动我心。三载向阳同感受，风风雨雨见精神”。老作家黄秋耘说：“非常感谢你的《三代作家纪实》。读了此书，我不但回忆起一些故人和往事，而且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秘闻’”。作家韩少功来信说“……写我的一段，就是那么回事。很佩服你的记忆力，也由此而感念那一段很温暖的日子。你书中其他一些文章也读过一些。朋友那里有《传记文学》，我大部分都读过，尤其是你写“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好几篇。你是勇敢、诚实、正直的人……”作家蒋子龙写道：“接到大作（《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惊一喜一动容。可喜可贺可为朋友松口气。”新疆作协原负责人、评论家陈柏中来信说：“读了《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写秦兆阳、冯牧、韦君宜和黄秋耘等篇，不禁要为当代文坛良知和英杰们一恸。你的文笔可谓得太史公真传。记事件，秉笔直书。状人物形神兼备。不独有史料价值，也是极好的传记文学。真该感谢你为今日和今后文坛做了件好事。”还有一位忘年朋友、湖南青年作家农鸣写了篇评论短稿寄给我，其中有这样一些话：“……许许多多看似无关联或是有关联的人事与文事，几乎背后都隐藏一个巨大的伤痛：尊严！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作家的尊严，作品的尊严！无数的答案在我眼前摇晃。不摇晃的是：作家没有尊严，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必然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当我看到冰心等等老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经历时，我的心不停地抽搐，也一阵阵温热。为了作家的尊严、文学的尊严、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老一辈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呵。当我们享受今天的阳光时，假使我们不了解这一切，不记住这一切，不沉思这一切，很难说我们不成为叛徒，或者要再次为了尊严而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我很赞成他的话，这正是我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他是在鞭策我！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3）
作家朋友们有的溢美之词，我担当不起。但我记住了前辈和同辈对我的期望。两书虽在七年前出版，且很快售罄。但我绝不满足，因为我写文坛的书并没有真正完成。1996年初，我写完《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一文。这时我已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我最惦记的是萧乾先生对我的嘱咐，我要继续写完原计划要写的文坛一书待完成的多篇文稿。
1997年从国外探亲归来，经过最近五年多持续努力，我终于完成五十多篇“文坛”一书新的增补稿，在2001年5月写完最后一篇文稿而止笔（注）。
新增补的重要文稿，计有：《陆定一人生悲欢曲》、《郭沫若、茅盾往事》、《胡乔木和周扬》、《冯雪峰》、《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干预生活口号的来龙去脉》、《‘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等。写作家的文稿补写了李劼人、曹禺、田间、萧乾、骆宾基、马加、胡征、苏策、杨沫、梁斌、韩北屏、王安友、陈登科、谢狱、郑秉谦、胡万春、叶文玲、刘克、苏群、礼平、周涛、王振武、杜培华等二十多位新老作家。这些文稿已在各报刊发表。特别是写文化界领导人、比较敏感的那几篇，看到和听到的反响都是正面的。如《郭沫若、茅盾往事》在《炎黄春秋》杂志发出后，上海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立即转载写茅盾那篇并加编者按语。有位全国政协委员读了《陆定一人生悲欢曲》、《胡乔木和周扬》等篇后，对我说：“你写文坛人物能够做到“见大不卑，见小不侮”。例如你无论涉笔大人物（如陆定一、胡乔木、周扬）或小人物（曾是中国作协普通工作人员而被当作胡风集团的坐探，遭遇不幸的严旺）都能平等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这是具有开创性的， 我很欣赏，也佩服。还有你对乔木、周扬的评析比较客观。”一位离休的青年团干部读了周扬、冯雪峰诸文后，写信给我。他认为文中评说过去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很精辟，也深刻。
这本新编定的写文坛的六十余万字新书，我将它暂定名为《文坛史记》。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团委员、现任中国作协六届荣誉委员的严文井老先生，为这本书稿写了篇新序。他在序中写道：本书作者“既是个有心人，又是一些人和事的见证者，经过多年积累、努力，写成这册包含文坛史事和人物的书。材料多是他亲见亲历，或观察、搜集的，有一定的可信性，具备某种史料价值。当然这仍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可能难免有疏漏或不周之处，这些问题可以按照我们党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法来解决。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从这个意义说，我支持有关中国文坛史事的书，可以适当出版，以供后来人了解，研究。”如严先生所说，我相信这本书的面世，仅是个时间问题。
2002年5月31日写完
2002年12 月末，略作修改
（载《百年潮》杂志2003年第3期）
注：此文发表后的2003年，作者并未封笔，又写出关于作家的十多篇文稿，重要的如《白桦和公刘》，十位《上海老作家侧记》等，已经在有影响的杂志上刊出。2004年上半年，在等待本书稿报批的过程中，作者又补充七篇文稿，计《人民文学美术顾问华君武》、《讲究短篇小说艺术的作家林斤澜》、《四川才子杨牧十韵》、《儿童文学作家任氏兄弟》、《我和赵燕翼的交情》、《蚕豆早熟》，最后一篇是《田汉是条汉子》，不知是否“压卷之作”？———不是，2005年3月11日作者写成《1964年延安之行》一稿，这才是最后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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