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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的那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现在再虚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因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地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档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开胸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白天黑夜地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破烂烂、门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非中心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而令我有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不会伤害到伯尼，却能让他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但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你这干什么，鲍勃。我想尝试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故事的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劳，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就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伯尼自己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是个不辞辛苦帮助别人的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那些低级竞选人。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且，他新加入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子，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来自伯尼’，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上，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是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遥远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只是告诉我，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一直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家伙朝我挥手，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鸡仔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点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我慢慢缓过来后，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害，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按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行。”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整个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情地确信，我尽我所能地写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